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称帝时，知识人在做什么
傅国涌 从臣民到公民的历史责任i 2023-03-06 14:39


一



相距三十年，陈寅恪读了吴其昌的《梁启超传》，追想往事，当年他26岁，正担任经界局局长蔡锷将军的秘书，亲历过洪宪称帝一幕，“其时颂美袁氏功德者，极丑怪之奇观。深感廉耻道尽，至为痛心。至如国体之为君主抑或民主，则尚为其次者。”就在此时，在万千读书人心中有着偶像地位的梁启超公开发表了《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摧陷廓清，如拨云雾而睹青天”。



梁启超本人在《国体战争躬亲录》也回忆，他在筹安会发起后一星期写下此文，“其时亦不敢望此文之发生效力，不过因举国正气销亡，对于此大事无一人敢发正论，则人心将死尽，故不顾利害死生，为全国人代宣其心中所欲言之隐耳。”



杨度等六人发起筹安会是在1915年8月14日，19日发布启事，推定杨度为理事长，23日正式宣告成立，向各地发出《筹安会通电》。这个月底，梁启超的文章在京城一见报，各报即争相转载。(此前8月20日，已交《大中华》杂志付排。8月22日，梁启超写信给女儿梁令娴就说，论国体问题的文章已交人带入京登报。)



比陈寅恪小四岁的吴宓听说袁世凯见到此文，以为足以当一师团。9月5日，吴宓(1894年生)在《国民公报》读到此文，同时读到汪凤瀛的《致杨皙子书》，当天在日记中激动地写下：“听风雨之鸡鸣，作颓波之砥柱，亦大可为共和吐气，使奸人丧胆。”他也很想在这共和与专制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执笔，只是力与学未逮，而梁、汪之文虽说理透彻、词锋犀利、措语庄严，只是“深心韬晦，使他人无懈可击”，他觉得意犹未尽，因此有爽然若失之感。



章士钊也在《甲寅》撰文指出：



梁任公先生号为言论之母，今于国体论“甚嚣尘上”“八表同昏”之时，独为汝南晨鸡，登坛以唤，形大而声宏，本深而末茂，其所以定民志、郛众说者至矣。顾其文不免有斧凿之痕，启人疑虑。颇闻人言，梁先生草此文，凡数易稿，初稿之词最为直切，亲爱者以为于时未可，点窜涂改，以成今形。



曾追随梁启超的吴贯因见过此文原稿，确有删改之处。比如在痛斥帝制之非，并说由此行之，“就令四万万人中三万九千九百九十九万九千九百九十九人皆赞成，而梁某一人断不能赞成也”这样的表述(大意)。后有人劝他，袁现尚未承认有称帝之举，初次商量政见无须如此激烈，所以删去了这段，其他各段也改得更为平和。



就连主张君主制的严复9月23日的私信中也认为，反对声音中以汪、梁两文最有力，“然两家宗旨，皆非绝对主张共和，反对君宪，而皆谓变体时机为未成熟。”他举出梁启超文中所言：“吾国宪政障碍，非君宪所能扫除，障碍不去，则立宪终虚。”严复指出：“大总统宣誓就职之后，以法律言，于约法有必守之义务，不独自变君主不可法，且宜反抗，余人之为变，堂堂正正，则必俟通国民意之要求。顾民意之于吾国，乃至难出现之一物，使不如是，则共和最高国体，亦无所谓不宜者矣。”向民国宣过誓，这正是袁世凯所担忧的。所以，若不是民意一边倒的呼吁他放弃共和、回归帝制，他也不敢贸然轻进。



8月31日，章士钊在《帝政驳议》中言及袁世凯就职总统时的誓词“发扬共和之精神，涤荡专制之瑕秽”，就说：“未几而精神浸亡，瑕秽山积”。反过来却又成了共和不行、要回到帝制的借口。他堂堂正正地批评：“口血未干，言犹在耳，而今竟以民主帝政见告，立会在政治首要之地，主事皆左右近幸之人，收集党徒，明谋不轨……举凡前此带山砺河一切之誓，于今所未便，即悍然毁灭，使无或遗。而司其说者，犹欲以将来立宪为饵，而欲人之欣然乐从，俯首而听命，此岂可得知数耶?”



