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载丨《哲学研究》，2017年04期。
作者简介丨周炽成，华南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国学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

划重点：

（一）

今天通常说的“法家学派”，源自汉代司马谈的《论六家要旨》和《汉书·艺文志》。司马谈创造了一个“法家”概念，应该是有他的根据的:他大体上以今天意义上的“法律专家”或“刑法专家”来指称这一派，但未指明该派所含的具体的人和书。现代“新儒家”代表人物冯友兰说，儒、墨是先秦就有的老概念，但法家以及名家、阴阳家、道家是司马谈所创造的新概念。对这种创造是否合理有不同的评价，冯友兰作正面评价，而胡适则多有负面评价。



（二）

今人公认韩非子为法家的集大成者，但是，在汉代这就不是公认。司马迁将他归于“黄老”，刘向以他为“名儒”。另一位被作为法家代表人物的申不害，司马迁也以“黄老”说他:“申不害者，京人也，故郑之贱臣。学术以干韩昭侯，昭侯用为相。内修政教，外应诸侯十五年。终申子之身，国治兵强，无侵韩者。申子之学本于黄老而主刑名。著书二篇，号曰申子。”



（三）

总的来说，在传统中国，古人说的“申韩”，比较接近今人说的“法家”，而古人说的“法家”，则多指法令之家，即法律专家。还要看到，古人极少“儒法”并用。虽然很难明确断定最早的并用始自何时，但可以肯定的是，此并用在20世纪才流行开来。儒法对垒的种种说法，基本上是20世纪的产物:儒家传统而法家革新，儒家理想而法家现实，儒家宽民而法家苛民，儒家民本而法家君本，儒家王道而法家霸道，儒家重德而法家重法，儒家人治而法家法治……这些说法多是20世纪的说法，而不是传统中国的说法。虽然这些说法在传统时代也许有一些或隐或显的苗头、萌芽，但全面、系统的儒法对垒模式，肯定形成于20世纪。



（四）

常燕生在20世纪30年代旗帜鲜明地以法反儒，而且提出“新法家”的概念，此概念特别值得注意。几乎与之同时，陈启天也使用这一概念:“将旧法家思想中之可以适用于现代中国的成分，酌量参合近代世界关于民主、法治、军国、国家经济统制等类思想，并审合中国的内外情势，以构成一新法家的理论……有志救国的人们，努力建立新法家的理论，并且努力实行新法家的理论吧!若能如此，然后才可以改造我们的国家，保护我们的国家，发展我们的国家。”常燕生和陈启天是新法家的倡导者和代表人物，而陈启天的贡献最为突出，他的《中国法家概论》《韩非子校释》《韩非子参考书辑要》等很有影响。



（五）

“新儒家”的概念晚于“新法家”，而新儒家对法家也有所肯定。从新法家的出现到20世纪70年代的评法批儒运动的过程是法家地位不断提升的过程。扬法抑儒的倾向与现代的富强追求密切相关。



以上是本文作者关于“法家”的概念及儒法关系的一些学术观点。到底有多大的代表性，不得而知，但基本上跟我一直以来的了解相符。再次申明我只是个理工男，没有系统的研究过这些，只能选择相信那些真正研究过的人。



最后，即便我们所说的法家就是吴起，商鞅那些人，他们为什么会“不得好死”？最直接的原因就是他们触犯了传统贵族阶层的利益，提出贵族犯法与庶民同罪，以军功论爵位废除世袭贵族…这在当时难道不是先进的吗？说是“弱民”，实则利民，因为当时最需要强大的国家机器消除割据战争。无休无止的战乱才是最大的恶。至于后来的“辱民”，“贫民”，“愚民”…与我何干？鬼才知道你们两千年后会怎么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