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福生
上世纪五十年代，臧仲伦（1931-2014，前排右一）与苏联专家合影。

我是1974年入学北京大学俄语系的工农兵学员。我们这一届只招收了两个班，每个班14人。大家来自五湖四海，除了当兵的，最多的是内蒙古、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和插队的北京知青，几乎占了一半。与我们同时学习的还有海军、空军的两个进修班，所以北大俄语系的学员与其他系不很一样，无论是出操吃饭，还是上课开会，都集合列队，整装同行，像在部队一样。


豪华的教师队伍
系里对我们这一届十分重视，为我们调配了一支优秀的教师队伍：朱邦芳、徐稚芳、万宁、李广庭四位老师任班主任，一班两位。蔡秀英老师教授语法，吴贻翼老师也给我们上过一段新语法试验课。王贵友老师教授口语，何瑾老师教授阅读，李毓榛老师负责我们的听力教学。记得我们听的第一盘录音带是后来调到南京大学的王乃卓老师录的，至今他的语音还在我耳边回响。张秋华老师讲授俄国文学史，岳凤麟、李明滨老师讲马雅可夫斯基、普希金等专题作家。魏玲和林明虎老师讲授苏联文学。张海燕、宗恒然和杨政老师刚毕业留校，做我们的辅导老师。武兆令和陆嘉玉老师任党支部书记。

我问过一些北大俄语系毕业的师哥师弟们，包括后来的研究生、博士生，都没享受过这样一支豪华的教师队伍。记得开学第一天，还请来了年逾古稀的曹靖华先生给我们上了一课：如何学好俄语。


单身汉臧老师
臧仲伦（1931-2014）老师那时好像还没有彻底“解放”，只为我们编写教材，从一年级到三年级，一直跟随我们，从未换过。当时没有固定的课本，都是临时油印的“材料”，许多语法例句和课本内容都是臧老师从苏联报刊上摘录下来的，学习起来特别有针对性、新鲜感。

那时俄语系在43号楼，紧挨着西南校门，是座邻街的拐角楼，好像这座楼现在已经不见了。一层是国际政治系，二层好像是西语系，三、四、五层都是俄语系的。我们班的男生住在四层，臧老师就在我们的斜对面，同擅长速记的孙念恭老师同居一室。那时臧老师还是单身汉，除了和我们在一起，总在他的宿舍，所以无论什么时候，我们一有问题就去找他。他对所有的同学都很热情，也欢迎大家提问题，百问不烦，而且十分认真，一个小问题他也要反复举例讲解，直到他认为你理解了为止，但绝不超出他编写的教材范围，稍一多问，他就制止你，只要求你把他讲的记住。当然，我们也会怀着取巧的心理，问他一些如何尽快地学好俄语的傻瓜问题，他总是笑嘻嘻地告诉我们，学习俄语没有捷径只能多背单词多背课文，练就一种习惯性的记忆能力，词汇量大了，自然会培养出对俄语的感觉。他还举例说，我们的徐稚芳老师能整段通篇地背诵文学作品，顾蕴璞老师下过背辞典的狠功夫。

中年臧仲伦（大概摄于上世纪七十年代）。


给教授答疑的田宝齐
记得有件事对我们的教育很深刻。一天，我和一位同学在一间办公室门前看见几位老师像是在排队“候诊”，一问才知道，他们是有问题要请教一位他们的老师。我们很好奇，想见见这位老师的老师，于是找了两个自认为很难的问题，敲开了那间办公室的门。只见办公桌后面坐着一位上了年纪的老师，他光光的头，胖墩墩的，白皙的面庞甚是和善。他客气地招呼我们坐下。我们递上问题，他看了看，拿过桌上一张纸片，像老中医开药方似的在上面写了几行，递给我们说：“四楼阅览室靠墙的书柜里有这两本书，里面的解释比我讲得好。”我们谢过，直奔阅览室，很快找到了那两本书，按字条上的页码，立刻发现了我们问题的答案。

我们把这件事告诉了臧老师，他说，这是田宝齐先生，俄语系许多老师都是他的学生。其实，我们在楼道里见过这位老师打扫卫生，当时他大概已过了六十岁，竟然还有如此惊人的记忆力。这对我们当时学习俄语产生了很大的激励作用。


苦练《四十课》
在臧老师和其他许多老师的言传身教下，同学们很快找到了学习俄语的正路。记得好像二年级的时候，班里就自然地形成了背单词背课文的热潮，大家像着了魔似的无论走到了哪里，都念念有词，开会看电影，也不忘攥一把单词条，寒假暑假星期天也不放松，抓紧所有的时间下苦功。臧老师给我们的教材中有本叫《四十课》的油印课本，后来知道这是莫斯科语文出版社出版的《大众俄语》的精选版。这个册子我们的同学都能倒背如流，随便翻一页，起个头，就能一直背下去。后来去到苏联，有时一张嘴，竟也冒出《四十课》的“句套子”，闹出笑话。

