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前，和我的一位姑父吃火锅，三杯酒下肚，他讥笑我二伯把一辈子挣的钱花在了盖农村的二层小楼上，按照姑父的说法，农村到头也不会有什么希望，几十万块修了个二层洋楼，以后谁回去住？
他确实说中了，二伯没几年就过世，他唯一的女儿，也就是我的堂姐，目前在广东打工，已经在那边成家生子，大概也不会回来了。之所以说是大概，是因为我这几年回过老家一趟，现在的村子焕然一新，早就不是我记忆里的穷山恶水了，家家通了水泥路，甚至还通了网；原来的水田消失了大半，转种了葡萄、枇杷之类的经济作物——这么好的地方，指不定还会把人吸引回来呢？实际上，在山的另一边，形势更好。也就是我妈的大姐（我叫大嬢）住的村里，那交通便利，有政策上利好，四川正在搞的、总计200多个“特色村”的旅游建设计划在那落地了，要变成景区了。几年前我回去的时候，看到田地已经变成了漂亮的荷花池，山顶上还有个远眺的亭子，遍地都是人工种植的五颜六色的花，还有北欧风格的小房子（民宿），以及灯光安了一半的乡村大舞台。这地方会变好吗？我走在那的时候，听我舅舅一顿吹，直观上确实觉得一切向好。但我心里清楚，搞这些都要钱，而这钱是本地农民，乃至于本地的富商都出不起的，那么这些钱到底从哪里来？就像我之前去的内江的某县城，当地体制内的朋友也带我去参观了一座村，那村子可比我老家这座厉害多了，村里家家都是洋房别墅，村里还有自己的工厂，可以加工自产的无花果，无花果甚至还有商标。再看种无花果的地方，农用设施也非常现代。当时印象很深的是村里还有条路，车开得飞快，不知道是省道还是国道，恍惚间给人一种身处于城市之中的错觉。但是你知道吗？为了造这个村，花了1个亿。这1个亿从哪来？我朋友没说，但我知道，肯定是基建、城投领域内的融资，或者财政拨款，考虑到当时还是在房地产下行之前，这1个亿的债务，也没那么难搞。可我的老家，能跟那个村子一样，也成为样板间、也喜迎这1个亿吗？我想大概是很困难的。特别是到了今天。所以当我看着我舅舅在那吹牛逼的时候，心里面确实很矛盾。按照他的说法，他老了之后肯定要回到村里，以后村里到处都是黄金，他不仅要在这里养老，还要在这里发财。虽然我有不同意见，但我不敢说，因为我们家穷困潦倒，靠种地实在活不下去，我舅舅、我妈、我姑姑们这一代，都从四川润出去了，而且是润到了遥远的、他们至今仍然没适应的新疆。他们这辈子的一个终极念想，就是回家。
而回家，就是他们的苦难。为什么？如果你去四川的一些县城走走，比如说达州，你就明白了，整个城市你基本上看不到什么年轻人，基本上都被吸走了，谁吸的？近一点，成都和重庆，远一点的，北上广深、新疆的东北的——就像我自己这一大家，现在在这些地方都有亲戚。这些人，包括我自己在内，也想回家——可是回的来吗？当然，按照我们熟悉的某些理论，也是可能回来的，就像我开头说的那样，现在农村都修好了水泥路、家家通电通网，还要搞旅游村，这代表着“新农村建设”的蓬勃发展——按照国家在新农村、西部大开发上投入的时间、人才与巨量资源，我们的老家不也有大发展的可能吗？就像日本的农村那样，变得精致、宁静、诗意。实际上，如果你关注农村发展这一块，你可能听过一个大佬叫“温铁军”，他是三农方面的顶级专家，主要理论就是农村很重要，是人口和资源的“蓄水池”，发展新农村，既是安全的考虑，也能给经济以韧性。当然也有稍微反对他的，认为农村和大城市的过渡地带——县城才最重要，这也就是著名的“县域经济”理论。按照该理论，县域，连接农村，对接大城市，全国几千个县，每个县也有自己不同的资源禀赋，如果能大力发展县域，那么，中国经济的内生多样性、稳定性就能得到保证，国内的大循环才能启动。而在“县域经济”理论之外，还有一种更激进的“大城市群理论”，也是我个人经常提到的，简单来说，就是像日本、韩国那样，把绝大多数资源汇集在某几个大城市附近，构成城市群，比如说“大湾区”、“京津冀”、成渝双子、中原城市群等等，在这个理论里，县城已经是细枝末节，或者说纯粹的资源提供地，农村就自不用说了。
你看到这儿可能烦了，扯这几个理论有啥用？就是为了掉书袋吗？不是的，这几个可不是理论，而是今天中国经济实实在在的“路线”——如果你关注点财经新闻，你会发现，围绕这三条路线，也就是“新农村”、“县域经济”、“城市群”，国家都分别投入了巨量的资源。这些资源的投入，对我们普通人有什么影响呢？最直接的影响，就是当你步入社会，过了30岁之后，你的人生就开始呈现出一种典型的、中国年轻人常见的“大迷茫”了：你根本不知道怎么选、要去哪。首先你可能回老家了，看到农村焕然一新，觉得农村的平静还是不错的，但就是有点太不便利了，社交关系也无——新农村路线；然后你去看县城，觉得县城的小日子也不错，每个人也都认识，就是人际距离有点太近了，各种潜规则、人情有点太残酷了——县域经济路线；接着你去省城或者大城市，顶着996的压力，每天在心里面骂一万次老板，边点外卖边想，要不还是考个公考个编吧，回老家过安稳日子——大城市路线。也就是说，当你要开始做重大人生选择的时候，对于这三条路线，你根本看不出来哪个选择才是对的，你的人生永远处于迷茫、痛苦中。
