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他们不惜一切代价，也要“脱离”苏联？（增补版）
原创 胡日查 汗八里文艺之声 2024-06-29 09:01
苏联解体，无疑是近几十年来最重大的历史事件之一。在没有外敌入侵和内部纷争的大背景下，一个空前强大的红色巨人，居然会以一种“不可思议”的方式迅速瓦解成了15个独立的民族国家。
坦诚说，苏联解体的原因是多元且复杂的。但不可否认的是，以乌克兰与波罗的海三国为首的民族分裂势力的推波助澜，起到了火上浇油的作用。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他们要不惜一切代价“脱离苏联”？我查阅了一些资料，接下来跟大家简单聊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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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苏联”？

1917年11月7日，赤卫队员、士兵与当地民众们包围并占领了临时政府的所在地冬宫，新生的苏维埃政权——苏维埃俄国诞生了。

在列宁的率领下，英勇的苏俄人民与刚刚组建的红军先后粉碎了资产阶级和地主的疯狂反扑，击败了高尔察克和邓尼金的武装叛乱，击退了英国、美国、法国与日本等14个帝国主义国家的武装干涉。1922年12月30日，由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与外高加索联邦共同组成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苏联）宣告成立。
1924年，乌兹别克、土库曼2个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加入苏联。1929年，塔吉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加入苏联。1936年，外高加索联邦宣告解散，但其构成单位格鲁吉亚、阿塞拜疆、亚美尼亚直接加入苏联。同年12月，原属俄联邦的哈萨克和吉尔吉斯2个自治共和国“升级”为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并加入苏联。1940年3月，卡累利阿—芬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加入苏联，后在1956年7月被并入俄罗斯。1940年8月，摩尔达维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与波罗的海沿岸的立陶宛、拉脱维亚以及爱沙尼亚成为了苏联的加盟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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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饥荒：乌克兰人的沉重阴霾

在十月革命（1917）爆发后的4年间，乌克兰陷入了黑暗的政治动荡期。其中，德国、奥匈帝国、临时政府、邓尼金的白军、波兰等势力犹如走马灯一般，相继出现在了乌克兰的历史大舞台。