臧老师说他当学生时，下的功夫比我们还狠，每天给自己规定出必须背熟的单词量，完不成不睡觉。记得在大兴教学基地时，我和臧老师床挨床，每天晚上睡觉前，他给我选出一句作家名言，要我背熟后再睡，第二天早晨一睁眼，要背给他听。记得高尔基那句“敌人不投降，就叫他灭亡”，他只念了一遍我就记住了，他表扬了我，可有的句子怎么背也记不住，他就很不高兴，一天都不理你。


臧老师听俄语相声
臧老师很有脾气但绝不失细腻的感情。在大兴教学基地正是臧老师和师母谈恋爱的时期。他们每天必写一封“情书”，有时还会写两封。臧老师不好意思天天往收发室跑，就派我去完成这个任务，总叮嘱我不要对别人讲。记得这样的信持续了很长时间。当然这个秘密一直保守在我心里，后来只对师母讲过一次。

在大兴教学基地，臧老师留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第一次给我们上课。那时俄语系的政治气氛还是很浓烈的，臧老师只能编教材，没有给学生上课的资格。有一天，我们的老师都回学校开会去了，但课不能停，于是同学们就请臧老师上课。这大概是他平生第一次给学生上课，站在讲台上，面对大家半天说不出一句话来，尽管要讲的课文是他自己编写的，激动的表情直到下课也未退去。

自那以后，臧老师好像开朗了一些，能主动地与同学们打成一片，讲趣事，开玩笑，吃饭的时候也能和大家围坐在一起了。记得举办过一次两个班的联欢会，检阅我们的学习成绩。大家自由结合出节目，当然必须用俄语。宗恒然老师独出心裁，组织几位同学说“三句半”，每人手持一个盘子，一边说一边用盘子刮自己衣服上的扣子，发出哗啦哗啦的声响，以作伴奏。我和另一位同学编了一段俄语相声，定稿后先表演给臧老师看，请他提修改意见。我们刚说了几句，臧老师就已经笑得不能自持了。不知是我们的相声真的可乐，还是我们自创的中国式思维的俄语引得他如此痛快淋漓地释放自己，无拘无束地纵情大笑。要知道，我很早就感觉到他一直很压抑，尽管他总是笑吟吟的。


泛读俄文报刊
臧老师鼓励我们阅读俄文版报纸杂志。他宿舍里有许多俄文杂志，是为我们编写教材用的，可以随便翻阅。他说，学习分两种，一种是精读，要求背诵，上课就属于这一种；另一种是快速浏览，可以囫囵吞枣，不必查字典，只求了解大意。我们当时掌握的词汇量很小，但也试着去做了。四楼阅览室就有俄文报刊，看完一版，也未必能理解几句。我们坚持了，也尝到了甜头。那年分批去北京外国语学院与他们俄语系同年级的学生交流学习经验，有去跟人家比试比试的意味。大家回来后都很沮丧，他们说得比我们流畅，语音语调都好像比我们好。臧老师知道了，给我们出了一个主意，让我们下次去带几张报纸，果然找回了一点面子，他们连标题都看不懂。

更大的甜头在后头。我毕业分配到人民文学出版社苏联东欧组，最开始我的工作中有一项是浏览二十余种俄文报刊，做摘要。我没有发怵。这当然要感谢臧老师那么早就让我们接触俄文原版的报纸杂志，打下了一点基础。

我们这一届学员都是吃过苦的，来自最基层，所以都非常珍惜这次上学的机会，不会浪费一点时间。到了三年级，除了课上教的，发给我们的油印教材《俄语教学词汇》（三千单词和两百个词组）、《俄语口语手册》（710页）都背了一遍，连那两本俄语系自编自印的《俄语语法》也都翻烂了。最明显的是背单词，再不像当初，一上午也背不了几组。

那时我们已经开始了课外阅读。1976年地震，我和几位同学搬到了俄文楼住。俄文楼石基一米多厚，再大的地震也不怕。王贵友老师把他的母亲也安置进了俄文楼，打趣地对我们说：“你们尽可以跟她练口语，条件是有情况时别把她忘了。”那段日子，下课后，我们除了去照看太师母（实则练口语，老人家不会中文），就是去一层东侧的俄文资料室，里面书很多，中文俄文，新书旧书，真是大开眼界，恨不得全都读一遍。那年月，没有多少人能享受如此丰盛的精神大餐。在这里我有一个发现：许多书后的借书卡上，都有张秋华和臧老师的名字。我对臧老师讲了，他不无得意地说：“打派仗时，哪一派都不要我，我只得读书。”

