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了极为艰难的革命历程，才最终有了新中国的建立，对于那些在革命的雨雪风霜中表现出色的英雄们，自然是要大加赞赏的。

在当时淳朴的社会环境下，谁都没想到，这种事情中还能混进去一个骗子。

直到军区政委接见了这个骗子，问了几个问题后，才察觉此人有问题，直呼是冒牌货。


一起震惊中外的政治诈骗案
通常来说，从古至今的骗子所骗取的大多是钱财，可李万铭骗取的却是身份和地位，这在当年还引起了极大的轰动。

当年，《人民日报》则发表了一篇名为《一个大骗局的前前后后》的文章，就将李万铭行骗的经过表述了出来，这篇文章也对大家有着极为重要的教育作用。


当时，还有同志说：从李万铭的骗局中，能够看出我们有些同志太“君子”了，但是“君子”到盲目信任了别人，认为解放之后大家都变好了，那就要上当，古话都说过‘君子可欺以方’。
那些年，包括“老红军”、“战斗英雄”、“残废军人”等都是大家所尊重的的，可李万铭竟然能依托于自己的骗术，将这些名词全部安在自己的头上，也着实是令人意外的。

更加离谱的是，李万铭也压根就和红军、解放军没有关系，他最初是在国民党阵营当中。


1945年初，李万铭加入了国民党，对蒋介石佩服得五体投地，他自己没啥本事还有着蓬勃的野心，进了军队后，他也很快成为了一个兵痞。

在李万铭的观念里“谁赢了，谁就是强者”，此外，他也根本不去看什么是非曲直。

辽沈战役之后，李万铭也敏锐地认识到国民党这下要完蛋了，就算自己在国民党当中骗出了名堂，到时候他们自身难保，那也就没有任何意义了，于是，李万铭就偷偷找机会从东北一路狂奔到南京。

果不其然，没等多久的时间南京就被解放军给解放了，李万铭则以一副一直在南京闯荡的模样找到了解放军，上来就谎称自己是“中央大学”的学生，那会四处还在打仗，干部们看着李万铭那副诚恳的样子，也就没有多想，让他去二野军政大学去了。


退一万步说，踏进了学校的门，若是李万铭真的好好学习好好改造，说不定还真的能成为一个有用的人。

结果，他的行骗想法早已刻入了他的脑海深处，怎么也不愿意悔改。

从军政大学结业之后，李万铭给组织上说自己要去西南工作团去，就让学校给他开了介绍信和鉴定材料。

他当然不是要拿着这些证明去西南，而是要搞清楚这上面的公章是什么样的。

很快，他就仿造出了印章并且伪造了一份介绍信，成功混入了常州市人民政府，还给自己安排了一个“建设科科员”的职务。


工作了一段时间之后，李万铭觉得这个职务太低了，就以同样的做法继续伪造资料，还写了“因参加淮海战役，要求予以分配工作”的信件，去找苏南行署人事部门要工作。

后来，他依旧不知悔改，利用二野军政大学的“金字招牌”，继续走上了犯罪的道路。

这段时间里，他的胆子也越来越大，甚至偷偷刻了邓小平的印章，还拿着各种虚假材料去了西安，要求陕西省政府给他分配工作。

经过了两次牢狱之灾的李万铭心理素质早已是非常过硬了，他不仅说谎话不打草稿，面对干部们提出的各种问题也早有准备，再加上他那些伪造好的各种证明，共同使得他通过了一个个人事组织部门。


在这段时期里，李万铭则利用起各种机会包装好了自己身份：1936年参加了红军，还在359旅担任过连长、营长，后来还担任过志愿军团参谋长，曾获得“战斗英雄”荣誉称号。

就这样，他去了武汉，并且去了林业部工作。

李万铭在上班的时候就浑水摸鱼听听吹捧，不想上班的时候就说自己“喉咙中毒”需要休息。

根据牟宜之的回忆，在1953年的时候，林业部来了一个干部，名叫李万铭，档案是“老红军”、“抗美援朝战斗英雄”，腿里面还有一颗子弹，在抗美援朝期间中了毒气，说话也不够方便。


于是，组织上就给他 安排了一个非常好的房子，这样也能便于他的休养和治疗。

在牟宜之的记忆中，他的房间中摆满了各种各样的荣誉和奖状，最令人印象深刻的，还有一个印着红字的“战斗英雄背心”。

那会，他每个月都能从林业部领取到补助。

李万铭就这么一直骗到了1955年，这一年他再度来到西安，说是“工作需要”，其实还是在绕着圈子行骗。

其实，在这个阶段，牟宜之已经发现不对劲了。


有一次，牟宜之在闲暇之余去了附近的几家私营刻字店聊天，一个老板就告诉他：“你们单位的李万铭，经常到我们这里来刻章。”

在牟宜之的细细追问之下，才发现李万铭所刻写的都是公章，牟宜之是李万铭的同事，从没听说过李万铭还有刻章这种爱好，觉得此事定有蹊跷，也向林业部党组写了检举信。

另一边的李万铭造就去了西安，他仿照周士第的口吻给中南林业部两位副部长写了信，大概意思就是：李万铭现在的身体还是不太行，没办法接受更大的任务了，现在接着去你们那里休息。