一开始，乌克兰民众曾寄希望于“外援”来实现民族独立。不过话说回来，几乎所有的外部势力都没有协助乌克兰人“独立建国”的意愿，因为他们只对乌克兰的肥沃土地感兴趣。
1922年，东部的“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成为了苏联的加盟国之一，西乌克兰彻底沦为了波兰的殖民地。1939年9月1日，纳粹德国闪击波兰。17日，斯大林以“建立东方防线”为由，命令60万苏联红军进攻波兰东部，迅速占据了西乌克兰地区。18日，苏德两瓜分了波兰。两个月后，东西乌克兰“合二为一”。
在“加入”苏联的近70年间，乌克兰和其他加盟国一样经历了多次重大的历史变革。其中，属于俄乌民族共同史的乌克兰大饥荒，不仅掺杂着恩怨交织的复杂记忆，也成为了乌克兰“反苏”的重要源头。1）什么是乌克兰大饥荒？用发展的眼光看，农业集体化政策与苏联的国家工业化建设是紧密相关的。在缺乏原始资本积累与难以获得西方贷款的前提下，出口粮食成为了筹措资金的最终主要来源。对此，斯大林曾在致莫洛托夫的信中指出：应当将现在每天粮食出口量增加到至少300万—400万普特（1普特≈16.38千克），否则我们就面临没有新的冶金和机器制造厂的危险。一句话，应当加速出口粮食。
那么问题来了，如何保证在短时间内征集到所需要的粮食？斯大林认为，最好的办法是“消除商品率较低的小农经济，建立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鉴于此，从1929年开始，苏联开始在各地强力推行“农业集体化”政策。“不仅居民的住宅、大小牲畜、家禽等被收归国有；在部分地区，甚至一些居民家中的炉子、茶壶、水桶都被统统国有化了。”值得一提的是，尽管乌克兰的土地面积只占到当时全苏总面积的3％，但一直都是全国最大的农产品生产基地。为了征集到足够多的粮食，苏联组成征粮队，强行向乌克兰农民征集粮食。
学界普遍认为，爆发于1932—1933年的乌克兰大饥荒，是由农业集体化政策的失误、不利的天气条件、过快的城市化、向国外大量出口粮食等多种因素共同导致的严重后果。其中，农业集体化运动与过高的粮食征购指标，是导致大饥荒发生的主要原因。在俄语中，所谓“富农”，泛指吝啬、守财奴、善于钻营，没有贵族身份但依靠做生意而暴富的人。在沙俄农奴制改革与斯托雷平土地改革中，“富农”成为了“脱离村社的成功者”的代名词。资料显示，当时乌克兰境内的富农占到了农民总数的15％左右。
对于苏联政府推动的农业集体化与粮食征集制，富农阶层普遍持消极抵制态度。对此，斯大林采取了残酷的“消灭”举措。从1930年1月开始，官方抽调了大量人力前往乌克兰各地“镇压富农”。数据显示，大约有30—50万的富农被“消灭”，他们被财产被尽数剥夺，一些顽固分子被流放到了荒凉的西伯利亚或中亚地区做苦役。为了免受迫害，一些绝望的富农故意宰杀牲畜、破坏生产工具、烧毁农业基础设施。用发展的眼光看，这一举措极大破坏了当地的农业生产活动，严重影响了粮食产量和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可即便如此，苏共中央对乌克兰的粮食征购指标仍然很高。1930年，乌克兰农业丰收，粮食总产量2290万吨，其中上缴国库780万吨，基本完成了征购任务；1931年，乌克兰农业减产，粮食产量降至1760万吨。但为了完成指标，乌克兰不得不动用储备粮，凑齐了700万吨粮食的任务。1932年，全面实现集体化的乌克兰的粮食总产量仅为1280万吨，但中央下达的指标居然高达770万吨，尽管后来下调至660万吨，但依然远远超过了农民的承受能力。
为了完成征购指标，从1932年下半年开始，乌克兰当局出台了“关于强化粮食征购措施”的决议，具体要点如下：
实行武力征粮；

关闭所有国营、集体商店，没收一切粮食储备；

禁止私人和农庄进行粮食贸易；

停止发放贷款、预付和支付现金；

禁止一切团体和个人向农庄收购粮食。1932年，苏共中央强制从乌克兰运走了700万吨粮食，彻底将农民推向了饥饿的深渊。根据乌克兰给到的数据显示，从1932年冬到下一个收获季节，一个五口之家的农户的余粮居然只有80公斤。可以预见，“大饥荒”的出现只是时间问题。

