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战争的真相（1）八旗集团的兵力
2024-06-23 05:21·博览群书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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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战争，从历史研究角度说，是一场“资料不对等”战争。举例说，明朝的档案虽然存世极少，涉及明军兵力和损失的第一手文献却有很多。相对而言，八旗集团对兵力和损失数字却遮遮掩掩，资料鲜少。甚至入关多年以后，八旗集团依然是“虽罗列营制而不计兵额”、“使人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1]。更惊人的是，满清倒台后，其档案不再保密，却还是找不到入关前的全面兵力统计，涉及人员伤亡的报告更为罕见。

于是长期以来，对满清集团入关前的兵力，只能靠各种间接材料来推测。对八旗集团内部的人员构成关系，史学界也缺乏明确认识。结果，得出的结论往往南辕北辙。比如有人觉得八旗集团有几十万兵力，也有人认为只有几万甚至一万多兵力。

遗憾的是，即使对有限可靠材料的收集和整理，也并不系统。

要搞清这个问题，我们不妨从稀少的真正第一手材料入手。将类似材料最大限度搜集并串联起来，加以互相印证，以期得出最接近于实情的整体印象和结论。

一 入关前夕（1644年）的总兵力

现存的八旗集团最早的兵力统计，来自“第一历史档案馆”公开的《顺治五年八旗男丁满文档》。这是真正的第一手可靠资料。对这份档案的深入分析，或许可以成为解开秘密的钥匙。档案所示细目如下[2]：

满洲55330人

蒙古、察哈尔蒙古28785人

汉军、台尼堪等汉人45849人

（据《八旗通志》，满清入关后，自顺治元年到五年，以南明降军新编了四十多个汉军牛录，依编制有近万人。还不算零散“抬旗”和攀附的汉人。与顺治十五年数据相比，也可知入关后的汉军旗人数是增长趋势。至于所谓“台尼堪等汉人”，则不同于汉军旗。他们是满洲旗下汉人，比如“满洲旗下包衣汉人”或“满洲旗下包衣旗鼓汉人”。本文称“台尼堪等汉人”为“包衣汉军”。）

包衣阿哈尼堪（汉人）216967人
（“包衣汉军”和“包衣阿哈汉人”都简称为“包衣汉人”，容易被混淆。可是如《满洲氏族通谱》所示，这两者截然不同。八旗集团内分“兵”和“奴”两个阶级。“包衣汉军”是“兵”，而“包衣阿哈汉人”则是劳动奴隶，是干活养兵的，也不在牛录兵数内。正如朝鲜人在后金内部所见[3]：“自奴酋及诸子下至卒胡，皆有奴婢、农庄。奴婢耕作以输其主。军卒则但砺刀剑，无事于农亩者”。
残存明代档案，有一些后金逃出的汉人奴隶口供，自述工作也是“做庄稼”、“纳粮”、“种地”；满洲兵则“每月较练兵马[4]”。八旗军会从汉奴里挑选出一些“汉军”和“汉军包衣”，有时也携带一些汉奴随军“牵马”，充当“跟役”。但“跟役”未必全是汉奴，也较少直接参战。现存几份八旗损失档案，罕有跟役的伤亡记录。惟前屯卫战阵亡的137人内有7个跟役[5]。本文原则上不把“包衣阿哈汉人”列为军事人员）

综上所述，顺治五年的八旗集团共有346931个男丁。其中有近13万军事人员（确数129964人）。去掉入关后的新编汉军等，则入关前的军事系统约有12万人。值得注意的是，自顺治五年到十四年，满蒙男丁从84115人减至75748人，少了8367人。以趋势所见，入关前的满蒙男丁或比顺治五年更多。

据此，以顺治五年（1649年）数据反向推定，则1644年的八旗集团有12万兵力。其中满蒙兵8-9万人，汉军和汉军包衣兵约3万人。

入关前，除了八旗集团，满清还有三顺军和外藩蒙古两支力量。有趣的是，涉及这两个集团的兵力档案反而比较多。与缺乏补充来源的满洲兵不同，三顺军入关后补充比较容易，入关前兵力或更少。几份档案也证实了这一点：孔有德耿仲明投金时，所带官兵和水手总计有4198人[6]，到崇德元年则有4350人[7]，而顺治五年是5600人[8]；尚可喜带着1405个男丁投降[9]，到顺治五年有2300人[10]。综合判断，1644年的三顺集团约有6000-7000人（1649年明确记载是7900人）。

