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1月7日，邓颖超在北京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零五医院一直待到深夜，但周总理却没了往日的精神，在病床上昏迷着一直未醒。

“大姐，要不先回西花厅休息？您也忙一天了，养好身体才能照顾好总理呢”听到秘书赵炜的劝告，邓颖超深情地望了周总理一眼，帮他掖了掖被子才依依不舍地走出医院。

                                                                                            周恩来与邓颖超
等邓颖超一觉睡醒已是第二天上午，这时秘书赵炜神色慌张地进来说道：“大姐不好了！您快去医院看看吧！”

邓颖超心里咯噔一下，周总理进来身体一直不好，已经送往医院抢救了多次，虽然每次都是虚惊一场，周总理总会握着她的手亲昵地喊她 “小超”，但这一次邓颖超的心里却有种说不出的恐慌。

                                                                                                           邓颖超
周总理是因为什么被送往医院，这次急救会有怎样的消息呢？这一对革命伴侣相伴着走过了怎样轰烈的一生？共处50余年，邓颖超大姐对于周总理又是怀着怎样的情感呢？

千里寄信 开启浪漫一生
1920年10月中旬，当时的周恩来刚因为“天津五四运动”从监狱中被释放出来，此时的他即将离开天津前往上海坐轮船到法国进行勤工俭学。

临别之前，周恩来收到了邓颖超的一样礼物，她将毛衣递给周恩来并说道：“听说欧洲那边天气寒冷不像国内，担心你过去身体不适，特织毛衣一件，望君珍重。”

摸着柔软舒适的毛衣，周恩来的心里也感到一阵说不出的感动，当他翻开毛衣的侧领时发现里面还绣着一行小字：给你温暖——小超。

“放心小超，我到欧洲后也会写信与你。”周恩来含情脉脉地注视着邓颖超温柔地说道，随后踏上了前往上海的列车。也正是此行让周恩来确立了共产主义的信仰，并加入了巴黎共产主义小组，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最早创建人之一。

到了法国留学的周恩来也没闲着，在加入巴黎共产主义小组后，更是与赵世炎等人一同组织起了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并且担任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书记，负责中国社会青年团的宣传筹备工作。

虽然忙碌的学业、工作、社团活动充斥了周恩来的生活，但他的心里始终牵挂着那位中国姑娘。

3年后的一个春天，邓颖超突然收到了一封从外国寄来的信，当她看到信封上那行熟悉的字迹后，心中便知道来信者肯定是周恩来。

邓颖超打开信封后，看到里面是一张明信片，上面画着威廉·李卜克内西（国际工人运动著名活动家）以及罗莎·卢森堡（马克思主义思想家）的画像，两人创立了斯巴达克同盟，组织领导国际层面的工人斗争和反战运动。

翻到明信片的后面，是周恩来写下的两行字：“希望我们两个人将来，也能像他们两个人一样，一同上断头台。”

                                                                                          威廉·李卜克内西
现在看来这段话用来表白可能过于残酷或者带着一些不好的寓意，但是在那个动乱特殊的年代，以及周恩来和邓颖超两位曾组织过天津五四运动的爱国者而言，这是最炽烈且深沉的爱。

短短两行字，却让邓颖超看得满眼泪流，周恩来愿意将自己的生命与信仰都交付给自己，并希望两人能够同道而行，简单的几个字，却承载了一位革命者的全部重量。

但是在静下心来想时，邓颖超还是有些疑惑，因为周恩来在出国前总说自己是一个独身主义者，怎么现在选择用如此热烈的方式来告白呢？

带着这样的疑问，邓颖超在回信之中先是询问了自己准备建立一个天津妇女进步组织的意见，直到信的最后才用寥寥数字抛出自己的疑问：

来信已收到，但你曾自诩为独身主义者，现在是有了新的感想？

怀着忐忑的心情，邓颖超将这封信寄了出去，没多久便收到了周恩来的回信。回信中周恩来表达了他对于建立妇女进步组织的赞同，并且也对邓颖超的疑问给出了解答：

当我到达欧洲后，思想与眼界都已经开阔了起来，尤其是在认识到革命与爱情可以互相成就的情况下，原本“独身主义”的想法已经改变。

就像马克思与燕妮、列宁和其夫人克鲁普斯卡娅，他们不只是榜样，更是理想中的革命伴侣！

                                                                                        列宁和克鲁普斯卡娅
其实在写给邓颖超之前，不光是这些革命上的榜样，周恩来身边的朋友们也都纷纷恋爱并结婚了，看着朋友们与爱侣互帮互助，大家也纷纷劝周恩来也找一个志同道合并相互支持的伴侣。