《青年杂志》问世前，王庸工写信给陈独秀提到宣誓：“以共和国之人民，讨论共和国体之是否适当，其违法多事，姑且不论，倘讨论之结果，国体竟至变更，则何以答友邦承认民国之好意，何以慰清帝逊位之心，何以处今总统迭次向国民之宣誓……”可见这在当时几乎是常识。



到12月下旬蔡锷将在云南起兵，统率办事处连续两电责问他为何出尔反尔，明明8月25日在北京签名主张君主制。他电复统率办事处就如此回敬：“若云反复，以总统之信誓旦旦，尚可寒盟，何论要言!”



违背屡次的宣誓，正是袁世凯感到棘手的。10月2日，他跟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就坦言了心中的顾虑。朱尔典回答：“国民议决共和政体，选举大总统为大总统，则当然发誓维持共和政体。若国民又议决君主立宪政体，恭举大总统为新帝国之大皇帝，则又当本国民之意，发誓维持君主立宪之政体，此顺民意而为之，于信用毫无损失也。”



9月6日袁世凯特派政事堂左丞杨士琦到代行立法院的参政院，发表对于变更国体的宣言，故作轻巧地说：“而维持共和国体，尤为本大总统当尽之职分，近见各省国民，纷纷向代行立法院请愿改革国体，于本大总统现居之地位，似难相容。然大总统之地位，本位国民所公举，自应仍听之国民……”



集中民意，是杨度发起“筹安会”之用意之一，更是梁士诒等策动“全国请愿联合会”、组织虚拟的“国民代表大会”之目的。12月11日，经代行立法院于核定，全国各省区“国民代表”1993名，主张君主立宪的票数1993张，也就是100%赞同回归帝制，欲求一张反对票都不得。袁世凯声言，“民国的主权本于国民之全体，既经国民代表大会全体表决改用君主立宪，本大总统自无讨论之余地。”所谓“民意”只不过是揣摩“上意”，非真民意也。
   试想，在共和政制之下，岂能容许京师堂而皇之公开地在讨论废除共和的问题，而且是有参政院参政身份的杨度出面。《筹安会通电》所谓“本会之立，将筹一国之安，研究君主、民主国体二者以何适于中国。”这一点，早在8月21日，清末曾力主张君主立宪的徐佛苏即在北京《国民公报》公开指出了——



古今中外，无人在本国法权之下，而集会结社，公然讨论本国国体者。更未有昌言推翻本国现有之国体，谋植其他国体而不触禁令者。何也?国体者国本之所托命，国民全体艰难开创，歃血缔盟，共同奠造之大基业也。故其本国人民，无论何人，对此国体，凛若神圣不可侵犯。



如国体可以自由讨论改变耶，则国家有一日之生存，在人民即可以有一日之讨论改变，非待至无国以后，将无讨论改变终止之时。然则此讨论也，岂不与国家生存之目的相背，而成为滑稽之事乎?故世界无论何国人士之言论著作，对于他国之国体，可以任意批评，若一论及本国国体，纵心怀反对，亦只能出以微言婉风之笔，否则谓之倡革命耳。



杨度主张君主立宪可谓久矣，当初在日本留学，孙中山就没有说服他。这年4月，杨度抛出对话体的长话《君宪救国论》，认为共和之下强国无望、富国无望、立宪无望，终归于亡国而已矣。他以答客问的方式阐述政见：



共和政治，必须多数人民有普通之常德常识，于是以人民为主体，而所谓大总统行政官者，乃人民所付托以治公共事业之机关耳。今日举甲，明日举乙，皆无不可，所变者治国之政策耳，无所谓安危治乱问题也。中国程度何能言此?多数人民不知共和为何物，亦不知所谓法律以及自由、平等诸说为何义?骤与专制君主相离而入于共和，则以为此后无人能制我者，我但任意行之可也。



严复老先生以他翻译的著作而广为人知，他虽主张君主立宪，并列名筹安会，却与杨度的见解不甚相同。当年9月23日，他在写给熊纯如的信中自道心曲：“吾国今日之事，亦视力之何如耳?至于其余，大抵皆装点门面之事……故问中华国体，则自以君主为宜。吾侪小民，为其中托庇之一分子，但愿取此大物之家，量力度德，于外则留神邦交，于内则通筹财力，使皆稳固，则权力所在，将即为讴歌所归，历史废兴，云烟代谢，我曹原无所容心于其际也。”



对于梁启超的影响力，严复深知，他在后来(1916年4月4日)的私信中曾言，梁启超“妙才下笔，不能自休……其笔端又有魔力，足以动人”，然对于梁的政见常有变化则深不以然。他继续对梁有所议论，认为其“不识中国之制与西洋殊，皇室政府，必不可分而二者，亦可谓枉读一世之中西书矣”。他引用法国作家雨果《九三年》中一语：“革命时代最险恶物，莫如直线。”他说梁启超理想中人，正是“常行于最险直线者也”。



