凯末尔干成了孙中山想干的事｜历史上的今天#土耳其改革
原创 by黄峥嵘 好望角 Capital 2024-06-09 17:00


1925年6月9日，凯末尔（Mustafa Kemal Atatürk/基马尔）开始在土耳其推行改革运动。



1920年，参与一战的奥斯曼帝国战败，与英法等协约国签下了【塞夫尔条约】，土耳其的部分领土被希腊、亚美尼亚等协约国占领，连接欧亚大陆的“伊斯坦布尔海峡”被美英法等国控制，土耳其实际上失去了独立地位。



凯末尔在持续四年的反抗运动中脱颖而出，成为土耳其民族主义者的领袖，最终在四线击败了希腊/亚美尼亚/法国军队。1923年，协约国同凯末尔政府签订了【洛桑条约】，承认了土耳其的独立，“土耳其共和国”接替原来的土耳其奥斯曼帝国，成为主权国家，凯末尔成为土耳其共和国第一任总统。



趁着民族解放战争的胜利在土耳其人中点燃的民族主义热情，凯末尔着手在土耳其建立世俗主义的现代国家，推行了一系列堪称真正的全盘西化的、自上而下的改革。

改革的指导思想后来被概括为“凯末尔主义”（Kemalizm），主要内容包括六条原则：共和主义、民族主义、平民主义、国家主义、世俗主义和革命主义。这六条原则在土耳其被称为“六支箭”（altı ok），于1937 年2 月被写进土耳其新宪法第二条，是土耳其的官方政治意识形态，也是土耳其实现政治和经济现代化的指导原则。



凯末尔在“一战”中因为战功卓著而成为全民英雄，时年三十四岁；当上土耳其共和国总统，时年四十二岁；后执掌土耳其大权十五年；1938年去世时年仅五十七岁。



1924年，凯末尔刚到安卡拉时，土耳其甚至连水管工和鞋匠都没有；凯末尔还曾亲自选派一批青年到巴黎去学做西装。他去世时，土耳其已经有了各种技术工人，发展起了基础工业。最重要的是，大多数老百姓都已具有“土耳其人”的认同。







01凯末尔主义：发明土耳其民族



“军事胜利对真正解放来说是不够的，在民族的政治、社会生活中，在民族的思想教育中，我们的指南将是科学和技术，能否成为现代文明的国家，是生死存亡的问题。”



在1920-1930年代，凯末尔精心筹划了一系列改革，试图使土耳其摆脱奥斯曼和穆斯林的过去，完成改朝换代、制度变革和社会改造的多重任务。最终，凯末尔通过一个“取代”两个“分离”的政治策略，实现了民族国家的构建。

一个“取代”，就是大家熟知的“用共和制取代了苏丹制”。两个“分离”，一是指迅速实现“政教分离”。“政教分离”即政治领域打破宗教势力的干预，实现世俗化。还有一个就是逐步实现“军政分离”。

凯末尔抛弃了奥匈帝国多民族帝国的思想，为构建民族同质性，在这一过程中亚美尼亚族和希腊族遭到了驱逐和屠杀。最终基本实现了“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民族国家构建目标。



然后，实现了他废黜了苏丹，建立了西方式的政治权威的共和体制。废黜了伊斯兰教的哈里发，在宪法里去掉了伊斯兰教是国教这一条，把世俗主义（政教分离）确定为国家的原则；撤销了传统的教育部和宗教部，废除了独立的宗教学校及学院，建立了统一的世俗公共教育制度，中止了采用伊斯兰法律的宗教法庭，代之以建立在瑞士民法基础上的新的法律制度。



凯末尔推行民主政治，推行军政分离：从1924年起，凯末尔规定议会中的军官必须退出军职；军人必须离开立法机构；军权限在军营，不能凌驾于政府之上；实现军人领袖的文职化。他提醒说：“议会和报纸就是在这里监督和批评政府和军队的，我的将军们，请你们最好习惯这一点。”

土耳其军人恪守凯末尔主义，哪怕先后于1960年、1971年和1980年发动三次政变，宣布戒严，重写宪法，但每次都在政变发生后的一两年内就“回到营房”。



凯末尔用格里高利历法（公历）代替了传统的历法，并正式废止伊斯兰教的国教地位。他仿效彼得大帝禁止人们戴土耳其帽，因为它是宗教的传统象征，并鼓励人们戴有边的帽子（土耳其帽子没有边）。

凯末尔还明文规定，土耳其文要用罗马字母而不是阿拉伯字母书写，使土耳其文字拉丁化，斩断了土耳其与中东的文化联系。后一项改革至关重要，“它使在罗马书写方式下受教育的新一代人实际上不可能使用大量的传统文献；它鼓励人们学习欧洲语言；它大大缓解了越来越突出的扫盲问题”。



为了鼓舞一种进取的精神，顺便填补因打压宗教而出现的文化真空，古代突厥的神话与图腾被招魂，狼成为崇拜的对象，人们甚至编造神话说土耳其人是历史上最纯种最具创新精神的白种人的后裔，连历史教科书也按照这种新的种族主义史观被重写成了“太阳史观”。可以说，凯末尔重新发明了土耳其民族，不惜伪造历史事实以增强土耳其民族的自尊心和自豪感，这在当时民族主义洪流中是常见手段。



