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回族的来源
首发2024-06-23 17:46·甘肃故事分享
我国回回民族的来源与形成比较特殊。从7世纪起，不断有阿拉伯、波斯及中亚等国多种穆斯林民族来到中国经商、做工和进行文化传播交流，这些群体在伊斯兰教这一纽带的联结下，经过漫长岁月的演进，并融合其他一些民族成分，大体于元末明初之际形成了回族。

明太子太师严嵩在《南宫奏议》中称：回回“同类则相遇亲厚，视若至亲”。这说明当时回回已经有了亲切互济的民族感情，标志着回回已经形成一个稳定的民族共同体。从有关史籍记载看，“回回”一名的出现和演变，与西迁楚河的回鹘和花剌子模回回国人被签发中国有着密切的关系。

南宋末年彭大雅、徐霆所著《黑鞑事略》（约写于1233-1237年间）载称：“霆在草地，见其头目民户，车载辎重及老小畜产尽室而行，数日不绝，亦多有十三四岁者，问之则云此皆鞑人调往征回回国，三年在道，今之年十三四岁者，到彼则十七八岁，皆以胜兵，回回诸种尽已臣服，独此一种回回正在西川后门相对……至今不肯臣服，茶合解征之数年矣，故此增兵也。”这是记载蒙古人西征中亚之事，所谓“回回诸种”指中亚突厥民族，不肯臣服的一支回回乃是河中花剌子模人。

元脱脱等撰写的《辽史》（成书于公元1344年）中提到的“回回”，是泛指信仰伊斯兰教的人。元代文献中，“回回”一词大量出现。“在陶宗仪《南村辍耕录》中，回回是和钦察、康里、唐兀等族分开的。在官文书中，回回是和汉人、畏吾尔分开的。”

元代俞希鲁纂《至顺镇江志》卷三的户口中，明确记载有“蒙古二十九户，畏吾尔一十四户，回回五十九户，也里可温二十三户”。这说明元代户籍是把回回和畏吾尔分开的。明代著作中，大多对回和畏吾儿也是有明确区分的。如《殊域周咨录》卷十二，记“哈密有三种人，一种回回，一种畏兀尔，一种哈刺灰”。

在清代，则把信仰伊斯兰教的民族统称为“回”，又把回回称为“汉回”、“熟回”，把维吾尔等新疆信仰伊斯兰教的民族称为“缠回”、“生回”，把东乡族称为“土回”，把撒拉族称为“撒拉回”。尽管用语含有民族歧视之意，但还是承认其区别的。由此可见，从元代以来所称的“回回”人，就是今天的回族。

自元代以来，甘肃就是回回民族的主要聚居区之一。回回民族来到甘肃，与丝绸之路的商贸和元朝安置西域亲军和回回军士卒在西北地区成边屯垦有密切关系。

丝绸古道开通后，河西走廊就成为东西方商贸互市和文化交流中心之一，其中张掖、武威为贸易中转站，山丹为商贸重镇，敦煌为文化交汇中心。丝绸之路上从事商业贸易而长期留居河西的胡人甚众，其中尤以大食、波斯、喀喇汗朝的穆斯林使臣和商人为多。

唐诗人岑参在《凉州馆中与诸判官夜集》中写道：“凉州七城十万家，胡人半解弹琵琶。”《宋史·吐蕃啰传》载：“厮啰居鄯州，西临谷城，通青海、高昌诸国，商人皆趋部州买卖，以故富强。”《肃州新志》载：“骆驼城址，距州城东二百四十里，在高台西南四十里，其城址相传尚有六门关厢之迹，中有泉窦甚大，以朽木塞之，俗传宋时有回回据此城”。又谓：“距肃州城西一百六十里，在关西九十里，有回回三大冢。”从以上文字载述中不难看出，唐宋时期有大批外来商贾、使臣等活动于河西一带，其中穆斯林不仅人数甚多，而且有的聚族据城而住，已成为当地的世住居民。

元灭宋后，把大批回回军士，以及贡使、商贾等安置在甘、宁、青境内，或成边屯田，或从事商贸和文化传播交流活动。他们中大多数是中亚人、波斯人和阿拉伯人、蒙古人、维吾尔人等。军屯的主要地区仍在河西走廊一带，而回回军则是成边屯田的主要成员。