在这次仿照周士第司令员的信中，李万铭还“表达”了另一层意思：感觉他在军队的职务和在地方上的职务不匹配，他可以胜任更大的工作。

李万铭的这些做法也确实让人无语，他不仅想要休息，还想要得到更大的官职，不仅要骗职务，还得舒服。

一连好几年都没人发现他的问题，也让李万铭渐渐飘了起来，说白了，他就是在利用干部的淳朴打“时间差”，随着他的动作越来越大，想要炫耀出来的东西越来越多，也还是露馅了。

这次去西安，他还没回来接受林业部的详细调查，就栽倒在西安了。


狐狸尾巴终究露出
总在河边走，终究是有“湿鞋”的时候。

李万铭的表演天分也确实比较强，可若是他找错了人，再怎么演都没有用了。

就在李万铭来到西安的那段时间，因为他曾经在西安“工作学习”过，报上也宣传过他的“先进事迹”，此前的一些熟人朋友就纷纷前来探望他，消息很快传开了。


此时的李万铭还沉浸在喜悦的气氛当中，丝毫意识不到问题的严重性，还觉得这些赞美都是对他发自内心的肯定。

但是，只要是谎言，注定会有戳破的一天，更何况，这一切的破绽，是如此的明显。

他前期能够成功，只是因为没有人想到会有人能够骗的如此明目张胆，只要一遇到“行家”，自然就原形毕露。

在一个场合中，他遇到了陕西省委书记张德生和中科院西北分院办公室主任梁得柱。

李万铭曾标榜自己是“老红军”，是从军队中走出来的，碰巧，张德生也是从军队中走出来的。


早在1946年初，张德生就是西北局统战部的部长，到了1949年还开始担任甘肃军区的政委和党委副书记，对于军队中的事情非常了解。

在这次见面的过程中，李万铭仍然标榜着自己的“功绩”，听说对方和甘肃军区有着渊源，于是还干脆吹嘘说自己很快就要去兰州担任要职。

李万铭再怎么准备充分，他那些消息都是道听途说来的，根本没法和确实在部队中的人详细交谈。

在张德生和梁得柱几个问题之下，李万铭的回答完全不符合张德生的认知，可谓是破绽百出。

很快，张德生就对面前的这个人产生了怀疑。


陕西省公安厅也开始了详细的调查，发现李万铭过去的所有经历都是凭空捏造出来的，那些事在此前根本就没有存在过。

经过检察机关的批捕，李万铭很快就被逮捕归案，这件事也在当时引起了巨大的轰动，谁都不敢相信，一个骗子竟然嚣张到了这种程度，还能瞒天过海长达几年的时间。

关于他的议论也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若不是这件事确实发生在那个年代，就连小说恐怕都不敢那么写，大家也猜测也是合理的，不过关键还是要看公安和法院的调查以及审理情况。


法院也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对李万铭进行了详细的调查，并没有理会各种猜测。

最终的调查结果也显示：李万铭并没有什么政治背景，不过他通过政治手段行骗，影响非常恶劣，造成了不良影响，他的犯罪目的是为了贪图个人名利，还没有发展到反革命的行为。

后来，老舍先生还采访了李万铭，并按照此案的原型创作出了话剧《西望长安》。

话剧公演之后，李万铭也在当时成为了家喻户晓的人物，一度成为了“政治骗子”的代言人，这起案件，也同样被称为是“新中国政治诈骗第一案”。


1956年，这起轰动了全国的案子在北京被公开审判，北京中级法院将他判处了15年有期徒刑。

当时，旁听席上还有一千多名机关的干部、解放军官兵、工人等，大家都怒目注视着这个混入了内部的骗子，在众多人证和物证的面前，李万铭也承认了一切罪行。

在这些年里，他先后跑过十几座城市，闯入过十几个重要机关，还曾给自己冠以“五次受伤”的头衔，他靠着这些捏造的经历和骗得的荣誉，窃取了重要职位，还收获了本不该收获的尊敬。


判决过后，人民陪审员和中央森林工业部人事司处长则表示：“在今天，在我们国家内，任何犯罪分子，无论他们有着多大的片数，终究是不能逃出人民法网的，这个骗子骗到我们高级机关，没有及时发觉，这是一个很大的教训，应当引起我们的警惕。”

李万铭也被送到了北京市的监狱进行改造，后来又从北京被送到了西安南郊。

在监狱的日子里，他也充分认清了自己的错误，也因为思念外面的儿子，更想着能够早日走出监狱，在狱中的表现也比较好。

出狱之后，电视台还播报了关于他的新闻，也是出于加强教育的目的，凑巧的是，他的儿子通过新闻看到了父亲，父子俩终于能够相认了。

这件事带给大家的反思，也是可想而知的。


李万铭之后还在西安的新安机械厂当了工人，总体改造也是比较成功的。

1991年4月，李万铭突然腹痛难忍，在住院治疗后不久便离开了人世。

按照当时医院的惯例，对于特别危重的病人一般也采取隐瞒病情的方式来促进病人的情绪缓和。

李万铭估计没能想到，他骗了大半辈子，最终还是被医生给温柔地“欺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