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5月，上海军管会在奉命接收市财政局时，遇到了一件新鲜事：财政局长汪维恒竟然说自己25年前就入了党是1924年加入中共的老党员，并声称潘汉年可以为自己作证。

矢志不移 风筝断线心向党
出生于诸暨的汪维恒，曾是浙军中“有油水”的军需官。但他的志向不在捞钱，而是积极追求进步思想，并于1924年成为宁波地区最早的党员。


北伐战争中，浙军被孙传芳打败后，汪维恒表面做小学老师，暗地里却是诸暨地下组织部长。“四一二”政变后，诸暨县委密谋组织暴动，因组织不力计划败露，金城书记在撤离前指示他利用曾在军队任职的有利条件，再次打入敌人内部。并和他约定，今后组织一定会来联系他。

汪维恒经老友介绍加入国民党军队后，因后勤保障工作得力，得到了张治中和胡宗南的肯定。尽管如此，汪维恒内心还是一直很苦闷，因为组织上一直没派人来和他联系。

1937年夏天，受李克农委派，沙文威找到了学生时代的熟人汪维恒，问他愿不愿意为“家里”出力。等待已久的汪维恒毫不犹豫地应答了。

不久，汪维恒把一份国民党军队基本情况的资料交给了沙文威。在被调到西北任职后，党组织随即又为他新派了联络人，但不久后即被国民党暗杀。汪维恒重又陷入了迷茫之中。

孤身敌后 秘密战线逞英豪
在与组织失联的日子里，汪维恒对党的执着从没动摇过。当时八路军的后勤保障是由国民党供给的，不免经常遭到刁难。汪维恒就利用自己分管这方面事务的便利，巧妙斡旋，使我方得到的物资尽可能满足需求。


抗日战争爆发后，汪维恒利用创办“军需班”的机会，把多名爱国青年从胡宗南手中解放出来，安插在敌人内部为国家效力，或是让他们重获自由。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国民党方面凡有重大的行动，从事后勤保障工作的汪维恒总是会提前知晓。就在胡宗南调集部队，准备偷袭延安时，与组织失去联系的汪维恒冒险找到钱之光，并由他牵线，面见周恩来，把敌情作了汇报，使敌人进攻延安的阴谋迅速破产。

汪维恒虽身居要职，但工作中始终保持清正廉洁，难免得罪“皇亲国戚”，很容易使自己陷入危险境地。


有一次，有人向汪维恒反映：胡宗南部一师长涉嫌公款私用，并兜售劣质鞋。但汪维恒展开调查时，却遭到了蒋纬国的报复，随即遭到撤职。多亏何应钦建议重查才最终还了清白。但汪维恒经历此事后，感觉再干下去也倍加艰辛，因此坚决要求辞职。

恰在此时，陈诚却要求汪维恒到身边出任要职。此前，陈诚在与汪维恒共事时就对汪的为人和工作能力很认可。而且陈诚本人在国民党内也是一副清廉形象，与汪维恒是惺惺相惜的知音。再加上陈诚本来就与胡宗南不甚和睦，胡宗南不要的人，他偏要重用。


汪维恒利用这个有利时机获得了许多重要的情报，并及时传递出去，为中共战场上胜利提供了提供了第一手资料。刘邓大军千里挺进大别山后，蒋介石意欲堵截的消息，就是由汪维恒提供的。刘邓大军突破封锁顺利前进，拉开了解放战争全国性战略进攻的序幕。

解放前夕 孤胆英雄再立功
1948年，国民党兵败前夕，陈诚命汪维恒随他去台湾。这让汪维恒十分为难。此去可能再也没有机会回大陆，但却可以给中央传递台湾方面的很多重要情报。思来想去，汪维恒最终还是以国家利益为重，选择去了台湾。


随着国民党兵败如山倒，上级指示汪维恒想办法重返大陆，有更重要的任务等着他。于是他找到陈诚，以母亲病重需要服侍为由，要求回去。为了不引起陈诚怀疑，汪维恒选择只身离开，而把家人留在台湾。好在最后家人被组织设法接回。

返回上海的汪维恒，被陈诚任命为淞沪补给区副司令。而老上司陈良那个时候正任着上海市代市长，在陈良的要求下，汪维恒同时兼任财政局局长和银行董事长。

这时上海被全面包围，汪维恒无法与组织联系，只好孤身继续战斗。他积极劝说陈良及早与腐朽的蒋家王朝决裂，以实际行动迎接新中国。


这样一来使上海的户籍资料、账册、银行存款得以保全。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接收上海助了一臂之力。

上海被中共接管后，汪维恒在向解放军移交权力时，想起了自己去台湾时沙文威曾经说过的话：“我的上级是潘汉年，一旦发生意外，你的党员身份将由潘汉年负责证明。”于是就出现了开头的一幕，而潘汉年也证明汪维恒所言如实。解放后，汪维恒开始以一个共产党的身份继续为人民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