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英时：没有批判能力就是顺民
余英时 失語者Aphasia 2024-06-11 11:00


余英时，1930年1月22日—2021年8月1日，出生于天津。1950年至1955年就读于香港新亚书院及新亚研究所，师从钱穆先生。1956年至1961年就读于哈佛大学，师从杨联陞先生，获博士学位。曾任哈佛大学、耶鲁大学教授、香港新亚书院院长兼中文大学副校长、普林斯顿大学讲座教授。本文来自时代周报采访。



“尊重不同，才能和谐”



时代周报：身在海外，你对祖国的未来有什么期待？

余英时：我们在海外当然希望祖国变好。现在海外是一个和平的看法。中国的许多事情是在酝酿中，所以我们看不清到底是怎么发展的。我不能给中国的未来安一个时间表，以后几十年中国的发展，我不知道。要开放才能真正稳定，讲和谐社会不是很容易的。和谐的前提就是承认不同，尊重不同，只有不同才能和谐，和谐不是保持一致，否则就是强制一律，反而会造成不和谐。

外国有各种的猜测，这是不可靠，谁能说五十年以后会是怎么样的？现在各种地方势力多了，城市和乡村的距离越来越大，这些都是问题，将来谁也不知道怎么发展的。未来中国的变化没法预测，我希望中国好。



时代周报：中国市场的高速发展会引发什么样的观念变化？

余英时：现在只看市场是不行的。在中国能赚钱还是因为廉价的劳工，这就是许多外国人愿意去投资的原因。有廉价的劳动力当然东西就卖得多，所以经济增长率很高，那是不错的。但是美国是相当平均的，没有哪个地方城乡差异或者南北差异那么大。美国只有百分之五的人口从事农业，城市吸收农村的劳力。过去中国少数人的生活不错，很安定，不过那时候农村生活简单，欲望也不高，现在欲望高得不得了。最近有人去我的安徽乡下，回来告诉我：年轻人都没有了，都出来打工了。这在我们从前是没有的事情，哪有几个人到城里去找工作的呢？

我觉得民主和自由是整体秩序与个人发展的关系。没有自由，不可能发展。美国唯一的好处就是换一个政权，不需要流血作为代价。从前胡适就对guomindang说：实在不行，一党就分成几党好了，自己竞争，这样就实行和平转移。guomindang那么强势，在台湾被选民一选就选下去，第二次再选不行，但至少还有机会。如果说霸道能控制局面，短期是可以的，看看历史上，xitele威风凛凛的时候能够维持多久？这是靠霸道，最后是自己给自己挖坟墓。我们现在要平和一点看这个世界的变化，也希望自己在文明上赶上别人，不是说发点财就变成暴发户的心理，没有文化。文化要有价值，社会公平就是价值之一。



时代周报：在社会财富进一步发展的过程中，如何树立健康的价值观念？

余英时：价值的问题不能说马马虎虎，把别人的财产无缘无故没收过来。中国说法是“藏富于民”，财富在民间，百姓会好好保护：我创造财富，不会把这个财富浪费的。我记得美国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穷人没有地方住的话，政府要管，管到最后穷人跑到最贵的旅馆，那就不可能负担。有一批人控制公家所有财产，这批人难道都是圣贤？权贵资本主义不是真正的资本主义，因为资本主义还要受各种各样的限制，在法律上征收很多税。像美国很多的资本家最后设立基金会，回报社会，用于研究学术、艺术各方面。钱没有由个人浪费，这是一种心理上的满足。资本主义也接受许多所谓社会主义原则，就是所谓福利国家的问题。但是这些国家也有问题，就是保守主义出现，因为穷人完全不做事，也可以让国家养，社会养那么多懒人，拿工资比拿福利还少，人家就不干了，就没有人生产了。这是永远不能解决的问题。



一个国家，政治比重应缩小



时代周报：在中国历史上，如何处理权力制衡的问题？

余英时：中国是大一统的政府，没有相对的力量可以跟它平衡，中国没有像西方基督教这样的宗教。在西方中古时代，想做皇帝，要主教同意，要教皇承认，教会与皇权是相并列的，所以皇帝不是至高无上的。