这场令人毛骨悚然的大饥荒，不仅让很多小型农村彻底消失，一些大型村落的居民都差不多快死光了。对于这场大饥荒中的死亡人数，统计数字从60万到1500万不等。苏联官方给到的人口统计数字表明，1926年的乌克兰人（包括乌克兰境内的乌克兰人以及苏联其他地区的乌克兰人）的总数为3119.4976万人，1937年为2642.1212万人，足足减少了470万之多。俄罗斯学者孔德拉申根据各方档案文献估算，乌克兰的死亡人数在300—350万之间，这与乌克兰权威史学家库利奇茨基的统计大致吻合；另据库利奇茨基的推算，乌克兰的死亡人数大约为338.2万，其中1932年的死亡人数为14.4万，1933年为323.8万。
2）斯大林需要承担哪些责任？需要指出的是，根据俄乌两国近几年公布的大量关于乌克兰大饥荒的档案文献显示，以斯大林为首的苏共中央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首先，苏共中央对粮食征购工作中出现的恶性后果缺乏清醒认识，致使政府一再采取极端手段征购粮食，最终酿成了无法挽回的惨剧。在斯大林看来，“乌克兰的粮食征购工作之所以出现困难，主要是由于当地农民恶意怠工造成的”。因此，他不仅将反对粮食征购的行为定性为“对苏维埃政权的破坏和战争”，还打击了一批对粮食征购工作持保留意见的乌克兰地方领导干部。
比如在1932年底，时任哈尔科夫州委第一书记捷列霍夫在向斯大林通报乌克兰发生大规模饥荒的消息时，后者以近乎侮辱性的口吻答复道：有人跟我说，你，捷列霍夫同志是一个出色的演说家。看得出来，你真的很会讲故事，编造这样一个关于饥荒的故事来吓唬我们。但是这办不到。让你留在州委书记的位子上不太合适，你应当去作家协会工作，去写你的故事，只有傻子才会读的故事。很快，苏共中央委员就解除了捷列霍夫一切职务，令其听候处理。
其次，在乌克兰境内爆发饥荒后，斯大林不仅出台多项法令继续征集粮食，还阻止当地农民从村庄出走。1932年7月23日，苏共中央通过决议，否决了地方党组织提出的“在春秋两季给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提供贷款”的请求，理由居然是“本年度庄稼收成令人满意，而且国家减少了集体农庄的粮食征购数量”。
8月7日，苏联颁布《关于保护财产、保护集体农庄的国有企业和合作社以及加强社会主义公有制》法令：对于盗窃集体农庄和合作社财产的人应处以最高刑罚——枪毙，并将其切财产充公；情节不严重者，剥夺自由10年以上，财产充公。截至1933年1月，有54645人被定罪，其中2110人被处以极刑。与此同时，乌克兰境内几乎所有地区的粮食储备都已接近枯竭了。
为了防止大量饥民涌入城市，苏联人民委员会和中央执行委员会于1932年12月27日通过了“关于在苏联实行身份证制度（除农民以外的所有苏联公民都拥有身份证）”的决议，用以限制农村人口的自由流动。为了保证法令实行，苏联还特别成立了由国家政治保安总局统筹领导的专门机构——“工人农民警察总局”。
1933年1月22日，苏联颁布了由斯大林和莫洛托夫二人亲笔签字的“关于禁止饥饿农民从北高加索和乌克兰大规模迁移到国家西部、中部和伏尔加河流域”的密令。根据文件，农民出逃的行为被定性为“苏维埃政权敌人、社会革命党人和波兰间谍机构组织的破坏行为”，目的“就是为了发动农民来反对苏维埃政权和集体农庄”。截止1933年3月，苏联共逮捕了21.95万人，其中18.66万人被遣返，剩下的人被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在乌克兰全境爆发饥荒的同时，斯大林仍然向国际市场大量出口粮食。需要指出的是，尽管苏联政府在1933年2—6月间合计向灾区发放了32万吨救济粮，但相对于数百万受灾人口而言，这一数字完全是杯水车薪。作为对比，苏联在1932年出口的粮食大约为1800万公担（1公担=100公斤）。在饥馑年份，这些粮食足以使1400万人存活下来。除此之外，苏联还有1820万公担的储备粮。倘若苏联在该年不出口粮食并动用储备粮来赈济灾民，完全可以改善2500万—3000万人的缺粮状况，大规模人口死亡的现象是可以避免的。
第四，斯大林等苏共中央领导人对本国民众和国际社会封锁消息，隐瞒饥荒真相。尽管莫洛托夫等中央委员会成员曾多次亲往乌克兰“监督粮食征购计划的完成情况”，但是他并没有如实汇报乌克兰的真实情况。实际上，在当时的苏联，根本没有人敢于在公开场合谈论饥荒。为了推卸责任，在1933年春，斯大林不但处罚了农业人民委员部、谷物和畜牧国营农场人民委员部的部分工作人员，还逮捕了75名地主和“资产阶级出身的人”，指控他们“在乌克兰、北高加索和白俄罗斯的农业生产过程中进行反革命破坏行动”，35人被判处死刑，其余的人判处8—10年的监禁。
但难以无法原谅的是，基于顾及国家形象的需要，苏共中央拒绝了欧洲国家的非政府组织提出的粮食援助的建议。鉴于此，库利奇茨基在《为什么他要消灭我们？》一书中愤怒地指出，“斯大林制造饥荒的根本目的，就是不允许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脱离苏联”。即便到了今天，依然有不少乌克兰民族主义学者义愤填膺地表示，“大饥荒就是苏联政府针对乌克兰民族的种族灭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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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波罗的海三国大力“反苏”？