1977年8月我们开始分配。同学们陆续都知道了去向，有的分配到新华社，有的去了飞机制造厂，还有的分配到教育局，当兵的都回了部队。只有我迟迟没有下落。一天宗恒然老师，他当时好像是支部书记，说我们几个原中联部的“订货”，人家不要了，让我到人民文学出版社去报到。我很失落，有一种被抛弃的感觉。正好碰见臧老师，他安慰我说这个单位也不错，还说曹靖华的女儿也在那里工作。他的话多少让我有了点期望。


“我可以不署名”
我到了文学出版社后，一直保持着与臧老师的联系。好像是1981年，我们苏联东欧组组长冯南江，俄语系1957级毕业生，要我做他编辑《罪与罚》的助编。这部书稿是朱海观先生的旧译，审过后又请天津的译者王汶同志校订。没想到，王汶只校了不到一半，就推说全篇血淋淋的不校了，将译稿退回了编辑部。这让老冯犯了难。我也做了一半工作了，不想停下来，就对老冯说，我的老师臧仲伦先生中俄文都很好，可以请他接着校订。老冯很犹豫，一部稿子怎么可以署两位校者的名字，不署名，谁又愿意接受呢？

为此我来到臧老师家，对他讲了《罪与罚》的故事。他迟疑了一会儿，竟然同意了，让我转告冯南江，他可以不署名。这本书自1982年出版至今，几乎每年重版，收入了各种文集，已成为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常备书。相信许多读者，甚至行内的朋友并不知道我社的《罪与罚》还包含了臧仲伦先生的劳动。后来我将此事告诉了同办公室的磊然同志，她也很受感动，从她正在编辑的《托尔斯泰文集》中短篇小说卷里抽出几篇请臧仲伦老师试译。交稿后，磊然看了很满意。从此臧老师成了人民文学出版社的译者。


在文学翻译的道路上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在北京建筑工程学院教授俄语的李通生同学很想搞翻译，他拉上我一同去找臧仲伦老师，讲了这个想法。臧老师很支持，还为我们选了希什科夫的《忧郁河》。他认为这本小说尽管部头较大，但原文并不难，历史背景和故事情节也是我们能够理解的。前几章我们译完又相互校了一遍，臧老师看后，没怎么修改，认为我们可以照此译下去。后来，大概是教学任务越来越重，他把修改我们稿子的工作转交给了董立武老师（《乌克留姆河》，李通生等译，北方文艺出版社，2002）。我和李通生同学合译的季托夫的《死神奈我何……》（李通生、张福生译，华夏出版社，1988）也请臧老师审定过。

我也做过臧老师译稿的责编，那是我在编辑《屠格涅夫文集》时，发现拟收入文论的旧译文，问题较多，便邀请臧老师重译文论部分。臧老师下了很大功夫，交稿后我对照原文认真地学习了一遍，然后交给老编辑蒋路先生复审。蒋路先生是满意的。

其实，我还编辑过臧老师给其他出版社翻译的译稿，是那个出版社委托我做责编的。但我从未对臧老师讲过。

我知道，臧老师一直约稿不断，从未空闲过。他很累，很疲倦，却从不停歇。每次见面，每次通电话，我都劝他搁笔吧，该休息休息了。可他总说：“不做点什么，就觉得活着没了意义……”还开玩笑似的说过：“搞翻译，也像抽烟似的上瘾……”这可能就是他的真实生活。但我总觉得，如果没有坚定的信念，超凡的意志，是做不到几十年如一日，翻译出那么多的世界文学名著。在我看来，他的这种精神胜过他所有的译著，是值得我们永远学习的。

晚年臧仲伦。


最后一次见面
我们最后一次见面是在北大南门附近。那天我在北大办完事出来，站在路边打车回家，远远地看见一个人慢吞吞地朝我这边走来，个子不高，胖胖的，肚子挺大，从他那特有的步态我认出是臧老师。他目光直直地望着前方，后面拖着一个买菜的小车。待他走近后，我上前叫了一声“臧老师”。他先是一怔，认出我后，马上显出兴奋的神情。我发现他的脸略显浮肿。

“您还译吗？”我关心地问。

“不译了。”他说，“这不，你师母派我出来买菜，活动活动。……我刚才想起一个需要的词，很高兴。有时遇到一个难表达的句子，怎么也找不到合适的词，最让人难受的是，总觉得有一个特别恰当的词，就在什么地方藏着……干脆别再苦思冥想了，不定什么时候，也许在做饭的时候，也许在走路的时候，也可能在公共汽车里，你需要的那个词突然蹦出来，让你有一种奇妙的兴奋感……”他滔滔不绝，脸上放射出喜悦的神采，“这时候，你要赶快把它记下来，哪怕已经躺进被窝里了，也要找张纸写出来，不然忘了，让你着急难受……”

这些翻译经验多少年前他就对我讲过，而且不止一次，但每次他都像第一次那样兴奋。

臧老师离开我们快十年了，我们时常想起他，也希望他在天堂闲来散步时，像想起一个合适的词那样忽然想到我们这些学生，使他生出一种喜悦，平添些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