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那个年月教师非常不易，特别是女教师，工作没有保障，合同每学期一签。年年都要经历所谓的‘六腊之颤’：每个学期末（六月或腊月），都会战战兢兢地等着新学期的聘书。没有收到就意味着下岗失业，女教师遭解聘的主要原因就是怀孕和生孩子。外婆曾有过五、六次这样的经历。为了找工作，四处打听，求人、看脸色、送礼，历尽辛酸。但在抗战进入关键时期的1941年，已经接到聘书的外婆却主动向学校递交了辞呈，投身抗战工合运动中。
工合运动，全称工业合作社运动。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沿海城市相继陷落，抗日根据地及后方的军需民用物资极为匮乏。另一方面，大批的失业工人和难民，背井离乡流落后方，生存面临极度困难，亟待社会救济。为抗击日本侵略，发展民族经济，解决难民的吃饭问题，国际友人路易-艾黎、埃德加-斯诺等人发起了一场工业合作社运动。在国共两党的支持下，中国工业合作协会于1938年8月在武汉成立。之后各种工业生产合作社在后方各地应运而生，成为失业工人和难民生产自救、支援抗战的一支独特的经济力量；为供应战时的军需民用、支持长期抗战，作出了巨大贡献。
得知西北工合办事处在宝鸡成立的消息，女师的同学陈建晨来找外婆商议，俩人一拍即合：筹建一被服厂，为前线将士缝制被褥服装；由陈建晨牵头，筹集资金；外婆具体经办，选址招人。
招人之事颇费周折。当年的东后地和西后地，搭满了橫七竖八的茅草棚，住户全都是逃到西安的难民，外婆的任务就是从中寻找需要的服装工人。这些工人大部分是从湖北和河南来的，她们的逃难之旅很有特点：要么推个独轮车，车上放着缝纫机头，旁边坐在孩子；要么担着个担子，一头机头、一头孩子。家庭的其他成员背着包袱，步履蹒跚地跟在后面。这种从沦陷区来的工人，人数不少，成群结队的。外婆先找到那些有机头的工人，为她们配好机架和轮子，这样缝纫机就能运转了。然后再去招缝纽扣的手工工人。这些手工活要求不算高，一般逃难妇女就能胜任，她们被组织起来，生计问题因此也得到了解决。
历尽艰辛，西安东举工业合作社终于挂牌了。为了便于工作，1941年外婆将家搬进了被服厂所在地：东举院巷30号。外婆在合作社的工作属于半义务性质，薪水微薄，同当教师的待遇不能比。家人吃饭也同工人一起上大灶：黑面杠子馍、稀饭、浆水咸菜。
外婆平时的主要职责是跑外联，工作有两项：一是去军需局申请领取相关物资，如布匹棉花等。二是下到厂里组织工人生产。所谓的生产，除了踩缝纫机，就是在地下铺张席子，在上面蹲着、坐着缝制。

（抗战时期的工业合作社－－－网络照片）

军需局在南院门，工厂在东举院巷，两地相距较远。那时候没有公交车，东奔西跑全凭两条腿。1943年，母亲要上中学了，为了上学方便，全家又搬回了书院门。三地奔波，外婆的生活节奏又成了类似33年去天祿阁小学教书的情景：早出晚归，一天走的路程有几十里，这样一直持续到了1946年。这期间四姨出生，怀孕生育，外婆更加忙碌。但她那段时间的心情是非常愉悦的。
【2】
在东举合作社成立初期，外婆还有一件轰动之举，足可与1928年末营救被捕共产党之事，相提并论！
工厂准备就绪，外婆去军需局领取做衣服棉被所需的布料，打开包装检查，质量太差：布匹织得过于稀疏，简直像纱布。“这布料缝制的被褥，伸腿时都能踢烂，如何能用”，外婆坚决不收，要求更换。军需局的老爷们平时耀武扬威，没人敢惹，如今被一女子呛得哑口无言，甚为恼怒。于是派人带着军警，开着军车，阵势浩大地来到东举合作社。严令布料不得更换，立即生产。否则没收机器、查封工厂。
那是1942年的秋冬之交。三姨放学回来，看到院内院外站着许多持枪的军警；一群人将正在据理力争的外婆团团围住，推推桑桑、出言不逊；院子中央摆满了贴着封条的缝纫机机头。只有六岁的三姨当时血往头上涌，从人逢中钻进院子，将封条一一扯下、撕碎。这下院子里秩序大乱，当兵的满院子追赶在人丛中钻来钻去的孩子。军需局的封监制员上前拦住了那些要打三姨的军警。事后他对外婆说，当时他动了恻隐之心：这么小的孩子都知道保护自己妈妈，将心比心，自己也有个年龄相仿的女儿。