进入13世纪以后，位于波罗的海沿岸的立陶宛、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先后建立了自己的民族国家。尤其是立陶宛，在建国之后的数百年里，一直都是欧洲不可忽视的一股力量。

不过话说回来，伴随着沙俄的强势扩张，截至19世纪，三国均被纳入沙俄版图。
1）对波罗的海三国的“强制吞并”时光荏苒，十月革命（1917）爆发后，波罗的海三国相继建立了苏维埃政权。但在外国武装的干涉下，1920年，苏俄政府先后与三国在1920年签署和平条约，宣布“放弃主权要求”。独立之后的波罗的海三国，先后开启了一系列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领域的资产阶级改革。进入20世纪30年代末，基于维护国家安全的需要，苏联在与波罗的海三国的接壤处建立了一大片“缓冲区”。
1940年6月14日，苏联以最后通牒的形式向三国政府发送声明，除了指责他们“违反了与自己签署的互助条约”之外，强制要求三国“改组政府，允许苏联增加驻军”。由此可见，苏联已经做好了武装占领的准备。见对方来势汹汹，势单力薄的波罗的海三国不仅主动改组了政府，还宣布“全面恢复苏维埃制度”。不过，他们做出的一系列努力，并没有换来想要的和平局面。在6—7月间，苏军迅速武装占领了波罗的海三国。8月，三国政府宣布“加入苏联”。
当然，在苏军进驻波罗的海地区的同时，当地的民族抵抗组织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了出来，并得到了极为迅猛的发展。为了迅速掌控当地局势，苏联采取了镇压和强制迁移的双重措施。在1941年5月，苏联在立陶宛逮捕了5664人，强制迁移了10187人；在拉脱维亚逮捕了5625人，强制迁移了9546人；在爱沙尼亚逮捕了3173人，强制迁移了5978人。
另外，在1944—1946年间，苏联打着“平叛”的旗号，在立陶宛杀害了13502人，逮捕了15528人；在拉脱维亚杀害了1478人，逮捕了1859人；在爱沙尼亚杀害了381人，逮捕了2070人。经过一系列的武装镇压，进入50年代后，三国境内的大规模反苏斗争基本销声匿迹，但零星的抵抗活动一直延续着。
2）强硬坚决的“苏维埃化”改革二战结束后，苏联的经济迎来了高速发展。但作为对比，波罗的海三国的“苏维埃化改革”一直停滞不前。截至1949年初，只有3.9％的立陶宛农户主动加入了集体农庄，爱沙尼亚为5.8％、拉脱维亚为8％。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波罗的海三国的“苏维埃化改革”进展如此缓慢？其实原因很简单，这里的基层党员组织力量十分薄弱。实际上，截至1945年初，立陶宛境内的党员人数为3536名，拉脱维亚为3592名，爱沙尼亚为2409名，这还包括可驻扎在当地的苏军与内务部军队中的党员在内。
为了解决人力不足的问题，大批来自全国各地的以俄罗斯人为主的党政干部被派到波罗的海地区，指导并协助当地的“苏维埃化改革”。截至1947年初，拉脱维亚境内的党员与候补党员人数高达21037人，立陶宛为16202人，爱沙尼亚为12965人。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大批反对“苏维埃化”改革的“反动分子”们被尽数驱逐了出去。从1949年以后，先后有25500个立陶宛人，39000个拉脱维亚人，22000个爱沙尼亚人，被冠以“富农、匪徒和从事非法的民族主义活动者及其家属”的“罪名”，强制迁移到了遥远的雅库茨克和伊尔库茨克等地。
另外，基于巩固波罗的海地区局势的需要，苏联在派遣了大批党政干部入驻的同时，还在三国的党组织中设置了极具特色的带有“钦差大臣”意味的“第二书记”一职。以爱沙尼亚为例，苏联在1944—1953年间，先后派遣了3位非爱沙尼亚族的第二书记。直到贝利亚在1953年推行新的民族政策后，苏联才通过了了“由爱沙尼亚人担任第二书记”的建议。可好景不长，进入20世纪70年代，苏联再次恢复了“任命第二书记”的权力。由此可见，因为强有力控制机制的存在，才使得苏共中央得以在各加盟共和国的政治、安全、外交和经济事务等方面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作为对比，倘若这一控制机制被人为地予以削弱，那么各加盟共和国的权力欲望一定会急速膨胀，整个国家大概率会陷入分崩离析的危险。
