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王画饼：牺牲当代又透支未来｜论帝国盛极而衰
原创 查查 查拉图斯特辣 2024年07月04日 00:28
在法国国王路易十四时期，财政大臣科尔贝尔给税收下过一个经典的定义：“税收是一种拔鹅毛尽量让鹅少叫的艺术。”



历史常见现象，王朝的前期往往能迎来所谓的“盛世”，便由盛转衰了。



由盛转衰的主要特征：一是社会财富的增长，跟不上食利阶层的扩张。二是食利阶层侵占社会财富的同时，皇帝还要有所作为，又无一不更加“烧钱”。



食利阶层几何式增长

侵蚀财政


打开一个王朝中期对比创业皇帝账本，会发现官僚体系、皇宫侍从、皇族亲贵随着时间成倍增长，对财政的侵蚀一个个都是天文数字。



养官的费用。唐太宗早期，中央官僚的数量是730人。贞观二十二年（公元648年），中央政府官员俸禄是十五万两千七百三十缗钱。太宗一代，养官成本仍然可以控制。



开元二十一年（公元733年），官员达到了17686人，吏员更是达到57416人，还有许多有官员资格，但还没有授官的人。



如果你说人口增长对应官僚体系膨胀，看看皇宫吧。唐代初年的宦官人数并不庞大，到中宗神龙年间（公元705年—707年）达到了三千人。玄宗时期，仅仅宫女就达到四万人，带品的宦官已上三千人，更高级别穿紫衣的也有一千人。



唐代的宗室子弟也在呈几何级数膨胀，玄宗时期在这一块的支出也已经是天文数字。历代王朝都必须面对食利阶层对财政的巨大侵蚀。



历代当中，明朝皇族的扩张最为令人咋舌，拼命生孩子，吃财政。有兴趣可以找来读一读。



皇帝有所作为

常常是社会经济的破坏



汉武帝、唐玄宗等都不是安分的皇帝。在休养生息之后，百姓安居乐业没几天，好战的皇帝要建功立业，这一烧钱的项目将会让社会加速转衰。



面对安全威胁，不介意擅动刀兵的皇帝非常多见，休养的时候能不打就不打，养好了就抓紧机会干。因为“苦一苦百姓”这个问题，但凡不超过死线，他们都倾向于疯狂试探这个生存的底线。



保土安民而非主动对外用兵，往往财政倾向健康，但随着军事冲突频繁，军费便成了无底洞，最烧钱的莫过于战争。



玄宗初年，中央政府每年的养兵费用只需要二百万贯钱就足够了。随着边境兵事的扩大，到玄宗中期，直接养兵成本已经高达一千万贯，之后扩张到一千二百六十万贯。



这里面其实有一个悖论，即帝国的安全问题永远不存在“一劳永逸”。



唐太宗将游牧民族赶去中北亚，但没过几十年草原上还会再出现一个军事集团，除非种族灭绝，否则它不可能消失。



而汉武帝北击匈奴除了名声响亮，大胜而归的面子，与根除外部威胁和数十年和平是“没影”的事儿。否则东汉、西晋又何来战乱纷飞，以及四百年的五胡乱华。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倘若战争的投入所获得之领土贫瘠且人烟稀少，那着实是一件“要面子主义”，仅此而已。



皇帝的理想

无不牺牲当代和透支未来



一个王朝的社会生产大多数情况下，无法高速增长，除了百废待兴的特殊时期。



汉武帝、唐玄宗、宋神宗此类帝王，都是王朝盛极而衰的样板。开疆扩土建功立业是压在帝王心头的一块梦想。



但是王朝及至中叶，一大堆官僚、皇族以及奢华的皇宫生活对财政占用率极高。这时就出现“理财专家”，如汉代桑弘羊、唐宇文融、宋王安石。



无非是加征税负，以及加杠杆。提高税负是牺牲当代，加杠杆是牺牲后代。在社会财富增长放缓甚至停滞，想实现“国用饶而不扰民”不可能实现。



桑弘羊用皇权垄断盐铁，宇文融扩张黑户入籍，王安石同样是官办商业机构并且经营放贷等等都是借垄断，搜刮于民，掠之于商，而垄断会造成社会贫穷。



道理很简单，蛋糕就那么大，又不会永远高速增长。所以帝王伟业的钱，无不是加大民间的沉重负担，实现皇帝的政治理想，百姓只是他们实现理想的成本。



需值得分清的是，因为社会迎来盛世，所以有空间让皇帝烧钱干“大事”，而不是因为皇帝完成“大事”所以盛世。千万别颠倒因果。



盛极就是转衰，后期中兴难度极大，因为它得向既得利益集团动刀。但权力稳固又必须依赖围绕自己的既得利益者。



题外话，一笔钱是在建设，还是在消耗？投入能否有社会实际效益增长，还只是皇帝面子工程，需仔细辨别。



千万别说保土安民，秦皇汉武唐宗宋祖没有一个不是刻意攻伐开疆扩土，四面出击能不打也打。唐太宗都三征高丽，那是争夺霸权，四夷宾服的扩张主义理想。



画饼，通常跟实际经济效益无关，往往竭泽而渔。历代帝王理想以百姓民生为代价，普通平民作为牺牲品，能跟他们与有荣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