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毛泽东时代到习泽东时代的变迁

韩进

 

毛泽东时代是以实现共产主义为目标，要达到人人平等地劳动、没有剥削、没有压迫的标准，这个时代人民的地位至上，承认“我们的权力是人民给的”。

共产主义究竟能不能实现，当时谁也不知道。一部分共产党人认为，苏联共产党能掌握政权走这条路，我们应该也能；若是真能像苏联那样先建成社会主义，我们就是开国功臣，可以封官晋爵。大多数穷苦人认为，长远看能不能且不说，至少眼前打土豪分田地对自己是有利可图。这两种人的合力，促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

毛泽东想真诚地兑现承诺，要认真地向着共产主义方向努力。大批晋升为统治阶级的开国功臣们、整个管理阶层不干了，他们留恋自己好不容易获得的人上人生活。于是毛泽东认为他们是修正主义者，背叛了革命，要把他们统统打倒。这是文化大革命的由来。

思想的洪流和江河里的洪流一样具有强大的惯性。要实现共产主义这股洪流到1971年春纪念巴黎公社诞生一百周年时达到最高峰，那时候，许多身为红卫兵的青年人渴望着人人平等，希望革命干部的工资不超过熟练技工的水准。这个思想高峰一闪而过，共产主义理想就彻底破灭了。

但毛泽东却在文革中发现，人人都是自私的，造反派同样争权夺利满肚子阴谋诡计不怀好意，他们与老干部的差别只是能砸烂一切却不会管理社会。没办法，毛泽东只好让造反派上山下乡，请老干部回来掌握各级政权。毛泽东充其量只是个掌握方向盘的驾驶员，整个国家机构基本上恢复了文革前的老样子。

毛泽东要求全党全军全国人民无限忠于自己，理由是自己领导他们夺得了政权。这个理由很勉强，逻辑上不通。能夺取政权并不等于能实现共产主义，过去的胜利不等于今后还能胜利，这是两回事儿。

共产主义理想很美好，毛泽东的出发点是好的，就凭这一点，毛泽东绑架了全党全军全国人民，他占据了道德制高点。他用反革命、对社会现实不满等罪名镇压了一切不同意见，残酷处决了各种敢于独立思考的志士仁人。

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理想蓝图很美妙，但前提条件是需要每个人大公无私，毫不利己专门利人。没有这个基础，共产主义是空中楼阁，社会主义也是空中楼阁。学雷锋运动，学毛著，实际结果只是造就了一大批伪君子，口是心非，当面一套，背后一套。

毛泽东虽然政治上维持住了社会主义革命的旗帜和空架子，经济上却一塌糊涂，国家一年不如一年，到最后，民不聊生，经济崩溃，继续下去若不是社会转轨，必是全国动乱，遍地烽火。

华国锋放弃了阶级斗争，带领全国转入经济建设的轨道，但在如何搞经济建设方面，他还是学大寨的老一套。政治上不整干部了，思想上的罪名不多了，经济上老百姓还是生活在毛泽东时代。

邓小平的功绩在于果断地带领中国脱离了毛泽东时代的轨道，中国实际上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共产党的招牌和旗帜不变，整个官僚阶层不变，打左灯，向右转，这已经不是个别人的言行不一问题，而是全党的路线方针。到这一步，党的性质已经改变了。

医学界的换头术一再失败，因为每一种动物、每一个生物都有自己的生物学机理。资本主义社会有自己的一整套配置，民主宪政就是其必须有的配置。没有民主宪政，贪污腐败就一定会成为无敌的吃人野兽。既要走资本主义道路，又要坚决排斥民主宪政，这样做虽然最符合统治阶级的眼前利益，但却会断送全社会的根本利益，最后必然导致全民暴动。所以，邓小平的道路不能持久，是瞎子也能看清楚的事情。

就是在这样的情势下，习泽东时代降临了。

习近平既要保住统治阶级的根本利益，又要避免全民暴动的结局，认为回归毛泽东时代就是最好的选择。他要当第二个毛泽东。但时代已经不同了，如今靠什么来让人拥护呢？大公无私那一套思想道德早就破产了，全国人民都成了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于是，习近平只能诱之以利。公务员是必须照顾的，国家靠他们维持，于是，公务员是肥缺，人人争当公务员；干部是必须收买的，掌控公务员要靠他们，于是，公务员都努力升官晋级。利益是唯一维护国家政权的纽带。

公务员和干部分掉了大饼的一大半，剩下的才能轮到广大屁民。掌控利益分配权的公务员和干部受本能的驱使，一定会竭尽所能，把屁民压榨到最干瘪的程度。这种趋势是任何政策法令都不能阻止的。

习泽东时代不敢说“我们的权力是人民给的”，既不要求全国人民大公无私，也不强调共产主义理想，只一味地要求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忠”，要求维护“核心”，绝对服从命令。为什么不像毛泽东时代那样找些勉强说得过去的理由呢？是因为实在找不出来了。不要怪怨王沪宁无能，毕竟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啊！

我个人只是期盼着，习泽东时代早些创造出令人信服的理论，让我们满怀热情地建设社会主义。

2022年9月17日星期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