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中国经济是如何陷入当前的困境的？
（一）2022年的严格封控，压低了自然利率和自然产出（点击）
在2020年之前，中国自然产出（潜在GDP）增速大约是6%。按照孙国峰和Rees（2021）的估算，2000s初中国自然利率约为4%，2019年底降到约2%。
图5 中国的自然利率 资料来源：孙国峰和Rees（2021）
在2020年一季度，中国经济短暂地受到疫情的影响。到2020年5月，疫情就得到了控制，经济基本恢复正常。此后欧美陷入疫情，经济活动停摆，供应链中断，对我国商品需求增加，我国出口大幅增长。因此直到2021年底，中国经济增速都还不错。

但是，2022年初，欧美经济逐步正常化，对我国商品的需求下降。同时Omicron开始在我国蔓延。面对这一传染性强、毒性下降的变种，我国没有及时放松封控政策，而是更加严格地封控。各地纷纷实施了严格的、长期的封控，压低了TFP增速、自然利率和自然产出增速。主要传导机制包括（点击查看详细分析）：

1、迟滞效应（hysteresis effect）导致企业投资开支和研发开支下降。

2、大量人力物力财力投入疫情防控，导致投入生产、研发的要素减少。

3、导致技术进步放缓（点击1、2）。

4、疫情防控导致全要素生产率下降。

5、导致居民边际消费倾向下降。

6、疫情期间劳动人口下降，人口老龄化加快，少子化加重。

7、劳动参与率下降。

这些传导机制与2008年金融危机类似，使TFP增速、自然利率、潜在GDP增速下了一个台阶。在2023年7月，我认为中国的自然产出增速已经下降到了5%左右，自然利率被压低到了1.5%甚至以下（点击）。

这样，2022年以来，经济陷入“资产负债表衰退”，企业边际投资倾向、居民边际消费倾向下降，人口老龄化延续，技术进步继续放缓，国进民退导致的低效率继续存在，因此自然产出增速、自然利率还在继续下降。
（二）严格封控和行业整顿政策，推高了自然失业率（点击）
2020年以来，尤其2022年以来的疫情、封控政策及迟滞效应还推高了我国的自然失业率，传导机制如下：
1、疫情封控导致人员流动不畅，信息不畅，推高摩擦性失业；

2、疫情期间的产业结构变化、技术进步，导致部分人失业；

3、实施了行业整顿政策，包括：
【1】2020年开始整顿平台经济，到2022年4月29日的政治局会议，告一段落。

【2】2021年开始整顿教育培训行业，到2022年告一段落。

【3】2020年8月央行、银保监会等机构针对房地产企业提出“三道红线”指标，限制房企融资，一方面导致大量房企无法融资，濒临倒闭，只好于2022年10月之后又放开房企融资；另一方面，没有及时放松限购限贷，导致房价暴跌，居民资产缩水，资产负债表恶化，一直到2024年5月17日才基本放开。

【4】2023年开始整顿金融行业。
这些整顿政策中，有的有民粹主义的意味。对房地产调控过头之后又没有及时调整。这些整顿政策恰好与疫情重叠，使这些行业运行受到双重打击。在行业整体萎缩和人员流动不畅的情况下，这些专业性较强、就业面较窄的失业者很难再就业，推高了结构性失业。
4、企业的理性选择（往届生困境）
疫情导致应届毕业生就业困难，毕业即失业，只能在家啃老，考研或考编。疫情过去之后，他们再找到专业对口工作的难度会成倍增加，因为：【1】企业会怀疑他的能力；【2】他毫无相关工作经验，只能当应届生用；同时他又有一定的社会经验，企业会觉得不如应届生好管理。这在企业看来是最优的理性选择，但客观上导致了结构性失业上升。
5、迟滞效应。
疫情导致短期经济波动，进而导致劳动力失业，不仅他的工作意愿受到打击，还可能失去工作技能，导致他难以再就业，永久地退出劳动市场。即自然失业率上升了。

自然失业率的上升一直持续到现在，目前很可能还在上升。2023年7月，国家统计局发布2023年6月城镇16-24岁青年调查失业率高达21.3%。2023年 8月开始停止发布该数据，对统计口径进行调整。2024年1月开始发布城镇16-24岁青年（不含在校学生）调查失业率，2023年12月是14.9%，2024年5月是14.2%。从草根了解来看，实际情况肯定更严重。

由于上升的是自然失业率，因此很难通过需求扩展降低。当然，需求也很难扩张。
（三）2022年的严格封控，损害了各经济主体的资产负债表


1、非金融企业主动缩表
2022年各地长时间大面积封城，纷纷成为经济孤岛，供应链中断，企业现金流受到影响，营收和利润增速下降，杠杆率上升。虽然2022年底已经放弃了动态清零政策，但悲观预期叠加PPI同比转负，导致企业收入、利润增速下滑的态势难以扭转。企业发现自己的收入、利润增速在下降，库存在减值，资产在缩水，但负债却没有减少，即资产负债表恶化了。企业被迫收缩资产负债表，归还贷款、减少投融资，准备过冬。