机器终于没被收走，外婆却被带走了。作为现场唯一的合作社管理成员，外婆被押解去军需局问话。被带走时外婆很镇静：俺娃把这封条撕了，我跟着你们去。在接待室内，口才甚佳的外婆慷慨陈词：缝纫机是工人们的私有财产，是她们谋生的依靠；被服厂是个人集资，为支援抗战成立的，断没有被查封没收的道理。最重要的是，如果将生产出的劣质棉衣被褥，送给前方爬冰卧雪、浴血奋战的将士，于心何忍？外婆的这番话打动了在场的军需局工作人员，管理层不得不收回成命：更换布匹原料。已发出给其他被服厂的次品，也陆续被追回。
后来军需局的雇员李仁清成了外婆的好朋友。一次到他家玩，他对孩子们讲述了当时的详情：你妈在接待室内讲，我们局里好多员工都在室外听，觉得她说的有理有据有节。大家纷纷窃窃私语，赶快给人家换，把次品布和棉花都换回来。
外婆是中午到的军需局，下午工作人员要下班了，言称问题已解决，催她赶紧回家。外婆还是不走，继续大讲特讲抗战的形势和意义。到了晚上，由于日机空袭，城里戒严，外婆在接待室的沙发上凑合了一夜。第二天早上被军需局的专车送回来时，她的衣襟已被奶水浸透，才出生两个月的四姨在家饿得直哭。
经过这件事，外婆在军需局有了很好的口碑，同那里的许多技术人员建立了良好的私人关系，比如，湖南的封监制员、北京的杨涟青杨技师、城固的王耀廷，还有李仁青等等。负责质检的封监制员和李仁青，经常下厂来讲解质量环节的检查重点；杨技师倾自己所学，给工人教授裁剪等技术方面的专业知识。想方设法让工人提高素质的同时，外婆还严把产品质量关。三姨后来在省医院工作时，有个耳鼻喉科的护士，每次见到三姨总会说，她当时在服装厂锁纽扣，吴先生对质量要求特别严。在外婆的不懈努力下，东举合作社在同行业评比中年年第一。
抗战结束后，完成历史使命的其他服装厂陆续关门，东举合作社却脱颖而出，被收编为国有，成为一家国营军服厂。
【3】
外婆的同学陈建晨因东举合作社的成功，在社会上声誉鹊起，成了西安政界的名人，抗战胜利后又到了南京，成功竞选上立法委员。外婆却因合作社的收编，失去了工作。陈感念旧情，四下活动，在西安市政府谋到一科员的职位，于是外婆进了类似于今天妇联的妇女会。
外婆刚到妇女会，就遇到了一件棘手的事。1947年春节刚过，一小女孩被送到了妇女会。据送孩子的军官说，他路过开元寺（解放前西安妓院集中的地方），这孩子跑过来，钻进他的大衣里，请求帮助。孩子的养母是个妓女，决定离开妓院，从良嫁人。老鸨不悦，扣下孩子，作为人质，但孩子的养母最终还是走了。孩子不堪忍受妓院的非人生活，逃了出来，四处寻找养母。
这个女娃只有七岁，面黄肌瘦的，还有点咳嗽，大冬天穿着很单薄的衣服。大家商量来商量去，没有好的办法。外婆自告奋勇把这个孩子带回了家里。这个女孩叫秋萍，每天晚上同外婆和三姨睡一张床，她与年级相仿的三姨打脚头，睡一个被窝。
经过一段时间的多方打听，终于联系上了妓院老板。老鸨得知孩子已到了妇女会，反咬妇女会把孩子骗走了，一份状子，递上法院。与妓院打官司？其他工作人员纷纷退缩，又是外婆挺身而出，代表妇女会与老鸨公堂对薄。开庭三次后，老鸨败诉，不得已说出了秋萍养母的信息。
根据老鸨提供的线索，这个人很快被找到了。秋萍的养母叫金宝，是扬州人，从良嫁给了一个盐业银行的经理。金宝说，当时由于老鸨阻挠，无法带上秋萍，她是哭着离开妓院的。这个娃非常可怜，两岁被人贩子从四川拐卖到了这里的妓院。她在妓院以养母的身份，带了孩子五年。于是外婆的提议被采纳，由妇女会担保，法院把秋萍判给金宝抚养。当时的领养手续还挺复杂的。
1948年过年的时候，外婆领着三姨去探望了秋萍。金宝所嫁的银行经理家境殷实，秋萍每天由女佣带着，去报恩寺街小学上学。之后的几年，秋萍每到节日都会过来看望外婆，同三姨玩上半天。五十年代末，秋萍出嫁，丈夫是个汽车司机，在兰州到西安之间跑长途。每年过年，夫妇俩依然会到家里来，给外婆拜年。
【4】
如果说上一件事是以喜剧收场，那么在妇女会的另一事却使外婆惨遭失业的厄运。抗战结束了，要进行大选，妇女会承担了推选西安妇女届国大代表的任务。当时教育界有两个小学教师提名：焦毓英和王舒荣。焦是外婆的女师同学；王是韩城人，与时任西安市长是本家亲戚。王舒荣狐假虎威，很是霸道，她到妇女会向外婆索要选票。外婆告诉她，选票是根据选民统计名单印制的，人手一票、发给本人，妇女会并没有多余的选票。结果王舒荣恼羞成怒，借着硬后台，反咬一口，说是外婆为她的好友焦毓英拉票，营私舞弊。将子虚乌有之事向上反映，并借用报纸等媒体，散布谣言。
投票结果，她们俩人都 成功当选国大代表，外婆却被迫离开了妇女会。失业四个月后，才又谋到开通巷小学的职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