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政府对伊斯兰教态度的转变
首发2024-06-21 23:43·甘肃故事分享
清王朝是以东北地区的少数民族入主中原，为了便于其统治，面对以汉族为主体的内地社会，其宗教文化政策表现为尊儒重道。其中虽然没有将伊斯兰教视为需要特别尊崇的教派，但也并未将伊斯兰教同白莲教和天理教等秘密宗教等同起来。

清初，为了巩固其统治地位，清政府采取了尊儒重道的政策。儒家思想被确立为官方意识形态，而道教作为本土宗教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尊重。康熙、雍正两朝的统治者在处理宗教问题时，通常采取较为温和的政策，尊重各宗教的信仰自由，这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民族矛盾，促进了社会的稳定。

康熙皇帝在位期间，对伊斯兰教采取了较为宽容的政策，他认识到伊斯兰教在社会中的重要性，尊重穆斯林的宗教习惯，允许他们在清真寺进行宗教活动。雍正皇帝也继承了这一政策，他强调各宗教和谐共处，对伊斯兰教的宽容态度为清初的宗教政策奠定了基础。

然而，乾隆时期，清政府的宗教政策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乾隆皇帝于1758年发兵征讨大小和卓，经过数次交战，于乾隆二十四年（1759）将大小和卓擒杀。此役之后，除天山南路重新纳入中国版图之外，“回疆”的治理问题也摆在了统治者的面前，清王朝的统治者不得不重新审视回教与回民问题。
乾隆二十六年（1761），军机大臣永贵奏称“回部伯克等，往往胶削所属，其奸徒又喜造言生事，摇惑众心”。面对这一情况，乾隆皇帝曾下谕旨，告诫官员在处理回民事务时，必须考虑到回民的风俗习惯和性格特点，不能简单地用内地的法律来治理。他强调，对于确实犯有罪行的回民，应当依法严惩，但同时也要避免过度的惩罚，以免造成不必要的伤害。

基于此点认识，清王朝在镇压叛乱之后即采取绥抚的政策，在天山南路利用原有的伯克和贵族进行统治。然而由于传统观念的束缚以及宗教文化上的差异，绥抚政策在日后复杂的回民事变中往往不能有效应对，面对突如其来的、反复无常的回变以及伊斯兰新教对传统穆斯林社会的冲击，清王朝的统治者及地方官员在认识不足和惶恐不安的情况下常采取简单化的残酷镇压之策。

如乾隆四十六年苏四十三领导回民事变后，清王朝的地方官员就认为“新教即系邪教”，遂将马明心的家属及其党羽进行了彻底的调查和逮捕，并根据带有歧视性的律法对这些被认定为邪教成员的人进行了严厉的惩处。
此外，参与事件的其他回族首领和民众也遭到了残酷的镇压，以达到“根株悉绝”的目的。在善后的过程中，清政府也告诫办理善后的官员“断勿少存姑息，以致养痈贻患”。这样残酷的镇压措施为以后西北回民大规模的暴动，埋下了火种。

乾隆皇帝的政策转变，不仅体现在对“新教”的打击上，还体现在对回民的法律地位的限制上。乾隆时期，回民的法律地位比汉人更低，例如在流徙罪的处理上，回民不得申请存留养亲，且流徙地点不得在甘肃等回民聚居区域，这进一步加剧了回汉之间的矛盾。

清政府在处理民族关系时，也采取了相应的宗教政策。在陕甘回民大起义后，左宗棠采取了严厉的军事手段进行镇压，并在善后过程中实施了一系列政策，包括经济、文化和社会政策。在宗教政策上，清政府继续强调对“新教”的打击，同时对回民实行歧视政策，回民的法律地位比汉人更低。这种政策加剧了民族矛盾，导致了回汉民族之间的紧张关系。

左宗棠在镇压起义后，虽然实施了一系列积极的善后政策，如兴修水利、调整土地政策、重视社会教化等，但在民族关系的调控方面，依然坚持防范和隔离的策略，将起义中心地带的回民百姓迁移分散到偏远落后的地区，杜绝战后回民的对外往来。这种做法虽然在一定程度上稳定了局势，但并未从根本上解决民族矛盾。

清政府的宗教政策从最初的宽容逐渐转变为严酷，这一转变不仅反映了清政府对边疆地区控制的加强，也体现了其对不同宗教和民族的不信任和防范。这种政策的转变，不仅没有解决民族和宗教问题，反而加剧了社会矛盾，为后来的民族冲突埋下了隐患。清政府的宗教政策，尤其是对伊斯兰教的政策，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