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平 | 纪念是为了再出发
RFA·Jun 2, 2024
来源：RFA  2024年5月31日

六四35周年到了。各地的纪念活动已经在陆续展开。纪念六四具有多方面的意义。我这里要强调的是，我们纪念六四，不仅仅是纪念过去，我们不是为了纪念而纪念。纪念是为了温故知新，是为了继往开来；纪念是为了再出发。

严格说来，所谓六四，其实是指两件事，一件事是八九民运，另一件事是六四屠杀。这两件事的性质截然不同，不可混为一谈。我们纪念八九民运，就是要继承和发扬八九民运伟大的抗争精神；我们纪念六四屠杀，就是要严厉谴责中共当局残暴镇压。

35年前，中国爆发了空前规模的争取自由民主的群众运动。八九民运的伟大意义在于：学生们和市民们通过自己英勇而成功的实践，使得人民认识到那个本性专制的共产党完全可能在人民的压力下退让、妥协以至改变，它使得人民克服了对专制政权的恐惧心理，建立起对自身力量的宝贵信心。八九民运是四十年来中国人民对中共当局的一次极其成功的公开挑战。每一个中国人都深切地感受到了这个胜利。‘人民的力量不可战胜’、‘人民万岁’，这些长期被视为空洞迂阔的口号，一时间获得了最充实的内涵。八九民运的50天，是中国人最没有恐惧感的50天，而恐惧感的消除是专制制度破产的最基本的条件。

万分遗憾的是，八九民运未能见好就收，致使功败垂成，功亏一篑。已故的非暴力政治学权威基恩·夏普（Gene Sharp）曾经对 八九民运做过认真的考察与研究，他总结出的一条教训就是：如 果学生通过谈判获得可持续的政治空间后撤出（政治局里的温和派后来被证明已经准备考虑给予那种空间），学 生就可以声称取得了胜利并将这一信息传遍全国。另一位非暴力行动专家、塞 尔维亚学者波波维奇（Srđa Popović）也对中国的八九民运做过研究。他指出，中国八九民运失败的原因就是，学生太过理想主义，没 有利用当局的退让而及时地宣告阶段性胜利。

以邓小平为首的中共强硬派，以超出世人想象的残暴手段，对和平抗议的民众实行血腥的大屠杀，把轰轰烈烈的民主运动镇压了下去。六四屠杀的罪恶不仅在于它的屠杀，还在于它把大多数中国人又推入恐惧的深渊。六四屠杀使很多人失去了对非暴力抗争的信心。而在当今中国的现实条件下，对平民大众而言，暴力革命又缺少可操作性。于是，大多数人在无比愤怒之余，就会转入沮丧，转入消沉，从而放弃抗争。这样一来，那少数继续坚持抗争的人就陷入孤军作战的境地，无法形成强大的力量；而那个罪恶的政权也就可以继续赖在台上混下去了。

六四后，国人弥漫着一片悲观的失败主义。什么是失败主义？失败主义是一种因为认定抗争注定失败，而放弃一切抗争的思想。失败主义不是凭空产生的。失败主义往往产生于失 败之后。但是，单纯的失败并不至于产生失败主义，唯有当人们普遍认定失败是不可避免、是命中注定时，才会产生失败主义。

不少民运朋友总是说，八九民运遭到中共镇压是不可避免的，那是中共的本质所决定的，无论我们民运的策略激进或温和，到头来都一样，都免不了被镇压的结果。有些民运朋友也承认，假如在八九期间，民运方面能见好就收，结果将大不相同；但是他们又坚称，群众性的街头运动根本做不到自我控制。这些说法实际上是在宣扬失败主义，是在助长中共专制不可战胜的神话。这些说法实际上是在长他人威风，灭自己志气。

今天，我们纪念六四，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重新恢复国人对自己力量的信心。我们必须认识到，即便是对于中共这样的政权，非暴力抗争依然是可行的，依然是可以取得成功的。我们必须认识到，八九民运的失败绝非必然，六四的发生绝非必然，它也是我们自己的策略失误所致，而这些失误决不是不可能纠正的。我们必须重建非暴力抗争的信心。

除非我们努力达成这样的共识，否则，民间力量就不可能重新集结，民运就不可能再出发。

原文链接：https://www.rfa.org/mandarin/pinglun/huping/hp-05312024141559.html

胡平：把刽子手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读吴仁华新着《六四事件中的戒严部队》
 胡平 2009年6月24日