崇德元年，外藩蒙古共有5456个甲兵[11]。入关前规模又有扩大。崇德四年的一份档案，指责一些外藩部落在1637年劫掠济南期间，少派了2458个披甲[12]。可见外藩蒙古的兵力相当庞大。外藩蒙古每次为满清出兵20-27个旗、每旗200-300人[13]。推测总计有超过一万甲兵。

加上三顺集团和外藩蒙古，满清入关前夕可用兵力约13-14万人，其中满蒙兵约10万人。
二 八旗集团的兵力变化

分析了1644年的满清兵力后，再回顾一下入关前的兵力变化过程。满清时代的汉人，虽然搞不清八旗到底有多少兵力，却知道一个常识：“不得佐领（牛录）之数，则历朝之兵数不可得而稽也”[14]。也就是说，想摸清八旗的兵数，首先要知道牛录数。

《钦定八旗通志》记载[15]：“甲寅年（1614年）始定八旗之制……每三百人设牛录……时满洲蒙古牛录三百有八，蒙古牛录七十六，汉军牛录十六”。合计为400个牛录。以一牛录三百人计，则总共有12万兵。其中满蒙兵11.5万人，汉军约5000人。

努尔哈赤在战前就有十二万兵力？靠谱吗？未必不靠谱。请看《满文老档》对抚顺之战的记载[16]：“四月十三日，寅日巳时，发八旗兵十万攻明”。而这十万兵以外，还有一些留守兵力。也就是说，开战之际，努尔哈赤手下兵力已超过十万人！

有人说“十万”是虚数吧？不是。《满文老档》还写明了十万兵的编组[17]：“二十日，分遣六万兵携俘获前行。立大功者重赏，立小功者轻赏，而负伤者视伤势轻重，酌情行赏、重赏阵亡之甲兵。汗亲率兵四万，移营前进”。《清实录》也说[18]：“令兵六万率降民及所得人畜前行归国，帝与诸王臣领四万移营”。两者的记载一致，都是四万+六万=十万兵。

《满文老档》还记录努尔哈赤多次动用重兵。举几个实例[19]：“率兵四万往取开原城”，而明朝在开原只有1万守军[20]；《满文老档》对攻打毛文龙的兵力说得更具体：13540个兵[21]。而毛文龙手下只有少数正规军和难民。从这些记录看，努尔哈赤时代，后金居然往往用优势兵力来打明军。

更鲜为人知的是，《满文老档》删去的一份旧档记载，天命八年的八旗集团已有三十二万个男丁[22]：“简派八旗游击十六员，每游击管诸申（满洲）、汉人官员所隶男丁二万名”。这是包括了汉人奴隶的数字。但也证明，努尔哈赤完全可能拥有10万左右的兵力。

萨尔浒之战后，明朝和朝鲜也普遍认为后金有十万甚至更多兵。举些例子。

《明实录》[23]：“奴酋之兵，据（萨尔浒）阵上所见，约有十万”；熊廷弼也报告[24]：“（后金）计兵已近十万”。

朝鲜人李民寏在萨尔浒后当了一年多俘虏，对后金内情有亲身体察。他所知后金有360个牛录，14-20万兵（骑兵8-10万）[25]。明朝军官所写《武备要略》，也说后金有360个牛录[26]。与满清自称的400个牛录差异不大。天启元年，光海君派郑忠信出访后金，回报称[27]：“（后金）八部大约九万六千骑也”。

几年后却有了不同情报。天启四年，毛文龙将18名后金俘虏送到北京，在中军都督府衙门接受审讯。其中有个“牛鹿”豹販供述说[28]：“计奴酋有牛鹿三百余，领兵多寡不等”、“奴酋有兵七万”、“复称我兵杀奴兵一万余，尚有精兵五万余。”
（崇祯十一年，后金逃回的汉人称清军为“有马精兵达子”和“步兵达子”[29]。崇祯十三年的逃回汉人也说“有马精兵达子”[30]。在后金内部，“精兵”或专指骑兵？不一定。但立此存照）

