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说你是不是反贼吧
原创 西坡 西坡原创 2024年07月10日 12:00




我也是挺佩服现在的舆论场的，所有热点到最后，都能演变成寻找反贼的游戏。

昨天微博上，已经一把年纪的前媒体从业者李海鹏老师，总结了一下理想中的新闻业和真实的新闻业的工作流程区别。



网友补充说，真实的新闻业还有第二步：讨论媒体是不是反贼。

昨天朋友圈里，有朋友说，这件事挺黑色幽默的，发稿的时候无人注意，中储粮回应了大家开始致敬调查记者。调查记者早就消失被消失在这个通报时代了。我说，理论上，只要任何部门任何有来头的企业面对质疑都不回应，什么负面都出不了，出来了也会被舆论自动转化为捉反贼游戏。朋友说，不那么具体的事情上早就是这样了，也就这种具体的事还回应一下。

被提出的问题，得不到完整的呈现和系统的讨论，提出问题的人，反而会陷入需要自证的境地。这就是正在发生的。总有一天，每一个想要提出问题的人，脑子里都会自动浮现这样的场面：一群人吃着瓜子聊着天，“就说你是不是反贼吧。”

叶名琛老师泉下有知，可以出来提出新“六不”了。这里插一篇闲话。蒋廷黻在他的《中国近代史》里说，第一次鸦片战争时，林则徐被罢，是他的终身大幸事，却是中国国运的大不幸。推理如下：“林不去，则必战，战则必败，败则他的名声或将与叶名琛相等。但林百则中国会速和，速和则损失可减少，且中国的维新或可提早二十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毫无革新运动，主要原因在时人不明失败的理由。林自信能战，时人亦信其能战，而毫无主持军事的机会，何怪当时国人不服输！”

突然发现，这篇闲话其实是正题。

蒋廷黻的这番议论，让我想起贾雷德·戴蒙德的观点。戴蒙德在《剧变》一书中讨论个人和国家应该如何应对危机。同样的危机，会产生不同的结果。对个人而言，危机可以改变一个人的成长轨迹，如处理不当，个人终其一生会生活在负面情绪中。对整个人类社会而言，危机可使一种文明没落，使一个国家解体，使一个时代终结。

戴蒙德提出了影响危机结果的12个因素，其中第一个是：直面身处危机的现实。“只有在人们承认“我的确身处危机”（这也许要花上很长的时间）之后，才有可能在解决问题方面取得进展。”

我这些年来的观察是，出现危机时，无论个人还是组织最难做大的恰恰是面对真实的自己和真实的处境。等到终于开始面对的时候，最佳的机会窗口往往已经错过了。人们很容易把结构性的问题，替换为运气的问题、道德的问题，好像只需要重新掷一回骰子，重新换一个“有良心的”“有骨气的”，问题便迎刃而解。应变的时机与资源，便在这些徒劳的尝试与等待中消耗掉了。

这里头的原因，也并不玄妙。因为个人和组织都是有机体，不能像机器一样直接用新程序覆盖失效的旧程序，有机体面对外部冲击，既要寻找应对之法，还要维持内部的自我认同。后者往往是更优先的。戴蒙德说，这里的关键词是“选择性”。

很久之前，有朋友讲过一件事。有两个老人，经济条件不错，但身边没有子女照顾。朋友跟他们关系不错，有空会去看望他们，但不在一座城市，自己工作也很忙。老人总是找朋友求助。有一次，朋友实在忍不住说，你们为什么不能找个保姆呢？老人立马生气了，“我们才不会找保姆，我们以后也不会麻烦你了。”当然，没过几天，老人又来求助。

对这两位老人来说，需要有人照顾，是客观困难。“不能被人看出来没人照顾”，是他们的自我认同。为了维护这个外在形象，他们宁可忍受实际的不便。而对于真正关心他们，提出中肯建议的人，他们却采取敌视态度，因为对方挑明了他们的现实处境。

戴蒙德写道：“个人或国家不可能完全改变和抛弃过往的一切，这也不是他们所希望的。真正的挑战在于，在危机中的个人或国家需要取舍，分清哪些部分运作良好，不需要改变，哪些部分不再可行，需要改变。在压力之下，个人或国家必须直面自身的能力和价值。一方面，他们必须判断出自身的哪些方面在面对新局面时仍然适用，从而将其保留。另一方面，他们也需要鼓足勇气识别那些必须改变的方面。这就要求个人或国家找到符合自身能力和自身条件的应对危机的新方法。与此同时，他们要划清界限，明确那些对其身份认同至关重要、绝不可以改变的元素。”

混乱就是在这个时候发生的。对于需要改变的部分，坚决认定为“这就是我”。而对于属于内核的部分，则抛出来当作燃料烧掉，甚至当作负担舍弃。该取不取，该舍不舍，便会进退失据。我总是忍不住想起叔本华的话：“人只能在非常模糊的意义上被称为一个会思考的生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