3）民族主义风潮的泛滥戈尔巴乔夫上台后，苏共中央与波罗的海三国的关系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伴随着一系列民主化改革的持续深入与苏共权威的下降，三国的党组织逐渐失去了对地方局势的控制能力，三国境内的“民族运动”已经升级成为“争取经济和政治权利所进行的公开斗争”。1988年11月12日，立陶宛党中央不仅率先提出了“争取更多主权和经济独立”的要求，并提出了“今后以各加盟共和国的基本法律为基础制定苏联宪法”的提议。不出意外，这一提议得到了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的积极响应。1988年11月16日，爱沙尼亚通过了《爱沙尼亚主权宣言》，宣布“在爱沙尼亚共和国内，爱沙尼亚最高权力机关和机构的法律优先”。1989年5月和7月，立陶宛和拉脱维亚分别通过了类似的宣言和法律。
1989年5月，苏联第一次人民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在会议上，波罗的海三国的代表，不仅共同提出了“实行共和国经济核算制”的提议，并一起拟定了“共和国经济独立草案”。值得一提的是，三国代表并未提出“政治独立”的诉求。其实原因很简单，基于当时的社会条件，绝大多数波罗的海居民普遍认为，“苏联在政治上还是强大的，苏维埃国家是应该保持统一”。因此，尽管波罗的海三国的民族主义者们一再宣称“波罗的海国家加入苏联是不合法”的，但又提出了“使之合法”的条件，即“将苏联从一个凌驾于加盟共和国之上并管理加盟共和国的强有力中心，改造为一个由主权加盟共和国组成的联合体”。
面对如此困局，苏共中央既没有就地方提出的权利问题做出有效反馈，也没有对暗流涌动的民族主义思潮进行深入剖析和抑制政策。中央冷漠且搪塞的态度，使得三国境内的民族主义情绪被彻底点燃。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的诉求升级为“要求脱离苏联”。在1989年3月举行的立陶宛人民代表大会的选举中，民族主义组织“萨尤季斯”得到了41个名额中的34个，旋即在事实上掌握了国家政权，逐渐成为主导立陶宛独立的中坚力量。与此同时，拉脱维亚“人民阵线”的势力也迅速膨胀了起来，并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发展到23万人。注意，拉脱维亚全国总人口也只有261万！更讽刺的是，共产党员居然占到了成员总数的约30％！
1989年8月23日，“萨尤季斯”组织并发起了一场名为“波罗的海之路”的政治活动。三国居民组成了长达几百公里的“波罗的海人链”，将三国的首都连接了起来。数据显示，超过五分之一的居民走上街头，全程参加了这次运动。对于这场声势浩大的民族主义运动，苏共中央做出了激烈反应。8月27日，《真理报》公开发表了《关于苏联波罗的海加盟共和国局势》的声明，指责三国领导人“没有尽一切努力，把改革进程纳入正常的轨道”。官方对本次活动的定性，无疑激起了当地居民的更大愤怒。可即便如此，苏共中央依然没有正确认清形势，还想将解决问题的最后希望，寄托在三国领导人身上。1989年9月13日，戈尔巴乔夫与三国领导人举行会晤，希望三国领导人能够主动出面，制止住这一极端行为；12月3日，他又发布了一篇名为《告立陶宛共产党员》的呼吁书，但依然未起到什么作用。
1989年12月20日，立陶宛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通过了《关于立陶宛共产党脱离苏共独立的决定》。其中，投赞成票者为855人，反对者有160人。代表大会结束不久，立陶宛共产党内部发生了分裂，党员从原来的20万急速下降至5.5万。1990年，立陶宛共产党组织宣布改组，党员人数进一步下降至3.3万人。10月，立陶宛共产党直接改名为“劳动民主党”，主动解除了苏共中央的直接领导关系。可即便如此，苏共中央的噩梦远未结束。在1990年2月举行的立陶宛议会选举当中，“萨尤季斯”获胜，取得了最高苏维埃141席中的96席；同年3月，在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举行的选举中，支持国家独立的党派均取得了超过半数的席位。至此，苏共中央对波罗的海三国的控制机制，宣告彻底瓦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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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亚：挥之不去的“同化”阴霾