由于甘肃等地回回人多，元王朝先后以回回人兀伯都刺、麦术丁、合散和哈珊等为宰相，统管甘肃。并任命回回人负责屯兵屯田。“元世祖至元二十五年（1288年），以忽撒马丁为管领甘肃、陕西等处屯田等户达鲁花赤，督斡端、可失合儿工匠千五十户屯田。”“至元二十八年（1291年），以甘肃旷土赐昔宝赤、合散等，伸耕之。”（《元史•世祖纪》）元成宗“元贞二年（1296年）自六盘至黄河立屯田，置兵万人”（《甘肃通志》）。

英宗时，为体恤屯田回回，于“至治二年（1322年）免去甘肃回回屯成河西者银税”（《元史·英宗纪》）。总之，有元一代，甘肃不仅有大量的回回屯田兵，而且随回回官吏而来的部属也为数不少。并且，元代东西交通畅通，商贸频繁，迈轶前代。在商贾中又以回回人数最多，势力最大，落居甘肃各地营商贸易者屡见史籍。

明朝建国后，以嘉峪关为边关，葱岭以西之两河流域，尽为帖木儿汗国所有，新疆仍在察合台后裔统治之下，漠北为瓦刺所据，与明抗衡。明初为巩固边防，急需良马充军，遂于东北开平等地设马市，在西北则于河州、洮州、西宁等6州设茶马司，用官茶易吐蕃之马，并遣使至西域令贡良马，但“遐方君主未有至者”。

洪武二十年（1387年）帖木儿首遣回回满刺·哈非思等来朝，贡马驼，帝诏宴其使并赐白金，自是频岁贡驼马。同时，该国回回人自驱马抵凉州互市者也不少。明成祖继位后，遣尹庆、郑和及傅安、陈诚、李贵、李达诸人分别对海外和边远诸国招徕怀柔。故永乐年间，“西域之使，岁岁不绝”（《明史·西域传》)。

永乐元年（1403年），中亚一次运来马4740匹。一支由北京返回撒马尔干城的商队，仅运载货物的骆驼就达800峰（《克拉维约东使记》。明代西域贡使和东来交易的商贾，不仅有哈密、吐鲁番和哈石哈儿人，而且中亚人、波斯人、土耳其人、西班牙人和意大利人也不少。这些贡使和商贾往往结队而行，一行多达数百人，且留居陕、甘者益多。

为此，明王朝曾对贡使人数和来朝时间加以限制。由于寄居河西的回回众多，逐渐形成群体力量，以致出现反抗明王朝之事。永乐八年（1410年），“回回哈刺马牙杀都指挥刘秉谦，据肃州以叛，千户朱迪等讨平之”（《明史·成祖纪》）。

到明英宗时，西域贡使和商贾不仅遍布河西走廊，就是河州、兰州和巩昌等地也有不少寄居的回回人。《明史·撒马尔汗传》称：“元时回回遍天下，及是居甘肃者尚多。”明代陆深《溪山余话》中记载：“甘肃地近西域，多回回杂处。”明王朝为防寄居回回众多而造成边患，遂屡令限制或促其返回本土。《明史》记载，洪武年间，曾对居住在甘肃的回回，“诏守臣悉遣之，于是归撒马尔罕者千二百余人”。

明太祖还曾有“令番使止甘、肃域外三十里，毋令人城”的谕旨。明英宗对延住甘州数年不归的贡使，“命甘肃总兵等官遣其出境”。明武宗则“禁诸贡不许私出馆外，勒期遣还”。但这些禁令，事实上并没有完全实现。

清初，甘肃回族已形成有大片聚居区。河西的肃州、甘州、凉州，陇右的巩昌、狄道、河州、兰州，陇南的徽成、盐官、莲花、龙山、张家川，陇东的环庆、平固等地，已是“汉回杂处”，每地都有万户左右的回族聚居。《河湟诸役纪要》称：“迄明末清初，西起瓜、沙；东至环庆；北抵银、夏；南及洮、岷,所谓甘回及东干回之踪迹已无处无之”。到清中叶，已有“甘省回多于汉”的记载（《左宗棠年谱》），甚至有“回七汉三”之说（《平回志》）。这样众多的回回人，除元明以来世居甘肃的老户外，清代还新迁人两部分人。

