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拾荒杂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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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神宗、明光宗、明熹宗这爷孙三代所处的时期是明朝急速转衰的时期。在军事上，戍边职能被破坏殆尽，周边游牧民族侵袭严重；在政治上，皇帝权衡术不精，致使内部朋党遍历，形成了大大小小的利益集团；在经济上，贪腐之风日渐严重，圈地制度盛行，以至于贫瘠之地“寅吃卯粮”，富庶之地数年不纳税，国家税务几近崩塌……


明神宗之画像

要说起梃击案，首先得讲一讲明朝皇位的继承制度。

明朝为避免兄弟争位之祸，严格限定早定太子储君，以绝觊觎之患。太子之选可为嫡长子，若嫡长子早亡，可从嫡长子之中选取皇太孙立为储君（皇太孙为太子之嫡长子），也可以从皇帝之嫡次子进位选取。

按照一般血缘关系来说，皇帝的嫡次子比之皇太孙的血缘关系要更近，所以明朝皇太子去世之后，一般剩下的兄弟当中自动进位，嫡次子变成嫡长子。如若没有嫡子，那便由庶长子进位太子，由此往推。


明华汤水所画明神宗万历帝

明神宗朱翊钧是明穆宗的第三个儿子，他的大哥和二哥先后都早夭，因此排行第三的朱翊钧成了明穆宗实际上最年长的儿子，即使他是宫人李氏所生的庶长子，但在无嫡子而生的情况下，朱翊钧便享有法理上的继承权。

这就是有嫡长子便立嫡长子，嫡长子身亡，按照年龄剩余嫡子自动进位。无嫡子便立庶长子，庶长子早夭，其余庶子自动进位。即有嫡立嫡，无嫡立长。

明朝之前的皇帝，除了太祖皇帝朱元璋“指定”朱允炆、太宗皇帝朱棣“靖难”夺位、代宗皇帝朱祁钰“临危受命”、世宗皇帝朱厚熜“小宗入主”这四种特殊原因外，其余莫不是按照上面的嫡庶长幼的规矩而来。


明光宗

明神宗朱翊钧就是享受到了这样的好处。

有那么一句俗话特别适合明神宗，那就是“吃饱了打厨子”。

明神宗是凭借着嫡庶长幼制度上位的，然而到了他下一代的时候可就没这么轻松了。

朱翊钧自隆庆六年继位，时年九岁。直到万历十年，即十九岁的时候后宫都未曾诞下皇子。在一次机缘巧合之下，明神宗宠幸了一位宫女，这个宫女不久后怀有身孕，十月后为明神宗剩下了一个男孩，这就是明神宗的庶长子，后来的明光宗朱常洛。

明神宗对和宫女交合生子的事情很忌讳，觉得这是一件非常不雅的事情，故连带着对宫女王氏和朱常洛都一直很冷落。


明熹宗天启帝

在朱常洛出生不久后，明神宗一直宠幸的妃嫔郑氏也成功诞下皇子，即后来的福王朱常洵，不管是朱常洛还是朱常洵，他们都不是皇后亲生，故在身份上都只是庶子。

都说皇家男人很绝情，真是一点也不假。

明神宗无意宠幸的宫女为他生下了第一个儿子，只晋升为一般的妃子——恭妃，而得到明神宗宠爱的郑氏却晋升为皇贵妃。

如果说只是在皇子生母身份上有所区别还属于可接受范围，但明神宗接下来的举措就真的让人摸不清头脑了。

明朝有一个不成文的潜规则，在庶长子出生三年内，如果皇后还未曾诞下嫡长子，那么皇帝就应当将庶长子立为储君。并及时定名分爵位，分属之地，以区别教授内容。


朱常洛万历十年生，朱常洵万历十四年生，然而直到万历二十九年之前，朱常洛的太子之位仍未界定。

原因自然是明神宗爱屋及乌，偏爱庶次子朱常洵。

作为“嫡庶长幼”的受益者，明神宗显然有悖祖训。

所以不管是皇太后李氏，还是原配皇后王氏，亦或者朝中柱石，都依照祖制请立朱常洛为太子储君，早点确立身份，以分属太子之师，教授帝王之道。

但明神宗的内心一直是支持庶次子朱常洵的，所以当时就形成了两大派别，强势且数量庞大的“祖制派”，式微且不占理的“皇帝派”，这就是贯彻明朝始终有之的“国本之争”。


毫无悬念的，“祖制派”获得了胜利。

明朝万历二十九年十月，明神宗朱翊钧终于册立朱常洛为皇太子，朱常洵为福王，就藩古都洛阳。

明面上位置已经定下来了，依照祖制，福王朱常洵理应成年后就藩。但明神宗和郑皇贵妃却以分封田顷不足为由，强行让朱常洵不去就藩。

目的还是觊觎储君之位。

归根结底，这场“国本之争”仍是未到结束时期，反而愈演愈烈。

这把火终于在万历四十三年烧了起来。


郑贵妃

早在一年之前，熬不过百官日夜劝谏，明神宗终于让朱常洵就藩洛阳。他这前脚刚送走朱常洵，后脚郑贵妃便日夜啼哭，但碍于百官的缘故，明面上郑贵妃并无什么大的举动，背地里却不好说了。