中国只有士大夫提倡道，这个道没有组织宗教，佛教、道教都是地方性的宗教，没有全国性的组织，怎么跟一个有全国性组织的王朝平起平坐呢？没有这个力量。但是中国儒家已经提出道、理的观念，让皇帝不能做过分的事，因为王朝还是要靠士大夫来维持的，中国完全是皇帝一个人胡作非为也不是事实，这就是说文化还有一个控制的力量。明朝李昆讲：朝廷之上，士最大；理又比士大。中国儒家讲的道理有限制皇权的意思。明朝有一个姓和的太监反对皇帝，皇帝气得不得了：“是哪个指使你的？”“有两个人指使我，一个是孔子，一个是孟子。”有某一种权威，皇帝也不敢冒犯。

中国不是没有精神力量，但是没有组织的精神力量。我到比利时去看国都，国会上写着工会代表、商人代表、封建领主代表，都是对皇权加以限制的。英国的大宪章就是地方诸侯要限制皇权，这是在12世纪，中国是在宋代的时候。换句话说，社会要有多种势力，皇权就相对减低，所以南北朝皇室的力量弱，大族的力量强。有人说，中国有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如果真是封建，皇权就受到限制了。日本是真的有封建，所以它的皇室并没有力量。中国吃亏在没有封建，封建消灭得太早，就没有东西可以跟皇权对抗了。社会上有大的势力，皇权不得不低头。一个人统一了天下，贵为天子，为什么要受限制呢？这不能骂中国不行，因为是许多历史因素造成的。不是哪个皇帝本事特别大，就可以在中国胡作非为，这是有社会基础的。



时代周报：在现代化文明的进程中，如何通过法制健全等方法来减少暴力？

余英时：现在如果要开创出一个局面来，可以不断地改进。改进是唯一的办法，不是靠geming来解决问题，尤其不能用暴力，不能用杀人的方式来解决社会问题。

中国还能经得起再来一次geming吗？美国和西方社会主要是靠法律。美国社会最坏的犯罪分子也要有人给他辩护，而且判罪也不是由法官来决定，有一个陪审团，陪审团认为有罪，才能定多少罪，如果认为无罪，明明是犯罪的人，也照样释放。我们现在希望中国的老文明能够更新自己。



时代周报：你希望中国的发展朝什么样的方向前行？

余英时：我认为要把政治的比重在一个国家里变得很小。在中国历史上，谁胜利就要拥护谁，百姓就变成顺民了，没有批判能力就是顺民。这种演变趋势是出现一个特权阶级，而这个特权阶级一定要维持它的统治，这是最糟糕的。我们希望中国是一个开放的社会，能够自己慢慢调整。从美国黑人的发展历史就可以看得很清楚，开始的时候黑人被压迫得不得了，这几十年来黑人地位不断上升，黑人可以竞选总统了，这就是进步的地方，不要以为是小事情。这就是靠自我调整，如果一个机构不能自我调整，必须外面把它打败了才能取而代之，这就危险了。



时代周报：在变革时代，你对年轻人有什么建议？

余英时：我想这些问题你们不要太担心，但是自己要努力，要自己把自己当人。我认为每个人要争取自己基本的人权，不要随便被人剥夺了。如果人家给你恩赐，就感激涕零，就不太好了。我们不是为一个人活着，也不是为一个组织活着，我们是为自己活着，这是最要紧的事情。人就应该量才适性，自己有多少本事，在什么环境，尽量做自己该做的事。但是人不能光为自己着想，我们念中国书，受中国文化影响，不能就只管我一家，其他就不管。因为小时候受影响，有社会责任感，但是责任感也不能无限膨胀到连家都不顾了。起码的责任是对家里人有承担，这以后才有余力为公家做事，这是很简单的人生道理，做到这一点，中国才能够慢慢走上现代社会，只能求一点一点地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