他坦言自己对君主制一如既往的感情。当辛亥革命之际，他即对共和心怀警惕，在写给英国《泰晤士报》记者莫理循的信中，曾清楚地表明了君主立宪的立场。他对君主制的肯定确乎没有变过，认为，“中国立基四千余年，含育四五百兆，是故天下重器，不可妄动，动则积尸成山，流血为渠。”



而对于比他小五岁的袁世凯，他却自有看法，1915年6月19日给熊纯如信中即说：“大总统固为一时之杰，然极其能事，不过旧日帝制时，一才督抚耳!欲与列强君相抗衡，则太乏科哲知识，太无世界眼光，又过欲以人从己，不欲以己从人，其用人行政，使人不满意处甚多，望其转移风俗，奠固邦基，呜呼!非其选尔。顾居今之日，平情而论，于新旧两派之中，求当元首之任，而胜项城者，谁乎?此国事之所以重可叹也。”在上述信中又议及袁：“夫袁氏自受委托组织共和以还，迹其所行，其不足令人满意者何限!顾以平情冷脑，分别观之，其中亦有不可恕者，有可恕者，何则?国民程度如此，人才消乏，而物力单微，又益之以外患，但以目前之利害存亡言，力去袁氏，则与前之力亡满清正同，将又铸一大错耳。”两个月后，袁薨，民国政局转入不可测。当日(6月6日)，严复即在私信中预言：“从此国事，思之令人芒背。”



       二



1915年，筹安会出笼时，严复61岁、杨度40岁、梁启超42岁。章士钊只有34岁，正在办《甲寅》杂志。杨度是留日学生，梁启超曾流亡日本等国，严复毕业于英国伦敦格林威治的皇家海军学院，章士钊留学于英国阿伯丁大学，研习法律、政治，兼攻逻辑学。同是留英出身，他与严复的政见却不相同。



自辛亥以来，章士钊已成为共和价值最有力的阐释者和捍卫者之一，他的文章曾启迪过年龄相仿的湖南老乡、也是民初最有活力的政体设计者宋教仁，宋将他的专栏剪报装订成册，作为案头参考读物。难怪有人称他是“宋教仁的灵魂”。自日本略窥察宪政的宋，与在英国正式研究过宪政的章，在学理层面确不能相提并论，但章氏理想，若无宋氏实行，也不过纸上文章。不幸宋于1913年春天被刺，章的共和政体理想失去了在现实中落地的推手。但他依然通过《独立周报》、《甲寅》周刊等媒体表达清晰的政见。他的典雅文风、严密逻辑，吸引过比他年轻的钱基博、胡适、罗家伦等人，他们都曾给他的政论文极高的评价。



当杨度的《君宪救国论》和古德诺的《共和与君主论》相继发表，他以“秋桐“的笔名发表了一系列许多捍卫共和价值的政论。对于杨度，也包括严复等一再强调的国民程度不足。早在1914年6月10日，他在《国家与责任》一文中，就以民智最高的美国为例，认为有选举权的不过全部人口的五分之一，多数并不是一个绝对的概念，而是相对的，所谓多数是指有选举权的多数，不是全部人口的多数。他假设中国五分之一的人有选举资格，那就是八千万。退一步，八千万人的五分之一，那就是一千六百万，即使只有一千六百万的五分之一，那就是三百二十万，即使是三百二十万的五分之一六十四万，甚至是六十四万的五分之一，就是十二万八千，都不妨碍他关于国民程度是一个相对概念而不是绝对概念的说法。如果中国连十二万八千有政治常识的人都没有，那么即使实行专制也没有资格。