甚至一些高科技企业都出现裁员、倒闭，这无疑会导致中国科技进步的速度放缓，埋下未来全要素生产率、自然利率、潜在GDP增速进一步下降的隐患。
2、居民资产缩水，主动削减消费。
2022年各地长时间大面积封城，居民收入下降，疫情结束遥遥无期，逐渐形成悲观预期；叠加房价、股市、基金大跌，居民资产缩水，负债却没变，即资产负债表恶化。于是居民主动削减消费，归还债务，追求负债最小化。
3、政府财政吃紧，有心无力。
2023年6月，我在分析投资和消费为什么复苏缓慢时，认为中国经济在下图6右上方绿色方框那里。如果没有强有力的政策配合，单纯靠经济自发地调整、然后复苏，是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随时可能被各种因素打断，导致复苏中断。

图6 漫长的自发传导机制 资料来源：自己绘制
总之，从2022年开始，中国经济发生了严重的“资产负债表衰退”，同时陷入“腹背受敌阶段”（点击）。必须尽快采取强力的刺激政策：

1、中央财政主动加杠杆，扩张中央财政，代替地方财政、企业和居民来拉动经济。

2、把刺激消费作为重点，直接改善居民的财务报表，刺激消费。建议中央财政直接给边际消费倾向较高、符合特定条件的中低收入家庭发现金、大幅减税，降低存量房贷的按揭利率。而不是只给消费者购买耐用消费品减免税收或发放一点补贴，或者发放几元钱的消费券，这样毫无意义。

3、直接改善企业的财务报表，扭转企业的预期。降低一些行业的准入门槛，吸引民营资本进行投资；继续改善科技企业融资环境等。

4、货币政策进行配合，大幅下调LPR利率。

然而不幸的是，央行和财政部门抱残守缺，反应缓慢，导致至今经济依然在图6右上角的绿色方框那里。
三、中国经济在2022年陷入“腹背受敌阶段”
图3和图4给展示的都是“典型”国家的经济发展过程。按照辜朝明（2023）的观点，美国在1947年跨越刘易斯拐点，进入“黄金时代”；1970s跨越“辜朝明拐点”，进入“被追赶阶段”，被日本追赶。

日本在1960s中期至1990s中期处于“黄金时代”，持续了30年。1990s中期之后处于第三阶段，被韩国、台湾省和中国大陆追赶。

韩国和台湾省在1985年越过刘易斯拐点。1985-2005年处于第二阶段“黄金时代”，持续了20年。2005年进入“被追赶阶段”，被中国大陆追赶。

辜朝明对这些时间点的划分，显然是基于学术研究做出的。例如南亮进（Minami，1968）论证过，日本在大约1960 年到达了刘易斯拐点。

对于中国，辜朝明（2023，p.105）认为，中国在2012年之前处于第一阶段，2012年跨越刘易斯拐点，进入“黄金时代”。认为目前中国依然处于“黄金时代”。

我认为，中国经济很可能从2022年开始已经进入了“被追赶阶段”，开始被东南亚国家甚至拉美国家追赶。具体论证见这里。大体来说：
第一，2022年，中国的自然利率已经下降到与1970年的美国、1990s中期的日本类似的水平。

第二，中国的投资回报率已经低于潜在竞争对手。

第三，2022年开始，企业被迫开始加快“出海”。
从2022年开始，企业家普遍意识到：【1】东西方走向对抗的背景下，逆全球化加剧，美欧在东南亚、拉美加快培育供应链，来替代中国企业；【2】国内投资回报率下降严重。出海俨然成为很多企业为了自救、生存的必然选择。中国企业出海，在东南亚、拉美甚至非洲建厂，意味着这些地方的经济将起飞，实际上，东南亚、印度、非洲很多国家的GDP增速已经远远超过中国。只要有需求，它们的供应链将逐渐完善起来，逐渐替代中国。越南、泰国、老挝、缅甸、印尼、印度等国将成为中国的主要追赶者。

第四，中国从2022年开始陷入资产负债表衰退，驱使中国进入“被追赶阶段”。

总而言之，2022年的严格封控，一方面导致中国陷入资产负债表衰退，另一方面压低了中国潜在GDP增速和自然利率，导致中国投资回报率大幅下降，使中国在2022年已经跨越了“辜朝明拐点”，进入了“被追赶阶段”。

中国所处的“被追赶阶段”，与当初的美国、日本、韩国等完全不同。主要在于美国、英国、加拿大、澳洲、欧洲、印度等对中国抱有严重的敌意，试图在科技、贸易、供应链乃至国际政治、军事等方面全面挤压和遏制中国；并且企图扶持东南亚、印度、墨西哥，打造新的供应链来代替中国供应链。

即中国面临的是前有围堵、后有追兵，腹背受敌的状况。

因此，我更愿意将其称为“腹背受敌阶段”。



贴主:jefferson23于2024_07_10 5:59:29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