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伪警察的自述 李际周 口述 马 毅 整理
2024-06-23 23:07·欧的夫
我叫李际周（又名李盛堂），在伪满洲国时我曾当过警察。从警士、署长起，直到经济系主任和特务主任，一共干了近十年。而今，我已年逾古稀，虽然那段不光彩的经历对我来说早已成为历史，然而，作为旧社会罪恶环境的亲历者和见证人，我却很想回忆一下自己涉身警界近十年的经历和所见所闻，旨在揭示过去的黑暗，珍视今天的光明。如果通过我的回忆能使今天的青少年在新旧社会的对比中，更加珍惜新社会的优越环境，更加热爱我们的祖国，那么，我会感到十分欣慰的。

我是怎样进入伪警界的

一九一四年，我出生在小市马皮匠沟村一个农民家庭。自幼家境贫寒。父亲苦了一辈子，深知穷人家的孩子若不学点文化，将来难得有出息。为了在我们家中培养出个读书人，父亲和一家人省吃俭用供我读书。我十八岁那年，进了本溪太子河沿的师范讲习科。我深深懂得父亲的一片苦心，学习十分刻苦，每次考试都名列榜首。然而，“九·一八”事变却使我继续求学的念头化为泡影。学校解散，我也中途辍学回家。 由于念了一点书，见了一点世面，我再也不安心在家务农了。我想，即使求学的机会没有了，但若能到外面闯荡闯荡，找一个合适的职业，总比在家强。

可是，在日本人统治的天下， 一个卑微无势的农村青年， 到哪里去找事干！后来，听说奉天（现在的沈阳）有个东亚中学招工读生，不用交学费就可以念书。我立刻活了心， 回家与父亲打了个招呼，便匆匆赶到奉天应试。不料，竟轻而易举地考上了。待我入学后方才明白，这个学校是日本人办的日语专修科。开始，心里有点矛盾，但又一想，管它谁办的，只要能学到文化就好。这个学校，只开日语课，我渐渐地学通了日语，掌握了会话的能力。两年后，不知什么原因，这个学校也宣布解散，我再次辍学回家。

在二十三岁那年春的一天，我正呆在家里，突然来了一帮人，没说分晓就强硬地把我带到碱厂附近的一个大山里。（后来我才知道，那帮人的头头叫张景山，是土匪头子黄锡山手下的人，过去因我的祖父与黄有点冤仇，所以抓我做人质，当时群众叫“绑票”。）说来也巧，县公署保安队六分队路过此地冲散了“土匪”， 我才得救。

在回家的路上，六分队队长（姓孟）见我挺精明，又有文化，便问我：“你想不想当警察？”我听了一愣。还没等我回答，他又接着说：“你有文化，又挺精明，当警察准会有前途，也不会被人欺负。” 本来我就一心想离开农村，只是苦于求情无门，而一直未能如愿。听他这么一说，我真是喜出望外。心想，要能当个警察倒也不错，一有碗饭吃，二又可利用权利治一治坏人。
于是，我用试探的口吻问：“我是个穷小了，既没‘人力’，也没大洋，能要我吗？”孟队长笑了笑说：“我倒愿成全你。”随即从上衣口袋里抽出一个名片递给我：“你如果愿意，可见广告按期赴考，遇到什么问题出示名片就可以解决。” 同孟队长分手后，我心里暗想：今天真是因祸得福啊！如果不被黄锡山一伙抓去，说不定这辈子也遇不到孟队长这么个好心人。

回到家里，我见全家人正在为救我无计而发愁呢。当我把整个过程说了一遍后，全家人都非常高兴，说这是祖上积德。 考试的日期到了，我满怀信心参加了考试，结果成绩优异。但在体检时，检查官认为我身材太矮小，不合格。我急忙亮出早已攥在手里的名片。检查官接过仔细地看了看，便笑容可掬地说：“可以可以。”就这样我便成了一名警士，从此也开始了我复杂的警界生活。

我在伪警界中的经历和见闻

进入警界后，先接受新警士训练。当时负责训练的教官叫许庶，还有一个助教姓唐。训练项目主要是警察的基本功训练，也就是体魄训练，加上警察的基本常识的学习。教官对我们要求很严厉。三个月的训练结束后，经考试我的成绩名列前茅。按理，我应该是上等警士，月薪可拿十四元。
因为没送礼，无人情势力，我却被挤到了第四号，月薪只拿十一元，成了一个三等警士。开始，我觉得很不公平，但想一想自己的家庭地位，也只好忍气吞声了。考试结束后，县警务科准备把我分配到清河城分署，我听说后觉得不理想。原因是清河城地境偏僻，土匪经常出没，不安全。于是，我找了个借口申请到石桥子警察署。县警务科竟然批准了我的申请。