基于维系国家稳定的需要，从19世纪中叶以后，一直寄希望于“语言同化”政策来构筑“国家共同体”的沙俄政府就，先后在乌克兰、白俄罗斯等地推行“义务国语制”，颁布了多项禁止“非俄”族群使用本民族语言的法令。

但对于多民族国家而言，这种带有“民族同化”色彩的语言政策，不仅容易激起了“非主体民族”人士尤其是知识阶层情绪的反弹，更容易成为瓦解国家稳定的不利因素。
1） 斯大林的铁腕改革众所周知，列宁不仅一直明确反对政府利用最高权力来推行某一特定语言为“享有特殊地位的国语”，还组织了大批语言学家开帮助那些只有语言、没有文字的民族创制了自己的民族文字。在这种强调民族平等的大背景下，地处偏远、经济与文化发展均落后于全苏平均水平的中亚地区成为了最大的受益者。不仅当地各族民众的文化水平有了质的飞跃，政治觉悟和“建设苏维埃国家”的热情水涨船高。
与列宁不同，新一代领导人斯大林认为，“苏联的联邦制以及各加盟共和国将本民族语言设定为官方语言的政策，不仅会强化民族意识，也不利于不同民族间的交流。”在这样的大背景下，进入1936年以后，苏联决定让那些使用其他字母拼写本民族语言的少数民族改用俄语西里尔字母。5月，俄联邦率先开启了这一尝试。截至1937年底，该国境内的所有少数民族文字都实现了“西里尔化”。不久，“文字西里尔化”进程迅速在苏联全境推广开来。不过话说回来，这样的举措不仅为这些“非俄”民族的居民全面掌握本民族文字制造了一定的困难，更为俄族与非俄族民众之间的关系蒙上了一层阴影。
在推行“文字西里尔化”改革的同时，俄语的地位也有了显著的提高。1938年3月，苏共中央与人民委员会通过了《关于在各加盟共和国及各地区学校开设俄语必修课》的决议。决议要求，在小学阶段学习结束时，各加盟共和国的学生们“不仅需要具备基本的俄语说读写的能力，还可以满足从事办公室类工作的需要”。这就意味着，俄语正式成为了所有学校的必修课。
得益于苏军在反法西斯战场上的英勇表现，俄语在二战结束后成为了全苏联“广受尊敬的语言”。因此，俄语被设置为从小学二年级开始就要上的必修课，各级学校的俄语教学一度被赋予了“爱国主义教育的使命”。至此，俄语已经成为了法理上的官方语言。用发展的眼光看，苏联希望通过语言政策的调整，逐渐使俄语成为全苏联“通用语言”的做法是存在一定道理的。但是，新版语言政策的制订与实施，本身就违背了苏联宪法中“废除任何语言的特权，实现各民族语言一律平等”的法条。更何况，将俄语调整为全苏联“通用语言”的做法，很容易引起非俄民族居民尤其是知识分子民族情绪的反弹。
2）后斯大林时代的“俄化”政策1956年2月，苏共二十大召开。赫鲁晓夫在会议中指出，“社会主义并不是要消除各民族之间的不同，而是要繁荣各民族的文化”。
同年6月，苏共机关报《共产党人报》全文发表了一封“从未公开的列宁遗言”。“列宁”在“遗言”中强调，“官方不仅要提防并反对大俄罗斯主义，而且应该在向少数民族让步以及宽容方面多做一些”。尽管“遗言”的真实性有待商榷，但迅速催生出了各加盟共和国的民族意识。比如在1956年10月，乌兹别克共和国党中央召开了上千人参加的“乌兹别克知识界大会”。在会议上，乌共中央最高领导人努尔丁·穆希第诺夫（1917—2008）激情呼吁知识界人士“要承担发展民族文化、记载其精彩历史及培养民族干部的责任”。原因很简单，“一直被描述为落后地区的中亚地区，其实一直都是人类文化发展史上最古老的中心之一”。
