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父母亲都是积极参与解放军革命工作的农民，爷爷更是德高望重的红军老战士，1945年九月，刚出生的那天，他正巧“赶上了”日本侵略者投降的日子。他从小头脑灵活处事圆滑，有着出色的组织能力和独立思考的能力，但他却将才能用错了地方，清华大学自成一派制造混乱，还成为攻击刘，邓的第一把利剑。时代造就了这位风云人物——蒯大富，也能将他“淹没”十七年，以至于很多后人都没有听说过他“红卫兵领袖”的名号和在那十年他掀起的“惊涛骇浪”。

也许是在红色家庭成长，根正苗红的蒯大富从小就对各种政治活动表现出很浓厚的兴趣，在高中时期就当上了学生干部，学校里琳琅满目的活动，他都会尝试参与，加上学习成绩名列前茅，校领导都很看重这个小伙子。

1963年蒯大富参加高考，志向远大的他直接报考了清华大学，并且被工程化学系录取，这件事情在当地都引起了不小的反响，村里人无不羡慕蒯家出了这么一位人才，蒯大富的父亲脸上都有了光彩。

儿子上学临走前，父亲对儿子嘱咐再三，希望他在大学里，永远跟着共产党走，靠近党组织，好好读书，将来为社会主义建设做贡献，红军家庭的耳濡目染，让蒯大富深知父亲的良苦用心，他也暗下决心要这样做。

在向往已久的北京生活和读书，蒯大富变得更加努力刻苦，同学们经常能看见一个起得早睡得晚的学生，手不释书，来去匆忙，这就是蒯大富，不仅如此，他还涉猎广泛，尤其爱读史书，人物传记，政治报纸。

1966年，蒯大富抓紧大学三年的时间提升自己，谁也没想到，一场政治风暴即将在中国掀起，而北京也首当其冲成为“主战场”，蒯大富在这方面神经异常敏感，他立即意识到，这是不同于之前“反右运动”的全国性的政治运动，当别人还在随波逐流，静观其变的时候，从小就养成独立思考能力的他有了自己的想法。

他没有着急宣扬自己的观点，而是把自己关在图书馆整整一天，他相信一切政治活动都有其历史渊源，得到了自己想要的答案后，再阅读了近期报纸的主观社论和重要文章，便开始行动起来。

在清华校园里，蒯大富有着一大批与他一样关心政治，有一定组织能力的同学，这些同学经常以蒯大富为中心，许多事情都会听他的，蒯大富首先就是在这个群体里摇唇鼓舌，大讲特讲他的看法主张，以及学生参加这场革命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一场简单的动员会让不少人听信了蒯大富的怂恿，积极参与他组织的政治活动，这也是初期为什么蒯大富能够迅速拉起一支造反队伍的主要原因。

蒯大富除了有非常敏锐的嗅觉，口才同样不可忽视。

1966年，薄一波专程来到清华大学与蒯大富辩论，第一个问题就锋芒毕露，问他叫什么，蒯大富回答了，没有丝毫的怯场和害怕。

薄一波第一时间抓住破绽，说他这个名字就有问题，一听就属于资本主义的名字，可蒯大富反应出奇的快，似乎早有准备，他说：“这里是中国，在社会主义国家才能大富，资本主义只能小富，而且只能富一小批人。”

这句话一说完，全场响起雷鸣般的掌声，辩论还没有开始，就达到了高潮，一向沉着冷静的薄一波都愣住了，不管结局如何，在士气这方面他已经输了，可见这名清华学生，在辩论必须具备的随机应变能力上，已经处于同龄人达不到的水平了。

蒯大富在短时间内声名鹊起归功于他积极带头行动，前期自己作为班级领导小组组长兼广播站主任，还只是秘密串联同学，一起讨论时政，后来蒯大富干脆自己成立一个组织，暗中壮大势力，他们会商量着一起对学校领导提意见。

如果领导没有应允条件，他们会用当时很流行的方法，在墙上贴大字报批判一些老师，后来升级为系主任，最后是学校领导，这无疑干扰到了其他同学的正常学习，于是经常找蒯大富等人进行辩论，久而久之，学校的正常教学秩序受到了冲击，虽然课没有停，但是许多学生已经将大部分精力用于辩论和政治对抗了。