康德三年，我正式被安排到石桥子警察署就职。 石桥子警察署位于沈丹铁路沿线，交通方便，信息灵通，是当时本溪县警务科下设的一个重要分署。该署设署长一人，指导官一人，警士二十余人，负责管理本地区各方面事务， 权限近于现区政府。当时， 署长叫于泽普 （中国人），指导官叫小林重夫（日本人）。按理，该署的大权应在署长手中，但在日本统治时期实权却握在指导官手里。我到该署后，署长和指导官知道我懂日语，便安排我做翻译工作，还兼管一点事务性工作。由于翻译的身份，我接触了不少日本人，连本地的日本守备队长也混得很熟。

当时，有些亲属和朋友告诫我：“不要总和日本人打交道，免得老百姓骂你是汉奸、卖国贼。”我理解他们的心情，可我认为，接触日本人并不一定都是汉奸；如果想做有良心的中国人也不一定非得迥避日本人。当时我非常相信“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宿命论思想。由此，我为自己规定个行为准则，“行善为本，助人为荣。”但是，在黑暗的警界中到处充满了腐败、罪恶的现象，要想按照这个准则处世是非常困难的。

记得有一次于泽普署长抓到两个人，说是犯有通匪罪，叫我替他把这两个人带到日本守备队处置。于泽普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汉奸， 他经常欺压百姓， 敲诈勒索， 人送外号“刺儿鱼（于）”。我平时就非常讨厌他，一听说让我替他办这事儿，更是反感。但出于表面上的尊重，我先“请教”了有关情况。原来这两个人是哥俩，其中一个叫王德金，他们有个姑父叫李明贵,有过抗日行动。据说，他们哥俩暗地里资助过李明贵。
这次不知是谁为了得到好处，把他们的事密报给了于泽普，但并未抓到什么可靠的证据。我想，于泽普这次肯定是一方面为了讨好日本人，一方面为了敲诈钱财，去做伤天害理的事儿。于是， 我装作为难地说：“我这几天拉肚子，身体虚弱，就怕万一途中罪犯跑掉交待不了。”于泽普听后知道我是找借口不想去，便气急败坏地大骂：“你是个野兵，是个白吃！” 于泽普支使不动我，只好气呼呼地自己去押送。

我挨了于泽普的骂，心里很不痛快。又一想，王德金哥俩被押到日本人手里，判个“通匪罪”可能有杀头的危险，我应该救救他们，如果能救下来，既可以积点德，又能出这口挨骂的气。于是，我准备偷偷去见一见日本守备队长。我和这个日本守备队长平时混得很熟。因为我身材矮小，性情活波，日语说得又很流利，所以，他总喜欢逗我玩，和我闲聊，有时还拿东西给我吃。 我走进队长办公室，见他正在办公桌前翻阅文件，“报告队长，我来了。”他抬起头见是我，急忙把手里的文件放到抽屉里，并上了锁。然后，客气地让我坐下。
还未等我坐稳，他便问我：“刚才你们署长送来的两个人你认识吗？”我立即回答说：“认识。”他又问：“你们署长说那两个人通匪，你是否知道？”我听他这么一问，意识到，他并不十分相信于泽普的情报。我很清楚，于泽普平时为了讨好日本人和敲诈勒索，不止一次向守备队押送无辜百姓，连守备队长都对此十分反感。我正可以利用守备队长对于泽普的不信任，来解救王德金兄弟。于是，我回答说：“据我了解，那两个人并没有通匪的行为，可能是于署长和他们家有怨恨，或者想诈点油水才把他们抓来。”
守备队长听后皱了皱眉头又逼问我：“你敢担保吗？” 我未经思考就肯定地回答：“我敢担保！”话一出口，我才意识到担这个保可是有风险的，一旦他们真的查清了，我肯定要受牵连。我正在忐忑不安，忽听守备队长大叫一声，把我吓了一跳。我由于紧张，没听清他喊什么，还以为要处罚我呢。当两个日本兵从外面进来，我才明白是叫他们把王德金哥俩放了。我这才把提到嗓子眼儿的心放了下来。 王德金兄弟被放的事很快就被于泽普知道了，他一下了就想到是我搞的鬼，便第二次把他们兄弟二人抓到警察署，并当着我的面说：“有人能到守备队替你们说情，这回我送你们到宪兵队，看谁还能给你们说情。”
我知道这话是给我听的，心里很害怕。若真的把他们送到宪兵队，我们三个人就都完了。于是，我给王德金兄弟使了个眼色，对于泽普说：“署长，你别误会了，守备队放了他们二人全是您说的情，别人说话能好使吗？他们为了表示谢意，准备了现大洋， 还未来得及给您送去，您就又把他们抓来了。看在本乡本土的份上， 就把他们放了吧。”于泽普听说有现大洋，满肚子的气一下子就消了一大半。于是，态度来了个大转弯：“看在盛堂的面上，这次就饶过你们，以后办事要明智些，不然要吃大亏的。”就这样，王德金兄弟二人到处筹借了一百八十块现大洋，送给于泽普，才免去了一场灾难。