这一点，1915年6月22日，他在《共和平议》长文中说得更清楚，所谓程度只是比较之词，而非绝对之义。即使说中国民智之低，不足以举行普通选举，也不能说中国没有一部分优秀分子可以进入参与政事之林，无论何人都难以相信。他直言自己理想中的立宪政治，最初不是以普通民智为基础的，“而即在此一部优秀分子之中，创为组织，相观、相摩、相质、相剂，此其基本任务，与世俗所称开明专制，不必有殊。”共和政制可以由一部分优秀分子创设，而不是“其智未足以言政”、从来没有听说过共和为何物的普通人民，自主选择的结果。“若以人民全体为一标准，而疑多数拙劣分子所不能了解之事，即不能行于少数优秀分子相互之间，以致优秀者失其磨荡之力”，则将永无进步可言。
    针对古德诺所说中国以人为治传之数千年，中国人“绝不适于社会共同运动”。他说这句话的毛病就在，以人民全体的程度，作为创设政制的标准，而忘记了转移社会的中坚，无论哪个国家，都是一部分聪明俊秀之士。在中国尤其如此。他接着指出，“惟人治之不善，乃立宪法，惟人民之无识，乃言进步。不然，则有国者，亦只随其古来相传之政习以终焉耳矣”，按这一逻辑，不仅辛亥之役不值一钱，当时各文明之邦，达成良明政治的无论是激进的革命还是平和的改革，岂不都成了谬妄?



相比之下，比他年长、同是留英出身的严复，虽翻译过《法意》、《群己权界论》等经典，却只能守着老中国“古来相传之政习”打吗啡终老了。



1914年11月10日，1879年出生的陈独秀在《甲寅》发表的《爱国心与自觉心》文中，也阐述过国民程度的问题，他认为一国人民的智力，不能建设共和，也未必宜于君主立宪，两者都是要行代议之制。“代议政治，既有所不行，即有神武专制之君，亦不能保国于今世。其民无建设国家之智力故也。”所以，他说，“今吾国之患，非独在政府，国民之智力，由面面观之，能否建设国家于20世纪?夫非浮夸自大，诚不能并无所怀疑。”这不是他一个人的怀疑。当筹安会出笼后，王庸工给他写信，认为更可怕的就是，“此邦官民，对于吾国国体变更，莫不欣欣然有喜色，口中虽不以为然，心中则以此为彼国取得利益莫大之机会，……此诚令吾人不寒而栗者也。”他在回信时即指出：“人民程度，果堪立宪，而谓之不适共和，诚所不解。”他之所以想在国人思想的根本觉悟上用力就是因此。



新生的民国，在共和政制的实践中诚然多有缺点，却也并不像批评者所说的一无是处，主权在民，三权分立、天赋人权这些观念得到确认不用说了，即使作为共和制最最受诟病的国会而言，章士钊在《共和平议》中说，“平心论之，国会亦何尝造大孽于天下”。吵吵闹闹是国会的常态，他曾目睹英国历史深远的巴力门也是争吵不已。日本帝国议会经二十多年训练，今年开会时还差一点动拳头。我们开第一次国会，相持之急，传闻也不过是拍桌子、掷墨盒而已。翻一翻各国议会史，就算不得什么了。为何到了中国，就好像犯天下之大不不韪，为五洲万国所无一般。岁费六千，就好像是议员应受死刑的证据，内外攻讦，体无完肤。当袁解散国会，选举产生的议员出局，指定的所谓参政登场，“所受实同，不闻其非，转嫌其少”。
     他承认议员品性不齐，无可讳言。但是当贿赂遍地，兵威四逼之时，而天坛宪法草案，还能从容起草，主张不变。总统选举，将议员困在里面不给吃的喝的，外面以军队威吓，从早到晚，票也只是勉强够而已。这些事先不去追问是非曲直，而国会议员中至少有许多人是节操的，决不能说其绝无存立之价值。他思考共和之所以受挫，一是由于国民责望之过奢，一是由于当局成心之无对。责望过奢的又分两类，一是向来主张共和的，平日的理想一旦见之实行，不如原来的期望，则顿生失望，如章太炎就是。一类是向来不主张共和，处处以挑剔的眼光来看待，康有为，乃至梁启超都是这样的心态。
    他说：“惟读者思之，共和二字，本为吾国人所不习，行之而不能无弊，又为事实所当然，今骂倒共和之声，出于此辈贤豪长者之口，其不为人所利用，以颠覆新制者几何。至于当局者之成心，尤为章显。昔之主张排满者，谓满洲不能立宪当亡，能立宪亦当亡。今之排共和者亦然，共和不适于吾国当亡，适于吾国亦当亡。”他直言，共和不能行，开明专制更无可望，非一端走入无政府，一段走入黑暗专制不可。有人口说“立宪”，而不知以政体而言，共和与立宪正如二五之与一十，势难区别也。今日民智虽幼稚，难道连三百廿乃至千余年前所可比吗?对于另一种说法，就是中国地大不适于共和之说，他也做了有力的反击，在广土众民的大国实行共和，美国、法国已提供了先例。