继去年六四吴仁华推出力作《天安门血腥清场内幕》后，今年六四，吴仁华又出版了一部厚达600页的新书《六四事件中的戒严部队》。  此书一出，立刻引起广泛重视。  作者在北美西欧举行了多场专题讲演，海外各大媒体，包括几大电台──自由亚洲电台、美国之音、BBC和法国国际广播公司──都对此书作了专题报导。


吴仁华1977年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古典文献专业，先后获学士、硕士学位。 1986年到中国政法大学法律古籍整理研究所工作，任研究室主任。  八九民运爆发，吴仁华是最早投入民运的教师之一。  6月3日，吴仁华受”首都各界爱国维宪联席会议”委托组织特别纠察队赴天安门广场维护秩序;镇压开始时，他就在广场中央的人民英雄纪念碑底座最高层，属于最后撤出广场的一批。  1990年7月，吴仁华跳海游泳至香港，然后辗转到美国，曾任《新闻自由导报》总编辑，现在是中国宪政协进会秘书长。
破解六四事件的若干重大问题
作者以八九民运从始至终的参与者和六四屠杀的现场目击者的身份，本着文献学家的严谨态度和专业精神，经过多年的调查考证，写下了这本《六四事件中的戒严部队》，解答了一系列重大问题。  这些问题包括：有哪些部队参加了六四屠杀？  执行北京戒严任务的共有14个陆军集团军，还有一个直属中央军委的空降兵第15军，这是当时中国唯一的空降兵军，是中国当时最精锐的部队;另外还有北京军区的炮兵第14师;天津警备区的坦克第一师;北京卫戍区的警卫第一师跟警卫第三师;还有武警部队北京总队。  14个集团军进京兵员并非全部，进京官兵人数在20万到25万之间。
为什么要调集这么多部队？ 戒严部队如此之多，其公开任务当然是镇压民运，但同时也是为了防止党内可能发生的政变跟部队的兵变。
开枪杀人的主要是哪些部队？ 开枪的部队一支是从西长安街进来的陆军第38军，还有从珠市口、天桥，前门向天安门南面进京的空降兵第15军。 其他的部队也开了枪，但杀人最多的是这两支部队。
士兵是擅自开枪还是奉命？ 有没有开枪的命令？ 作者排除了各个陆军集团军擅自开枪的可能性，指出存在着一个明确的开枪命令。  作者搜索到11条具体资料为佐证，包括陆军第40集团军军长吴家民少将亲笔写的东西，都提到了开枪命令，而且具体写到开枪命令是怎么接到的。  开枪的时间是在6月3日晚10点钟左右下达的。 戒严部队的前进指挥部设在军事博物馆，其清场指挥部设在人民大会堂。  开枪命令来自军事博物馆的前进指挥部。 第一个接到开枪命令的是38军。 第一枪在五棵松路口打响，现知第一个死难者就是被打死在五棵松路口的。
屠杀发生在什么时间，主要在哪些地点？ 6月3日，解放军戒严部队奉命向天安门广场武力挺进，实施天安门广场清场计划。 6月3日晚上至6月4日凌晨1点30分，屠杀主要发生在西长安街上的木樨地、复兴门立交桥、西单路口，天安门广场南面的天桥、珠市口、前门等地。 6月4日凌晨1点30分以后，屠杀主要发生在天安门广场一带，最惨烈的地点是位于天安门城楼东侧的南池子街南口。
在整个事件中，哪些部队表现得最恶劣最残忍？  在六四事件中，最残暴的莫过于六部口事件。 6月4日凌晨5点20分，在西长安街、新华门附近的六部口，大批手无寸铁的学生已经撤离天安门广场，正在返回校园的途中，戒严部队竟然动用坦克车队，不走宽阔的快车道慢车道，却沿着自行车道高速行驶，追杀学生，造成11人死亡，多人受伤。  制造这一惨案的属于坦克第一师，指挥官是罗刚团长和副团长贾振禄，疯狂轧人的坦克车编号是106. 哪些部队、哪些官兵表现消极乃至拒绝执行杀人命令？  他们后来遭到怎样的迫害？  确有不少军人不愿对人民开枪，例如38军军长徐勤先因抗命被解除职务，后来判刑5年;第28军军长何燕然及政委张明春被降级调职，第38军步兵116师师长许峰丢掉了军职，还有更多下级军人当时官方声称失踪，其实是离开现场，受到的处罚更为严厉。
作者还对六四事件中军警死亡情况作了考证。 因为中共在六四后一直对外宣称，北京发生了反革命暴乱，军队不得已才开枪镇压。 吴仁华根据自己的调查指出，在六四事件中，军警死了15人，没有一个早于1989年6月3日晚上11点，可见军队镇压在先。