亨廷顿（Samuel P. Huntington）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里中肯地评价道：“凯末尔在奥斯曼帝国的废墟上创建了一个新土耳其，付出了巨大的努力使它既西方化也现代化。在从事这项事业和抛弃伊斯兰的历史时，使土耳其成了一个【无所适从】的国家，一个在其宗教、遗产、习俗和体制方面是伊斯兰的社会，但是其统治精英却决心使它成为现代的、西方的和与西方一致的。”







02凯末尔v孙中山：时运与能力



凯末尔，作为土耳其国父、经常令我们想起有中华民国国父之称的孙中山，但与孙中山最大的不同在于，凯末尔最为人所知是他以杰出的军事能力带领土耳其人打败协约国军队并建立了土耳其共和国。有幸成为一个新的独立民族国家的掌舵者，大权在握与政治谋略结合，凯末尔由此积累了足够的威权，足以实行仁慈独裁（Benevolent dictatorship），启动了一连串政治，经济和文化改革，让土耳其成为现代化和世俗主义的国家。而孙中山在军事能力上的欠缺，令他无法组织军队实现统一，更不用提民族观念的统一和实施现代化的改革措施。



其次，凯末尔不是教条主义者，他讲究实用与谋略。

我们就从他分阶段废黜苏丹和废黜了哈里发头衔可以看出他的耐心；1922年，协约国同时邀请土耳其安卡拉政府和奥匈帝国伊斯坦布尔政府的代表参加谈判，凯末尔就借此机会废黜了苏丹，但苏丹同时还具有哈里发头衔，这个问题因涉及整个伊斯兰世界而颇复杂和棘手，因此凯末尔暂时保留了哈里发职位；随着洛桑谈判的成功和土耳其建国，凯末尔的权威猛增。1924年，凯末尔废黜了哈里发。对凯末尔改革，亨廷顿曾说：“改革是由凯末尔计划好的，这种统一/权威/平等，是实现现代化最有效的顺序。”

而孙中山在1913年袁世凯势力最强盛的时候，非但不采用国会代表的人数优势和宋教仁被刺杀的道义优势，以卵击石掀起护法运动，最终导致南北再次撕裂。



另外，在统一借助苏联力量一事上，两人亦走出不同的道路。

为了打赢独立战争，凯末尔外交策略清楚而有效：独立战争时和斯大林签订《和平友好条约》，同意将阿塞拜疆部分领土等割让给苏联，稳住了东方，并换取了苏联上百万枪支与弹药的援助，武装了自己的军队。

二战前期，土耳其反对法西斯，受到西方自由派人士的称赞。总体上，土耳其不许西方视它为“半殖民地”，也不让苏联当它的“老大哥”。为此，土耳其曾经庇护托洛茨基。

二战后，尽管凯末尔已去世，土耳其沿着他的方针迅速地认同了西方。为了明确表示追随西方模式，它从一党制转变为具有竞争性的多党制，并于1952年成为北约的成员国，由此它获得了马歇尔计划的几十亿美元的经济援助和安全援助，它的军队由西方来训练和装备，并被纳入了北约的指挥系统，它还在本土设有美国的军事基地。土耳其开始被西方看作是遏制、阻止苏联向地中海、中东和波斯湾扩张的东方堡垒。



而同样在中国，早在1920年，孙中山当时处于低潮，手中无一兵一卒的过气政客，但共产国际依然认为他有潜力帮助他东山再起，而对比的对象，就是凯末尔。 

鉴于此前苏联支持土耳其的凯末尔遭到失败，共产国际的中国代表越飞特别写信安慰苏联中央领导层：

 “孙中山远不是凯末尔，他更加亲近我们，是我们的人，也具有更多的革命性。如果我们与他团结起来，他绝对不会背叛我们。中国在世界上的比重无论如何不小于土耳其。”



亚美尼亚学者马特沃森（Vahram Ter-Matevosyan）在《土耳其、凯末尔主义和苏联：现代化、意识形态和解释问题》一书中指出，当初，苏联认为土耳其在中东的特殊影响力可以帮助苏联反对欧洲强国，土耳其革命是在苏联强大的背景下才获得成功，并获得包括技术、资金、交通以及管理等苏联的各项援助。但凯末尔夺取政权之后，很快与苏联决裂，一九二九年宣布共产主义等同于叛国。
凯末尔能抵御共产主义，不仅是因为他个人的铁腕手段，更因为土耳其传统中具有强大的突厥民族主义以及作为一神教的伊斯兰教的宗教及社会结构。而在中国，维持传统秩序的儒家抵御现代化失败并且破碎之后，再无可以对抗共产主义的思想观念。蒋介石效仿凯末尔背叛苏俄，成为苏俄顾问季山嘉眼中的【凯末尔梦魇】，但最终其政权仍被苏联力量所间接颠覆。



当然，孙中山也没有凯末尔那样的幸运，本国的统治者的威权在一战中消磨殆尽，不需要花力气去推翻。孙中山也不是军人出身，无法借助系统力量，因此，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未能像凯末尔主义那样得到充分实施的机会。而且，两人面对的帝国遗产也不尽相同。



关于历史遗产，凯末尔一刀斩断奥斯曼帝国历史纠缠，隔离了伊斯兰教，全盘西化，反倒成就了土耳其的世俗化；孙中山老想着继续清朝遗产，不料让他的继承者也背着儒家文化包袱，总是试图把现代化同社会本土文化的主要价值观和体制结合起来，陷入改良主义的泥潭里无法自拔，最终失败于大陆，困守于孤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