在黑暗的伪警界中，象以上的现象屡见不鲜。尽管警察署高喊什么“惩恶助善，公正执法”，但在实际上警察署倒是惩善助恶，官官相护，欺压百姓，坑害人民的罪恶机关。 康德五年，我考升警长。县警务科把我调到赛马集警察署任职。
开始，我不情愿到那里工作，因为“赛马惨案”发生不久，我很害怕。所以，我一直拖着不去报到。后来县警务科的马德茂劝我说：“盛堂，你考上警长不容易，如果再不去报到就会被免职的。你若不愿在那个地方常干，先应付一段时间再调回来也可以。”我听了觉得有道理，便在一个半月以后的五月二十日才正式报到。

赛马集警察署有警察四十多人，加分所共一百多人。我的地位虽不如警务主任高，但权力也不小。我接触的案子越来越多，知道的情况也越来越多。我不忍日本人迫害一些无辜的中国人，便极力想办法解救他们，有时也利用日本人帮我的忙，有一次，一个叫陆木林的赛马人因抗日，被日本守备队带着去抓与其有联系的几个人。途中遇一 “可疑”者，不说分晓就毒打了一阵，并捆绑起来。
因人手不够，把那个人带到警察署让我看着，并说：“这个人死啦死啦地，你别让他跑了。”守备队的人走后，我便和那个人聊了起来。原来，他叫张丙恩。因为去山里为抗日的“胡子”送信回来时不慎，被守备队抓住。我很同情他，担心日本人把他处死。于是，我便找日本警长角海。平时，角海经常敲诈勒索，中饱私囊，有不少把柄在我手里攥着。所以平时他对我很客气。我找到他，谎说张丙恩是我的亲属，又有精神病，求他救一救。角海听后，思考了一会说：“好吧，你把他带到这来。”我很快就把张丙恩带到了角海的办公室。
不料，角海见面就打。我忙去阻拦时，他低声告诉我说：“守备队长在里屋，我是打给他看的。”我明白了他的意思，便告诉张丙恩大叫。角海佯打一阵，便进里屋向守备队长报告。出来后对我说：“守备队长同意交给我们处理。”就这样，第二天我们就把张丙恩放了。后来，张丙恩为了感谢我的救命之恩，托人把自己的女儿许配给了我的弟弟。

康德六年，我晋升为警尉补，被调回草河口，任警察分所所长。 康德七年，为了加强经济管理，我又被调到县警务科（现本溪湖）保安股任经济系主任。当时，所谓经济管理，主要是对粮食棉布的管理。日本侵略者为了疯狂掠夺中国资源，严格控制在东北的粮食和棉花。对倒卖粮食和其它物资的人更是残酷镇压。我同情一些为了糊口而被迫倒卖棉粮的贫苦人。所以，凡是为糊口、穿衣而犯“经济罪”的人，我都一律放掉。
当然，这样做会触怒日本人，有时还会担很大风险，但我千方百计地收集他们那些见不得人的事，以此要挟他们，保护自己。 一次，有一个农民因倒卖二百支（二十斤）棉线，被抓来交我处理。我正准备放他，与我同职但经常干预我的日本主任山田坚持要将其送到法院处理。本来平时我就对他很有气，便借这件事一下子发泄出来。我把办公桌上的公物狠狠地摔到了地上，并气愤地用日语质问他：“康德矿业的八百袋洋面、金刚直的两千担大米案你不去追究，整治这么个穷小子干什么？！”因为山田吃了贿赂，做贼心虚，见我发了火，怕把事弄假了，于是，只好默不作声，放走了那个农民。事后，山田为了缓和关系，还特意为我准备了酒菜，并向我诉说他的难处……