豹販知道“牛鹿三百余”，其牛录额真的身份或许不假。但他只是个25岁的中级军官，所知有限，所供数字也未必精确。关键是豹販口供反应出一个问题：战争爆发六年以来，后金兵力或因战损而有过急剧减少。

进入皇太极时代，《满文老档》不再提及总兵力或总男丁数，对于战役兵力的说法也更加模糊。可能是皇太极更怕泄密。

还有更离奇的事情。天聪八年（1634年）九月，皇太极突然下令只留240个牛录，其他牛录全部解散，以其兵力来弥补缺额[31]：“八旗制设牛录，一例定为三十牛录。如一旗于三十牛录之外余者即行裁去，以补各旗三十牛录之不足者”。

也就是说，在皇太极看来，他的兵力只够编240个牛录。据崇德二年奏本[32]，满洲牛录编制仍是“满洲规矩每三百”。以此计算，则皇太极手下实有7.2万兵。

到底发生了什么？令后金从1618年的400个牛录十多万兵，减少到1634年的240个牛录七万兵？

还真发生了大事。就在皇太极下令裁编前不久，刚刚结束了宣大之战。第二年，朝鲜使臣出访后金，发现人丁变得特别稀少[33]：“（城内）民家未满千户。城外四面人家，几至万余户，但人物鲜少”。这引发了朝鲜人的兴趣。他们在后金内部到处打探消息，问了很多人，获悉后金不仅在宣大吃了大败仗，损失还特别惨重：

“上年从宣大之战，仅得生还军合二万余，而太半死亡”、“自宣大之败，兵数甚少”。一个祖大寿的老兵还告诉朝鲜人，大凌河被俘的1.5万军民只剩5000人；“且孔耿兵亦死亡过半。兵势甚凋残尒。”综合这些说法，后金在宣大死亡超过2万人；两顺集团也遭到重创。

（大凌河降众剧减倒不全是战死，还有很多是逃回明朝。《满文老档》有记载：“凯旋以来，自大凌河携来之汉人，逃者甚多”。明朝的记录也显示，明辽军在长山和大凌河名义上损失了19990人，但在收容整顿后，实际只减少了9400人[34]。可见确有大量被俘或失散人员回到明朝）

宣大一战死了超过2万人，大凌河投降的明军又大量逃跑。这样的背景下，皇太极也只能大量裁减牛录。

有人会说，如果后金真的遭受重创，光靠新的适龄男丁肯定难以补充，必然要寻找新兵源。没错，皇太极真这么干了！宣大惨败后只过了四个月，皇太极就开始大抓索伦人充当“新满洲”。据《清实录》，仅1635-1640年三次远征黑龙江，就掠来16734名索伦人，内有5832名壮丁，另有大量“不入册”儿童分给各牛录充当储备兵员（每个牛录200个儿童，规模惊人）。1641年又收降1675个索伦人。账面合计就有18409人。
明朝也发现皇太极的行动。崇祯十二年（1639年）十一月，满清有两人投奔明朝，供称[35]：“（清军）去抢鱼皮达子（索伦人），每年抢一次，抢来数百或千余不等，每犯抢以鱼皮达子冲锋”。可见除《清实录》记载的三次大规模行动以外，还有多次中小规模的抢人行动。“每犯抢以鱼皮达子冲锋”的供词，也得到满清史料证实。1640年抢来的三千索伦壮丁，就被皇太极送到最前线锦州[36]。送去的还有所谓“新附蒙古”。皇太极也大量招募蒙古人来补充八旗集团。

汉军也损失惨重。努尔哈赤后期的汉军规模不详（初期是五千人左右）。一说曾经有很多，但被“杀无谷汉人”政策干掉了大部分（顺治十七年，汉军旗高官私下也说努尔哈赤“杀穷鬼”、“杀富户”，以至“辽人昔已杀尽，十无一二”[37]）。对此先不深究。皇太极时代，汉军的规模有具体数据。
天聪五年（1631年），皇太极把汉军交给佟养性集中指挥，据《八旗值月档》统计有1660名行营兵和1620名守兵[38]，合计3280人。其后，加上大凌河的上万俘虏和奴隶征兵（天聪七年一次就征汉兵1580人），汉军必定远远超过1万人。可是到了崇德二年（1637年），满清内部奏本却说汉军只剩“马步兵丁近万[39]”，就是说不到一万人。三顺集团此时另有5900人[40]。此后，皇太极又从奴隶里挑选了一些汉军。大凌河后，他感到明军俘虏不可靠，一般都杀光（如皮岛和松锦），只留一些军官和家丁之类。

