滔天大浪中的小涟漪

1966年6月，一切都变了，一切都不在原来的轨道上运行了：高考日期推迟了，通过了
一切审查的出国留学也渺无音信了。每天照常到学校，没有课程可上，没有老师来管，
每天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学习当天的大报社论。

8月初，教导主任把我叫到了办公室，把两件事的态势谈了一遍，给了我一个临时工作：
去青年报社帮忙，暂时没有确定期限，万一升学或留学有进一步消息时再回校。就这样
还没有高中毕业文凭的我踏上了人生的第一份工作(有津贴呵）。

报社对我来说是个神秘的地方，一栋法式三层小洋楼，每个房间是一个不同的编辑室。
我被分到信访组，还有七个和我一起借来的高中生被分到了文艺，体育等编辑室。在信
访组，等待我的工作是一大堆要回复的信件，东从上海苏州，西至成都重庆，北有徐州
郑州，南达昆明厦门，内容形形色色，要求方方面面。每封信后是一双盼望的眼神，
每封信中有一个求知的心胸。看官，要是您在那个时段向青年报社发过信函，十有八九
您收到的回信就是我认真努力的结果。

平静又繁忙的日子没过多久，社会的斗争风潮也刮进了报社和团市委。我们八个学生助手
在副主编的带领下，也踏上了串联行程。火车把我们带到了北京，军用卡车送我们进了
南郊的坦克兵营房。每天清晨，在起床军号声中梳洗吃饭，军用卡车送我们去北大，清华，
送我们去天安门，团中央。抄大字报，看斗争会，拼命往脑子里塞各种新鲜事物，直到
华灯初上才随车回营休息。值得一提的是，我们的串联时间中间正好是国庆节，我们
八个学生也成为那天百万红卫兵中的成员，浩浩荡荡通过了天安门广场接受伟大领袖的
检阅。我那天幸运地被伙伴们推荐上了天安门广场的检阅台，白天在检阅台上和行进中
的红卫兵们同时尽情挥手欢呼，晚上在检阅台上和上百万观众静心观看烟花。没有照相机，
没有手机，欢乐又壮观的景象深深地记在了脑海深处。

回到报社，没有我们的煽风点火，大字报批斗会早已成常态。经常写信的学生直接串联到了
各地，串联到了报社，信访组已无信可回，我改成了发行校对员。经常半夜搭上机要员的
摩托车后座，到印刷厂校对文稿，一遍一遍看，一字一字改，四印三校，直到天明印刷机
开动才能回去睡觉。机要员刚从部队退伍，家住宛平路，估计父亲在市委工作，对上层消息
比较灵通。天长日久，又由于年龄相近，我和机要员成了无话不谈的好朋友。

1967年一月风暴之后，机要员介绍我参加了设在工人文化宫的“反对经济主义联络总部”。
当时有一些组织打着“造反“旗号，关注的是一己私利。如一些临时工、外包工的组织
“红色造反司令部”，国家经济困难时期回乡支农工人的组织“支农返沪造反队”，支援新疆
工人的组织“支疆返沪造反队”，甚至还有“学徒工造反队”。这些组织人数不多，一开始就
提出经济要求，擅自强要当权派签字，发钱发福利。顾名思义，“反对经济主义联络总部”
就是要反对这些闹事之徒的不良行动。

反对经济主义联络总部是个非常松散的组织，有事开会，无事放羊。原本平平安安的日子
因一突发事件而改变。一月下旬一个头儿叫我去海关大楼九楼，从来没进过海关大楼的我
不禁对那里的建筑豪华而赞叹，更对即将承担的任务而惊讶。九楼的一个豪华套间里住了
市劳动局的一名处长，正是那些闹钱闹福利的人找的团团转的当权派。我的任务就是管好
这位处长的安全和生活。现在想想有点害怕，万一那些闹钱闹福利的人找上来，我一个白面
书生有何用。我也担心这件事情的性质，会不会将来有人控诉我绑架干部，等等。幸好什么
事都没发生，在那里住了四天，风声小了，事情过了，处长官复原职，我也回到报社。现在
才知道这还是个小事，当时市长级的干部也曾被躲到和平饭店里，和那些闹钱闹福利的人
捉迷藏呢。
后记
1967年一月底二月初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正式成立，那些杂七杂八的委员会包括反对经济主义
联络总部都被解散。为了鼓励那些出过力流过汗的成员，新市领导接见了全体成员并合影。我
拿了底片让报社的摄影大师放了一张10寸大的。可惜人太多，站在最后一排，只能看见脸的
上半部。站在第一排当时推波助澜的那些人，十年后的故事看官一定都知道了。

1967年3月，八个来报社帮忙的高中生被遣散回校。到了5月，66届高中生摊上了去工厂码头
“抓革命，促生产”的任务，我去了上港七区和煤炭打了整整一年的交道。此是后话。
贴主:laosanjie于2023_04_10 12:26:11编辑

贴主:laosanjie于2023_04_12 10:09:53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