康德十年，我晋升警尉，任经济主任和特务主任二职。（管全县特务工作，负责查捕反满抗日的“思想犯”或“政治犯”）在那一段时间里，我出于一个中国人的良心，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和条件，救了一些面临险境的“政治犯”。如隐瞒参加“读书会”活动的青年学生朴苇（朴明霞）、许殿林、许景奎等人的真实身份；为被列入“思想犯”名单的小市小学教师谢怀福通风报信，使其免于被捕；为往日本国旗上浇尿的张庆吉（达官寨人）等三人出主意，使其免于入狱。
我的这些做法，并非说明我有政治觉悟，只能说明我对警界黑暗的鄙视和对日本侵略者种种罪行的无声反抗。有时，我也想跳出黑暗的警界，可是一想到回家过那种受苦挨饿的日子，却又失去了勇气。由于在警界生活的时间长了，接触的日本人多了，掌握的日本人罪行材料也就多了。我渐渐地产生了一种念头：利用我的身份，通过日本人整一整日本人。
后来，我终于找到了一个机会。当时，有个副县长是日本人，叫平山节。这个人心狠手辣，骄横跋扈，贪婪成性，并善于巧取豪夺。他一到本溪县就想霸占全县的林业资源。首先把私人山林划归“县有”；然后成立所谓“组合”，派亲信山本九造三郎当组合长。并以“组合”的名义廉价收买木材，高价出售，谋取暴利，占为己有。

我十分痛恨这个日本强盗，想利用有能力的日本人整一整他，也好解解心头之恨。正巧从外地调来一个叫佐佐木的股长，听说和平山节接触了几次就留下了仇口。知道这一情况后，我便经常去找佐佐木，有意和他靠近。在很短时间内就同他建立了“密切”的关系。
于是，我便渐渐地开始给他提供平山节的情况，并挑唆他向日本关东军司令部密告平山节的隐私。在佐佐木的翻译刘茂德（大连人，正直，有爱国心）的协同下，罗列了大量证据，写了一份状子寄到关东军司令部。没过多久，上边就下令把平山节调走了，我终于出了这口憋了很久的气……

一九四五年十二月，我被保安队拘捕，并押到八路军第十军区除奸部（现本溪市工源一带）。一位干部连夜对我进行了审问。因为我没有反共行为，三天后便把我交送公安局再行审查民愤情况。在这期间，公安局经过广泛调查，未发现我有民愤；许多人还亲自出面为我担保。这样，两个月后，我终于被释放。由于当时我对八路军缺乏认识，担心再次抓我，所以，我在被释放的第七天就偷偷跑到沈阳，改名叫李际周，与别人合股开了个“和平饭店”。
八路军发现我逃跑后，产生了怀疑，遂派公安局的赫忠杰（现沈阳市冶炼厂工作）到处寻找我的下落。后来找到了我。当时把我吓坏了，我想这回肯定把我抓回去严惩。出乎意料的是，他既没有指责我，也没有抓我的意思，只是给我讲了许多道理和八路军的政策。听完他的话，我心里想，还是共产党的军队讲道理，不看出身，只看行为，不像日本军队和国民党军队，发现可疑者不问青红皂白就抓、就砍。

之后，我把自己跑的原因向赫忠杰讲述了一遍。他说：“既然这样，以后就不要再跑了，安心做你的生意吧。” 解放后，我先后到宛平县（北京西部）京西矿务局做工，到粮食部总务处管伙食。一九五五年，“肃反”开始，我怕自己是肃反对象，便再次逃跑。六〇年于黑龙江被收捕，并把我送回沈阳市公安局，定为历史反革命，进行劳动教养。
四年后，教养结束，我被送回老家本溪县马皮匠沟务农。文化大革命期间，由于当地群众理解我的过去，又认为我务农期间表现得不错，所以，没有伤害我。 一九七八年，党和政府为我摘掉了“历史反革命”的帽子。从此，我成了一名真正的公民。 回忆黑暗社会的经历和见闻，对比新社会党和政府对我的宽容，我深深感到，社会主义社会是光明的社会；中国共产党是伟大的党。

资料来源：政协本溪县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本溪县文史资料 第2辑 1987.12 第85~9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