当时周恩来的脑海中只浮现出一个人的模样，那便是邓颖超，于是就有了千里寄信的表白。

虽然周恩来已经确信自己要将一生都投身在革命之中，但他同样希望能和邓颖超一起为了相同的信仰与目标而奋斗，所以希望邓颖超能够给予答复。

再次收到回信的时候，邓颖超心中十分慌乱，对于周恩来的热烈表白心中是又喜又忧。喜的是这一切都如她所想，自己也对周恩来十分有好感；忧的是自己的母亲虽然主张自由，但对于恋爱之事仍要亲自参谋，这让邓颖超十分为难。

果然在母亲得知这件事后，她告诉邓颖超先不要着急答复，等他从法国回来考察看看再说。但邓颖超心里知道，自己和周恩来的思想以及感情都等不了那么久。

于是邓颖超并没有接受母亲的建议，由她自己决定自己的恋爱自由，并明确地答复了周恩来：我们思想想通，愿相依相伴，共同为共产主义理想奋斗终生！

结伴而行 同为革命奉献
1925年 8月7日，身着白衫黑裙的邓颖超满怀兴奋，乘坐轮船由上海到达广州，因为一天后她将与周恩来举办婚礼，但是下了轮船后却怎么也见不着心上人的模样。

当时邓颖超已经提前给周恩来说过自己在何时乘坐轮船前往广州，却没想到码头上竟然没有他的身影，她的心里顿时就有些生气。

周恩来回国参加革命的这些年来两人总是聚少离多，而且自己也因为北洋军阀的通缉从天津来到广州。

邓颖超不禁心想，这么重要的日子，周恩来究竟在做些什么呢？把自己的未来新娘都给忙忘了。

其实当时的周恩来确实是因为工作上的问题抽不开身，但他将邓颖超的照片交给了当时的秘书陈赓，让他帮自己去“接新娘”，并反复交代陈赓：到了码头见到小超之后，一定要解释清楚自己实在忙不开。

而陈赓在看到周恩来给到相片后不禁笑了起来，他说道：

我的周主任，您这个相片都有好几个年月了吧！原来周恩来给出的相片还是他在留学法国之前，邓颖超送给他的，而这便需要考验陈赓的眼力以及反应能力了。

等陈赓来到广州码头后便瞪大了双眼，一个接一个审视着从码头走出的女旅客，不停地抬头又低头，和自己手中的相片不断对比，可是直到所有的旅客都下船走光，他也没能顺利接到周主任的“准新娘”。

懊恼之际陈赓突然想到，自己如果在码头没有接到，那“新娘子”邓颖超会不会自己找车去往周恩来的住处了，于是紧赶慢赶地往回跑去。

等到了周恩来住处时，陈赓看到屋里已经围满了熟悉的面孔，大家都在等着邓颖超的到来，就在陈赓紧张地说出没接到“新娘子”时，邓颖超从门口笑盈盈地走了进来。

原来四下等不到人的邓颖超自己叫了辆人力车，拎着箱子便找到了周恩来的住处。看着日夜思念的邓颖超，周恩来满脸都是笑容，向在座的众人介绍了自己的“新娘子”。

风尘仆仆赶回来的邓颖超本以为会跟周恩来有些单独相处的时间，哪知道在介绍完过后，他便跟陈延年几人交谈着工作，并且谈着谈着还出去开会去了，也没说要开多久。

陈赓看出邓颖超有些不开心，便拿来几个面包说道：周恩来主任和陈延年委员长去广州区委开会去了，晚饭时间已过先吃点面包充饥吧。

哪知道周恩来这一去便是彻夜未归，邓颖超第二天便前往广东区委报道，直到傍晚才回到周恩来的住处。回家后两人举行了一个极其简单的婚礼，没有仪式没有请客，有的只是四目相对的深情与热爱。

结婚当天两人在广州拍了结婚照，第二天一早周恩来便早早前去指挥省港大罢工行动，而邓颖超也在广东区委委员长陈延年的安排下开展广东的妇女工作，并且担任中共广东区委委员兼妇女主任。