明朝万历四十三年五月初四，当时一片祥和，所有事情都有条不紊的进行。彼时太子朱常洛正在慈庆宫休憩。

时忽然有一男子持棍棒游走皇宫来到慈庆宫外，用手中棍棒击伤多名守门宦官和官员，径直来到慈庆宫朱常洛住处之屋檐下才被捉拿。

这便是亘古未闻的明朝“梃击案”。

一个国家储君之住所，竟被一介宵小持棍棒闯入。


朱常洵

莫不是南北朝“陛下意欲造反？”的全新改版？皇权已经沦落到无人畏惧的地步了？

然而事实如何，史书上对于时间发生记载很清楚，而对于结论却含糊带过。。

该持棒男子为京城附近人，名为张差。

张差在慈庆宫外被抓后，时人便禀告明神宗。后明神宗将其扭送到巡城御史处审问。巡城御史一连审几个时辰都未曾得到有效信息，遂转交于刑部再审。

刑部多次审讯之下，张差供认是受一名宫中老太监指使，而这名太监正是郑皇贵妃宫中所属。

刑部禀报明神宗后，后者先将涉案人员秘密处死，此案无从细查，只能当做是一般仇杀案处理。之后又宣太子朱常洛以及郑皇贵妃当面对峙，因为种种口供都指向郑皇贵妃，郑氏便恳请认错，朱常洛接受道歉。后明神宗令刑部、督察院、大理寺三寺结案。

堪称“小说级”的宫廷仇杀案——梃击案结束。

过程扑朔离奇，结局含糊其辞。且不说梃击案作为一起严重的持物伤人案处理非常潦草，单说这起案件暴露出来的明朝问题。


明光宗庆陵

第一个就是“国本之争”从隐处走向明面，终整个明朝，在太子已经确立的情况下，居然尚有后宫之妃子意欲买凶刺杀国家之储君。面对这种根本的问题，明神宗的处理方法不是详查，而是在得知背后元凶是郑皇贵妃之后，用君王手段迅速处死涉案人员，草草结案，元凶未得到实质性的处罚。

储君是封建社会国之根基，尤其是在明神宗已经趋近晚年时期，储君重要性愈加重要。梃击案的发生暴露了明朝末期关于皇权的争斗归属走向明面和激烈化。历史不断证明，皇权安稳过度有利于国家执政，而皇权纷争必将引发一系列的灾祸。

第二个就是明朝司法完整性“形同虚设”。张差之犯案，明神宗责令法司审查。明朝时期凡是重大案件必先由三司会审给出定论。即刑部提审出结果，大理寺复审定论，督察院监察审核，这是一套自唐宋时期就已经成型的司法流程。


明十三陵

然而事实却是首先由督察院巡城御史提审，巡城御史未得到有效口供之后便转到刑部。刑部郎中审查以疯癫之人为论上交明神宗，后其他官员提审得到新口供。牵连出郑皇贵妃所属之太监。不久后张差被明神宗秘密处死。在张差审理上，大理寺全程未曾介入。

后面提审太监等人才开始三司会审。

而作为最主要的主犯，则是先由负监察审核之责的督察院先行审理，之后再转交本应该最先审理并负有提审之责的刑部，未曾经过三司会审联合提审并定罪，便被秘密处死。

从这一点就能看出，明朝末期的司法体系已经被毁坏，各司不能遵其职，监察审核的督察院做起了刑部的工作。本应第一批审核的刑部却做起了二审定论的大理寺工作。而本应该二审复查的大理寺全程如打酱油般，直至主犯被秘密处死都未曾审讯得论。

第三个问题就是官员职责疏漏成筛。


故宫之地图

梃击案时期内阁首辅为方从哲。

官员吏治“岗多于编”一向是各朝各代都会存在的问题，甚至有些时期候补官员都排到了二三十年之后。然而这种现象在方从哲任明朝内阁首辅期间却“完美”解决。原因就是这位首辅完全是个打酱油的角色。明神宗不上朝，官员懒政惰政，导致有相当一大批官员卸职，另外还有些官员按时点卯后便回家睡大觉。

明太祖时期设立的“言路六科十三道”，本应该最少十九人组成的监察机构，至方从哲时期锐减到不足八人。至关重要的监察机构缺员都如此严重，更何况卫戍皇宫之官员守卫。

自上惰政，自下缺员懒政，这就导致了为什么一介平民能够手持木棒闯入宫禁重重的太子慈宁宫。疏于防范是一点，更多的还是当时的官员缺额严重，普遍惰政。致使事情发生之时，方从哲已然开始麻木，因为他知道这种事迟早会发生。


根子烂了再打药岂不是做无用功？

第四个是问题也不是问题。明神宗在为有三司会审定论的情况下秘密处死主犯，草草结束案件。这是最高统治者主观涉案的典型，这一举动严重损害了司法独立性，尽管这是封建时期的通病。

天子犯法，与庶民同罪。这句话是明朝，乃至整个封建社会最大的笑话。

作为历史上仅有的平民袭击国家储君案件，梃击案是整个明朝末期的弊端缩影。司法不独立甚至混乱、皇权争斗尖锐化、官员惰政皇帝懒政、吃空饷严重等，这些问题有的是早就积攒下来的弊病，而有的则是明神宗时期开始的末期现象。它们如跗骨之虫一般钻入明朝的膏肓之中，直至拖垮这个日暮西山的封建王朝。


而梃击案仅仅是明末三大案之中一个稍微靠点谱的案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