当时学生们都年轻气盛，很多时候没有争论赢就会大打出手，相互结下梁子，清华大学这个小圈子里，蒯大富顺利成为所谓的“红卫兵领袖”，受到了国家领导人的接见，在天安门城楼上，毛主席邀请他露面，并询问他：“你愿意站在我的左边还是右边？”

蒯大富很聪明，他没有在主席所说的两个选项中选择，而是坚定的站在了毛主席的后边，当时主席的两侧是大名鼎鼎的周总理和林总，蒯大富作为一名志向远大的青年，又不失谦逊之心，他的这个反应也让在场的人都很满意。

曾经在一段时间内，蒯大富是炙手可热的名字，有政治野心的他几乎是一夜成名，但是好景不长，时代在进步，没几年，他的命运又一落千丈，终究还是等来了正义的审判，等待他的是在青海长达17年的囚徒生活，任谁都接受不了这么大的落差，难能可贵的是，他在冰冷的监狱里，认识并且反省了自己的错误。

出狱的时候，国家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能想象到，他面对的是山穷水尽，专业知识早已过时等问题时心情是多么绝望。

他决心从头做起，回到刚毕业时分配的工作岗位——青铜峡铝厂，但他很清楚，他的财运和人脉都在北京，大城市的竞争毕竟是很激烈的，蒯大富三番五次的跳槽都没有找到适合自己的工作。

正当他一筹莫展的时候，他后半辈子的贵人出现了，是青铜峡铝厂的老板，老板向他诉苦并且恳求他，希望能够帮自己卖掉厂里滞销积压的产品，一方面，蒯大富是个知恩图报的人，刚出狱的时候，是他收留了自己，另一方面，帮他销售产品有风险，同时也是个机遇。

因为蒯大富的大学校友在全国各地各部门担任要职，有的甚至是商界大鳄，大家都给这个老同学面子，就这样，蒯大富说干就干，勤勤恳恳的跑了几个月，奇迹般的将厂里的600万元产品全部卖掉，自己也拿到了一笔丰厚的奖金。

感情方面，四十多岁的蒯大富还是单身一人，虽说在之前“叱咤风云”的校园生活，他也交过女朋友，但总是到谈婚论嫁的时候意外比惊喜先来，或许是一轮又一轮的审查，或许是民众的质疑和批评，让他的女友为了避免受到牵连离他而去。

此次蒯大富的所有罪行都得到了清算，出狱后的他浪子回头，只希望有个平静幸福的生活，好在他的大学校友们都念及旧情，表示愿意帮他张罗婚事。

1988年，一个朋友专程写信给他介绍了北京大学78级学生罗晓波，她是1962年出生的，年龄比蒯大富小了20岁，所以在大学的时候才对蒯大富的往事有所耳闻，两人一见如故，似乎有聊不完的话题，蒯大富将自己曲折的人生经历全都告诉了她。

她倒是心生爱慕，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只要改正就好了，何况当年的蒯大富只是个热血青年，根本不懂什么是政治，只能说对形势的发展缺少判断，她还明确表示，：“愿意追随他这个风云人物，一同走余下的漫漫人生路。”

同年，他们同居了三个月就在南京登记结婚，蒯大富已经步入中年，虽然大半辈子历经磨难，命运多舛，但还有一个远方的姑娘，崇拜他，嫁给他，在人生的某个方面来说，这何尝不是一个恩赐？

婚后，他俩生下了一个女儿小穷，名字上意味深长，经得起小穷才能大富，这可能也是为父的一种寄托吧，但由于蒯大富的特殊身份和历史，想要在深圳落户都成了一个大难题，于是，夫妻俩只好通过假离婚的方式，让蒯大富随着女儿把户口转到深圳，因种种原因，离婚后，他们一直没有复婚。

如今七十多岁的蒯大富只能常年待在养老院，看着自己的孩子爬得越来越高，他很欣慰。回看蒯大富大起大落的一生，虽然有过短暂的“辉煌”，但更多的是反省和悔改，他从人生的最高点一落千丈，还愿意从头开始，积极向上的面对生活，通过自己擅长的技能拼出一番天地，还是非常励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