眼见局势不妙，苏共中央迅速回到了以“加强俄语教学”为主要手段的“民族融合”之路。1958年11月，苏共中央发布教育改革方案，其中就有涉及俄语教学的“Thesis 19草案”。草案认为，“考虑到非俄族儿童需要学习本民族语言、俄语以及一门外语的负担过于沉重”，因此要求家长们在“本民族语言教学学校”和“俄语教学学校”二选一。坦诚说，这是一个不平等的选择。但是，为了孩子的未来着想，绝大多数家长们只能选择将子女送入俄语授课的学校求学。至此，自1938年起逐步确立并已经延续了二十余年的“双语教学模式”，彻底成为了历史。
1961年，苏共二十二大不仅确立了俄语“作为苏联各族人民第二母语”的地位，还明确了 “两条线战略”，即“民族语言被用于当地文化的发展，俄语被用于其他更宽的途径”。随着时间的推移，俄语成为了各加盟国政治宣传、经济交往以及科技发展和工业建设的唯一用语。到了勃列日涅夫时代，苏共中央进一步强化并巩固了俄语的“苏联第二母语”地位。比如在1978年10月，官方颁布了《关于强化加盟共和国俄语教学的若干措施》。有学者认为，这是“Thesis 19草案”的升级版本。尽管在波罗的海三国、乌克兰乃至白俄罗斯、摩尔多瓦等地都爆发了一定规模的游行和抗议活动。但不可否认的是，俄语已经全面承担起了苏联“国语”的作用。就拿中亚地区来说，截至1979年，当地各族人口中不能流利地说本民族语言的人众已接近500万人。
3）“俄化”语言政策的局限性戈尔巴乔夫上台后，中亚五国的民族语言的发展有了新的“转机”。截至1990年5月，各国相继通过新的语言法，不仅赋予了主体民族语言的国语地位，还将俄语降格为族际交际语。不过话说回来，这一带有“去俄化”色彩的语言举措，似乎并未对本民族语言的发展起到显著的促进作用。以乌兹别克斯坦为例，该国在苏联时期出版了大量使用西里尔字母拼写包括科学著作、文学作品、专业文献与论文在内的高质量乌兹别克文书籍。但是，由于文字拉丁化改革，年轻一代很难通读这些读物。这就意味着，年轻一代的阅读量与老一辈人相比要少得多，社会的平均文化水平呈现出了走低态势。
另外，由于文字拉丁化的举措，致使使用西里尔字母拼写的乌兹别克文教材根本无法继续使用。于是，一个颇为棘手的问题摆在了眼前——“各级学校均缺少高水平的使用拉丁字母拼写的乌兹别克文教材”。原因很简单，既精通拉丁版乌兹别克文又精通本专业的学者本身就少之又少，进而使得该国的高等教育水平出现了幅度不小的下降迹象。坦诚说，这种刻意的“去俄化”运动，固然刻意增加本国人民的民族凝聚力和国家认同感。不过话说回来，国家经济、文化等领域的发展也蒙受了不小的本来可以避免的损失。由此可见，狭隘的民族主义思想很容易成为阻碍国家发展的“绊脚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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尾声

面对民族问题的愈演愈烈，戈尔巴乔夫不仅没有采取果断措施加以制止，反而幻想通过制定新版本的《联盟条约》来修复民族裂痕。

他递交的三版《联盟条约》草案，做出的让步一次比一次多。其中，将“新国家”的国体设定为“邦联”而不是“联邦”，甚至直接删去了国名当中的“社会主义”与“苏维埃”字样，旨在突出各加盟国的“主权”。可即便如此，“由于他对整个民族向心力量的非理性本质估计不足”，最终让苏联走上了解体的道路。会最后想说的是，民族认同不等于民族分离主义。在一个多民族国家境内，少数民族一定会有自己的民族认同。至于过分强调语言的作用以及希望通过强制推广主体民族语言教学来加速“民族融合”的举措，只会更容易引发少数民族不满情绪的反弹，进而强化客观存在的民族分离主义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