就像邓颖超对周恩来的深沉表白中所说：“和爱的人走到哪里，哪里就是家。”

在后来的日子里，周恩来与邓颖超相伴走过了许多艰苦的革命时刻，从长征到延安再到新中国的解放。两人也确实如列宁与克鲁普斯卡娅一般，从革命到生活相伴着走过了大半生。

总理离世 大姐痛失所爱
1954年4月19日，周恩来总理作为兼任外交部长出席了日内瓦关于和平解决朝鲜问题和恢复印度支那的和平问题。

当周总理离开时，他当时在西花厅的住所里满树的海棠花正含苞待放，等到他开始参加会议的时候，西花厅里的海棠花都纷纷盛开了。

邓颖超知道周总理是最爱海棠花的，每年西花厅的海棠花盛开时，他总会站在窗台前或者散步在院子里欣赏海棠花之美。而今年因为海外会议的缘故，却没法亲眼见到满院花开之美。

于是邓颖超在写给周总理的信里添加了些惊喜，她特意将院中开得最好的一支海棠花剪了一枝，又从郊区的山坡和泉水旁采了些野花，以及家中盛开的其他家花，随信一起寄到了日内瓦。

在忙碌的会议之中收到心爱之人的来信就已经让周总理十分开心了，但当他打开信封还还是被邓颖超的浪漫所打动，字里行间满是对自己的关心与热爱，而且还夹杂着海棠花以及其他花朵的芬芳，犹如暖流般滋养了周总理的内心。

收到信后周总理也想着赶快给自己心爱的“小超”回信一封，但因为会议与形成安排很难抽出身来，最终在一个月后的深夜四点为邓颖超寄信一封，还将他在日内瓦院子里收集来的一些花朵随信附去，尽显浪漫。

要知道解放后的新中国各方各面都需要极大的工作量，而周总理也一心扑在工作与人民之上，他总是说着自己不是总理，而是人民的总服务员，一直为国家尽心尽力，但他的身体却逐渐支撑不住了。

1972年周总理被诊断出患有膀胱癌，身边的同志们都劝说他要爱惜身体减少工作量，多配合治疗。

但是有太多工作需要他负责，太多东西不自己过目心里就不踏实，周总理带病依然坚持工作。

直到1976年，因为周总理经常的熬夜工作以及病情恶化让他成为了医院常客，并且多次需要紧急抢救，这让邓颖超的心里每天都像悬了把剑一样。那天是1月7日的晚上，周总理一直昏迷到了深夜。

看着满脸倦容的邓颖超，秘书赵炜便劝说着带她回西花厅休息。谁知道就在邓颖超刚走不久，周总理从昏迷中苏醒了过来，看着身旁的空位愣愣地发呆。

值班医生看到周总理的表现后问道：总理您是找邓大姐吗？她刚走回去休息了。

听到医生的话周总理摇了摇头，当时谁也没想到已经苏醒且正常的周总理竟是回光返照，所以也没去西花厅打扰邓颖超的休息。

等第二天邓颖超睡醒过后，因为已经70多岁的年纪她本想再多休息会儿到下午再去陪周总理，谁知道秘书匆匆忙忙地跑了进来说要快去医院。

邓颖超本以为这次也会像之前一样，周总理就算危险也会被抢救回来，再拉着她的手喊她“小超”。

却没想推开病房的门后，看到周总理已经安静地躺在病床上一动不动，身旁的医护人员多次抢救却没有一点反应。

看到这里邓颖超再也忍不住，扑在周总理的病床上哭喊道：恩来！我来晚了恩来！但却再没有人回应她了，最爱的那个人就这样走了。

1976年1月8日上午9点57分，“人民的好总理”周恩来永远离开了这个世界。1月11日的长安街头上，两旁人行道挤满了天南海北的男女老少，他们无一例外的胳膊缠着黑纱，胸前戴着白花，在十里长街前目送着周总理的灵车远去。

邓颖超在后来的日子里专门写了《从西花厅海棠花忆起》这篇文章，里面回忆了她和周恩来在西花厅生活的这26年，从两人相识到相恋再到为革命奉献终生，直到西花厅的主人离去自己也垂垂老矣……

从书信往来到以书回忆，周恩来与邓颖超的一生是不平凡且极其浪漫的，两人因为相同的思想与精神走到一起，并且相互支持着对方完成了一个又一个伟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