一部分是从哈密、吐鲁番等地迁来的维吾尔人和回回人。如“康熙三十五年既败噶尔丹，吐鲁番缠头额伯多刺建尔罕伯叛之来归，以五十户质于内地纳之，安置肃州东关之外，给予田土自耕以食”（《肃州志》）。“雍正六年大学士、将军富宁安既撤兵，回族请内附，安插于金塔寺西卫鲁堡有两族，一为鲁谷庆户，一为皮鞋户，其头目则有伯克托克·托马母特及参领品级伯克苦车克•左领阿三，骁骑校马成木尔等二十六人，其余男女六百二十八名，共一百四十四户，其回目伯克等给肥田五百亩，所管部落一百四十三户，每户给肥田一顷，每亩下籽种一斗，各给农具一付”（《甘肃通志》）。

“雍正十一年安插吐鲁番头目回民二千三百八十余户，九千二百余口于瓜州，开地三千五百石，自东至西长二十余里，自南至北长四十五里，因聚居则耕种遥远，故分建筑五堡”（《甘肃通志稿·民族志》）。“乾隆时安插吐鲁番回民于威虏堡”（《肃州志》）。这些被迁来的维族与回族，后来有些人又返回故里，但大多数人和当地回族融为一体，成为甘肃回族的一部分。

另一部分是同治年间回族反清起义失败后被遣迁来的陕西和宁夏回族。这次起义前，陕西有回族七八十万人，主要聚居在渭河两岸。起义失败后，只剩下十分之一二，这些人中又只有2万多人留居西安，其余尽族携眷属转战于西北各地，后大多遭残害，活下来的人中一部分逃往中亚吉尔吉斯等地，一部分被安置在西北，尤以甘肃为多。

据《左宗棠年谱》、《甘肃通志稿·民族志》记载，安置在甘肃的有同治十年（1871年）“平凉县大岔沟、那家沟、北塬安插陕回数千，给以帐科。”同治十一年（1872年），“迁陕回杨文彦一起二百五十三名于平凉谢家庄、姚家庄。迁陕回张代雨一起二百九十一口于平凉之张家庄、曹家庄。迁陕回拜崇花一起五百七十三口于会宁之姚王家、曲家口。迁陕回马生彦等一起六百四十三名于静宁、隆德县境之王家下堡代家山。迁陕回马文元一起一百五十七名于安定之刘家沟。迁陕回马维一起七十四口于安定之石家坪。迁陕回马振清一起三百六十三名于好地掌等地”。
同治十二年（1873年），将“西宁陕回老弱妇女壮丁合计两万有奇，悉数迁移平凉、清水、秦安诸处”（左宗棠《书牍》卷十二）。同年十月，“肃州土、客逆回，业已办结。其老弱妇女二千数百名，概行递解兰州”（左宗棠《奏稿·安插肃州回民片》）。并将河州的“陕回三万有奇”迁移到平凉、会宁、静宁、定西等地（《平定关陇纪要》)。同治十年（1871年），还将吴忠马家滩回民悉数迁于张家川。

清代，甘肃回族数次起义，屡遭清廷残酷镇压，数十万人死于战乱、饥谨，致使甘肃回族人口锐减，其聚居地区也发生巨大变化。如河西是甘肃穆斯林最早活动的地区，元明时期这里聚居着众多的回回人。

清初，回回人米喇印、丁国栋于甘州发动反清复明起义，集聚数万大军，后起义军败退肃州，仅金塔一地又聚集回民万户以上，可见当时河西仍是回民众多之地。而至同治年间清廷残酷镇压回民起义后，“自是甘、凉、安、肃一带无回族聚处”（《清史列传。左宗棠》）。“现在肃州实无一回孱杂。

其甘州、凉州各回，死亡殆尽，亦无遗种。从此，关内外花门勾结当可无虞”（左宗棠《奏稿·安插肃州回民片》）。又如巩昌府城（今陇西）自元以后，有不少回回人移居于此，至清同治初，仅府城内外就有回族数万人，清真寺15座，是当时甘肃伊斯兰教经堂教育中心之一。

但在同治年间回族起义失败之后，这里已基本上没有回族居住。再如伏羌县（今甘谷）也曾是回族较多的地区，同治以前仅南关就有清真寺4座，秦安的莲花城于元明时就成为回族聚居区，人数多达数万，同治年间回民起义遭镇压后，这些地方均再无回族居住。

清末以后，甘肃回族相对较为稳定，其聚居区和散居地均无大的变化。全省回族人口则逐渐增加，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后，发展很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