综上所述，皇太极用新的满蒙适龄男丁、索伦人、“新附蒙古”、奴隶、俘虏来补充和扩大八旗集团。入关前却只有12万八旗兵。换言之，他用尽手段，也只能保持与努尔哈时代相当的兵力。

更有趣的是，皇太极下令只留240个牛录后过了3个月（12月），编制上仍有390个牛录（与1614年的400个牛录相近）。证据就是皇太极自己的说法[41]：“率每旗将领一员，每牛录甲士一名，共四百人”。此后，牛录数还在不断膨胀。按满清几个官书的记载，到入关前已有583-592个牛录[42]。

皇太极为何取消裁减令？道理很简单：裁减编制，就会有很多人丢官。只有增加编制才能满足升官许愿。对面的明军也一样。崇祯十年的辽东明军，以兵数计只能编20-30营，每营2000-3000人，实际却有53营，每营1000人左右[43]。编制多，官才会多。也算一种鼓励机制吧。

皇太极的兵不比努尔哈赤更多，牛录却多出近200个。这会产生什么后果呢？必然是牛录兵数大幅缩水。果然，到了崇德六年，皇太极下令[44]：“每牛录满洲，3人中许1人披甲，以60名为常数。”可见满洲牛录的平均兵数，已经从300人减少到180人左右。

入关前有309-310个满洲整牛录、2-18个半牛录。以每牛录180人计，则有6万满洲兵。这与顺治五年统计的5.5万满洲丁非常接近。可见推论应该是正确的。

蒙古八旗有117-118个牛录，或有5个半牛录。顺治五年统计蒙八旗有近2.9万男丁。入关前可能有3万人。蒙古牛录似乎相对足额一些。
汉军有157-164个牛录和1-5个半牛录。如前所述，汉军连同包衣汉军约3万人（包衣汉军不属于汉军牛录）。汉军牛录按编制是200人[45]，可是平均数也不足额。

通过分析八旗兵数，对其损失情况也可以有个大概认识。如前所述，天命八年（1626年），八旗包括奴隶在内有32万男丁。过了二十三年，也就是顺治五年（1649年），八旗集团含奴隶依然只有34.6万男丁。这二十三年间，且不算新适龄男丁、抢来的索伦人和“新附蒙古”、编入汉八旗的降军等等，仅仅五次入塞劫掠，满清就从关内掠走超过百万人口。
换言之，二十三年间，八旗集团内部非自然损失大大超过一百万人。死者绝大部分肯定是汉人奴隶。甚至到了康熙时代，每年自杀的八旗奴隶就有两千人[46]。入关前，虐待、饥饿等等横死者必然更多。从后金逃回的汉人口供[47]，也多“受苦不过”、“割筋杀害不留”、“不纳完就要打”、“割去脚筋”之类内容。

八旗的军人损失也不会少。如前所述，八旗兵数并非持续增长，而是处于忽高忽低的过山车状态。初始兵力超过十万人，几年后或减少为5-7万人；再恢复到10万人左右，又减少至7万人……虽然满清很少保存损失记录（现存几份损失记录，其中一份还贴着“不入档”纸条，或是原定销毁的文件），但还是有更直接的证据。《八旗通志·忠义传》收录入关前战死的八旗将佐有225人：满八旗183人、蒙八旗26人、汉八旗16人。
与之比较，《盛京战报档》记录皮岛战阵亡了38个军官[48]，《忠义传》却只有10个死于皮岛的军官名单。另一份《战报档》记了7个阵亡的满蒙章京的名字（另有123个甲士阵亡）[49]，却没有注明时间地点。按名单排查后，只能确定其中有1人收入《忠义传》（1637年死于栾城）。死亡军官也只有数分之一名单得以保存，可见其伤亡规模很大。

以上是对满清集团兵力的大致推测。但兵数并一定不等于战斗力。明末战争，是一个以披甲兵来衡量战斗力的时代。“披甲”，就是下一个话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