吴仁华分别列出了15名死者的军衔、死亡时间和死亡地点。  其中，38集团军炮兵旅的6个士兵，在6月3号夜里接到紧急命令，前往天安门广场运送防暴器材，由于车速过快在翠微路路口翻车，结果油箱爆炸，无法挣脱出来而丧生;第24集团军少尉王景生，在1989年7月4日，也就是六四镇压1个月以后，在部队巡逻途中突然病发死亡。  他的死亡通知书上清楚地记载着心力衰竭是造成死亡的重要死因。 第39军政治部少校，宣传干事于景禄是被戒严部队自己打死的。  于景禄是在1989年6月3日晚上跟着戒严部队向天安门广场前进的时候，部队受到了群众的阻拦。  于景禄急于想到天安门广场拍摄清场照片，不听别人的劝阻，换穿了便装，独自向天安门方向前进，结果在途中中弹受伤（戒严部队见拍照的就打），被群众送到医院后不治身亡。  以上8人的死亡与所谓”暴徒”毫无关系。  另外祇有7人之死和所谓”暴徒”有关，那是在军队开枪屠杀之后，少数民众愤怒到极点，出手打死了几个行凶的士兵。
作者特地指出，祇要军队听从民众的劝阻，停止前进，民众就对他们非常友善。  例如在天坛东大门墙外，有6、7万民众把3百多官兵层层包围，祇因为这些官兵没有开枪，也不再前进，就没有一个受到伤害;相反，民众还给他们送吃送喝，还主动把途中受伤的11名官兵送往医院急救。
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吴仁华这本书，意义重大而深远。 中国人是最重视历史的民族。 对中国人，历史是我们的宗教。 我们不相信末日审判，但我们相信历史的审判。  我们不相信有天堂地狱，但我们相信好人能流芳百世，坏人将遗臭万年。 在中国，唯一能使坏人有所忌惮的就是他们的名字将记入历史，被后人唾骂。  吴仁华之所以要花那么多精力去查出六四屠杀内幕，查出戒严部队的番号和官兵的姓名，等等，就是为了把这些人永远地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六四事件迫使人们思考军人服从命令的问题。  祇说”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是不够的，正像美国的军人誓词里所说的，军人也有不服从非法命令的义务。 军人如果执行了不合法的命令，必须承担罪责。  在美军中担任军中牧师的熊焱在《军人天职与六四屠杀》（载《北京之春》2009年6月号）一文里把这一点阐述得很清楚，值得我们认真阅读。
毫无疑问，邓小平是六四屠杀的元凶。 就凭六四这一滔天罪恶，邓小平就使自己名列史上最大暴君与屠夫。 在这里，没有什么三七开或七三开。  正像英国政论家塞西尔所说：「没有什么道德的储蓄银行，让人们可以在那里积存好事，以便在适当的时候提取相当数目去抵消他所做的不公道的事情。 ”  一个医生借行医之名害死了病人，那他就是杀人犯，他就必须受到惩处。 这和他是否还治好过别的病人毫不相干。  所谓坏人，并不是指在他生平所做的一切事中，坏事的比例超过了好事，而是指他做出了违犯人类道德底线的事。  如果那位医生在法庭上高呼冤枉，说：”我治好过100个病人，祇害死了10个病人。 我做的好事比坏事多10倍，对我至少应该九一开。  怎么能说我是坏人呢？ “通吗？  如果一个人杀了人还不认罪，我们还要称颂他在其他方面的种种成就，对他实行什么功过几几开，让他在历史上还有个正面地位，他干什么还要去认那个罪呢？  更严重的是，后人遇到类似的情况，凭什么不照此办理呢？ 对过去的罪恶辩解，就是对未来的罪恶纵容。  除非我们坚持这样一种标准，造成这样一种舆论，让人们都知道，有些事是万万做不得的。  一旦做了，不管你以前或以后还做过多少好事，你都永远洗刷不了历史罪人的耻辱。  否则，我们便无异于认可了这种罪行的合法性，并为以后此类罪行的再次发生提供了危险的榜样。
这就是我读了吴仁华新书后的感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