此时距离筹安会正式出笼已近两个月。



8月31日、9月17日，他与杨度、古德诺的言论针锋相对，接连以《帝政驳议》、《民国本计论——帝政与开明专制》等长文予以回应。过去人们的目光都被梁启超那篇《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所吸引，包括当时的“90后”青年吴宓、陈寅恪等。其实，章士钊对共和政体的立言，无论放在言论史还是政治史上来考察，都更值得重视。10月1日，他的《评梁任公之国体论》一文就是与梁商榷，对于梁的“只问政体不问国体”，“在甲种国体之下，为政治活动，在乙种反对国体之下，仍为同样之政治活动，此不足为政治家之节操问题”，他指出，“君主国体，为家天下，民主国体，为公天下，自私而之公，一也。满洲季年，立宪绝望，易为共和，而宪政确立，在理宜然，二也。苟政论之节操，缘此二义而无伤，则在同类变故之下，政情稍与其义相背，则所谓节操，已零落瓦解而不可救，而况适得其反者乎?”在这句话下面，他有自注，今天倡言君主的每以将来立宪为词。梁在国体论中已论及徒立君主，不能立宪。他最后表示以梁启超其人对于中国的治乱兴衰密切相关，如果举棋不定，“冥冥中堕坏国家之事，不知几许”，所以本着责备贤者之意，直言相商。



对于汪凤瀛的文章，他虽赞其恳切详明，却也有不同看法。其实汪不是反对帝制，只是反对袁帝制自为，所以他给杨度的公开信中说：“今之在朝诸彦，罔非清室遗臣，止以国为民国，出而为国服务，初无更事二姓之嫌，屈节称臣之病。故一经劝驾，相率来归耳。”何况汪认同开明专制。他在《民国本计论——帝政与开明专制》中直言：“开明专制之误国也如是，而今之贤士大夫如汪君凤瀛之流，犹颂言此物，以为今日而治中国，外此莫可。”



除了《共和平议》，他的《说宪》、《学理上之联邦论》等文，与他的《联邦论答潘力山君》、《联邦论答储亚心君》、《联邦论再答潘力山君》、《邦与地方团体——答张效敏君》……皆从正面立言，从中不难看出他对共和宪政和联邦制等重大问题的关切。在民国还是帝国成为现实而不是纸上的论题时，他留下的制度性思考尤为珍贵。一个有着健全常识的政论家，他的声音长久地被历史遗忘，是因为这个民族与这条政治文明的线索渐行渐远，滑到另外的轨道去了。今天回过头来，重新听一听他的声音，百年前的政体之战给我们提供的岂止是不可更改的历史事实，还有那些掷地有声的清明严谨的常识理性。



研究比较行政法的美国学者古德诺从学理入手，认为中国共和政体不宜于中国。张东荪在上海《神州日报》发表《对于古博士国体论之质疑》，9月，美国传教士李佳白主办的《尚贤堂纪事》即全文转载。针对古德诺所谓“教育未遍，民智卑下”的论点，他直言：“夫未厉行教育者，惟有厉行教育而已;禁压人民不许参政者，亦惟有复其自由，使其参政而已。若变本加厉，改为专制，适足以促成内乱。”



有过议会问政经历的前议员谷钟秀、杨永泰、欧阳振声、徐傅霖等也联名发表了《维持国体之宣言》、《对于筹安会之外论》。10月13日，成都《四川群报》要将吴虞《对于国体问题之意见》列入社论。15日，在《四川群报》编辑室讨论马相伯的国体论之后，他又写了《书马良国体论后》一文。他们的声音，与梁启超、章士钊等人的声音汇合在一起，构成了一百年前袁世凯回到帝制的舆论阻力。



1916年春天，袁世凯的帝国梦在蔡锷等人的武装反对声中做不下去了，严复写信对熊纯如说：



国体之议初起，时谓当弃共和而取君宪，虽步伐过骤，尚未大差。不幸有三四纤儿，必欲自矜手腕，做到一致赞成，弊端遂复百出，而为中外所持，及今悔之，固已晚矣。窃意当时，假使政府绝无函电致诸各省，选政彼此一听民意自由，将赞成者，必亦过半，然后光明正大，择期登极，彼反对者，既无所借口，东西邻国亦将何以责言。



当然，严复的猜测至多只是一家之言，政治的现实永远都要比书生的一厢情愿复杂得多。无论杨度、严复们，还是梁启超、章士钊、张东荪们都无法预知历史将往哪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