当然，你可能会说，这都是个人的主观感受，怎么配叫“苦难”了？那我们其实可以看看房地产。如果你去过小县城你就知道，现在中国的县城基本上都很现代了，到处都是干净整洁的马路，新修的大楼，以及全新的酒店。这些都是基建与房地产大发展的功劳，可是呢，你再多住两天，特别是在旅游淡季的时候，你会发现，只能看到寥寥几个老人，或者根本看不到人。这个时候，一个巨大的问题就砸在了你的头上：这个地方修得这么好、这么漂亮，到底是给谁住的呢？其实吧，按照“县域经济”的路线，把县城修得这么好，当然是要发展“县域经济”了，可是你看看，这地方到底有“县域经济”吗？就拿我我在新疆的“新老家”来说吧，那地方叫乌尔禾，戈壁里的边陲小镇，我上次回去看的时候，基建、房地产的水平可谓是相当出色，跟我读中学时候的样子可以说是云泥之别。可等你再漫步一阵，你会发现，根本看不到几个年轻人，或者根本看不到几个人。——按照“县域经济”的路线，在此地投入大量资源，理论上确实是对的，但现在除了增长债务，有何益处？现在的全国无数县城其实也一样：当土地财政随着房地产一起往谷底走的时候，地方的债务和财政，也自然被房地产和本地空空荡荡的大批房子给绑定了。假想一下，如果一开始没有在“县域经济”这条路线上投入这么多、容忍这么多债务与房地产在县域的大肆扩张，我们现在面临的地方债务与房地产的问题，是不是就没这么严重？
当然，我不是说“县域经济”这条路线就是错的，这叫马后炮，叫“事后诸葛亮、事前猪一样”。我们当然也可以假想经济发展的另一个平行宇宙：那就是“县域”在不断的资源投入中，以及中国人对“家乡”的巨大执念中，确实取得了大发展，县城构建的产业链成为了大城市良好的基础与补充，很多中国年轻人也喜欢回到县城……实际上，你也可以说：就算现在“县域”没发展起来，谁知道五年之后会不会发展起来呢？十年呢？——可是，就是这种“可能”、就这种念想，会狠狠地折磨你、撕裂你，让你在35岁前后，不知道到底该留在大城市，还是回到省城，或者回到县城乃至于农村。你可能会说，这是我自己的问题，是我自己的人生选择，跟宏大叙事的三大路线没关系吧。不是的，这三条路线上，国家不仅仅是投入了大量资源，还作出了各种限制以阻止你选择。比如说，大城市的限购、限制移民、限制城市总规模、严格户籍管理……为什么会出现和延续？就是因为“大城市群”的路线，并不是完全确定的路线、并没有得到全部资源，为了给县域、农村留可能性与空间，自然会在你选择大城市的时候给你障碍。当然，我不是说“大城市群”路线就是对的，大城市群的一大问题，就是人口集中导致的安全问题，以及其它复杂的“城市病”。不过我们可以假想一下：如果三条路线完全以“大城市群”为核心，那么你的人生选择还会那么复杂吗？你会发现，到大城市定居变得容易了，人生规划也清晰了，毕竟县城、农村没资源了，你注定要住在大城市附近，接受大城市的规则与产业分工。除此之外，路线的纠结，还导致了6千万留守儿童问题。实际上，本文最大的启发，就来自于城市经济学方面的专家陆铭教授评价“留守儿童”问题的话。他认为，几千万留守儿童之所以存在，就是因为资源分配的路线没确定——父母在大城市打工，但是大城市的教育资源就那么多，回看老家，也有“看着还行”的本地教育资源，所以综合考虑之下，不如把孩子留在老家，父母自己出门打工。也就是说，资源一平均，村县和大城市雨露均沾，最后你看似有了选择，但其实是把你的家庭给分裂了，直接的代价就是把孩子留在老家。假想一下：如果把农村、县域的教育资源分配给城市，当然也连带其他资源，让进城打工的父母，在大城市就像本地人一样，教育孩子非常方便，甚至是下意识的最优选择，我们是不是就不用“按照我们自己的理性选择”去分离家庭了？说到底，当你“看似都有的选”的时候，你的选择往往就是最差的。
所以，什么叫“我们这代人的苦难”？说白了，就是从上到下，都不知道怎么选、都不知道怎么把好钢用在刀刃上，最后就是摸着石头，三条路线一起上马，并且又同时对三条路线又进行限制，最后让我们这代人失去了确定性。让我们每个人都充满着巨大的不安全感。对我自己来说，如果我明确看到绝大部分资源是在往“大城市群”路线上靠拢，那我很容易对我的事业、定居点做出判断，我的大半辈子都能规划好；同理，如果我明确看到绝大部分是往“县域经济”上靠拢，我也会欣然选择回到县城，和我本地的亲戚、我的父母住一块儿。可现状是，主观上我陷入“大迷茫”；客观上，我又因为“大城市群”路线拿不到足够资源产生的各种限制，而离开。比如说我离开广州，刚好赶上了广州房价在2017年上涨的那一波，如果广州当时是个明确的要做大的城市，并且给出了比较清晰的周边城市群规划，包括交通上的便利性规划等等，那我可能走得离市中心远一点，但也会留在以广深为中心的大城市群里。可惜，至少在当时，我看不出来有什么“城市群”。而我的故事，何尝不是这一代人的故事呢？你觉得农村、县域、大城市都是可选项，但其实，因为资源的不集中、路线的不清晰，每一个可选项，都在排斥你，最后你会发现，你根本无处可去。而这种苦难不仅仅是我们个人的心理困境，在房地产上，我们正在支付昂贵的代价。
那就是：当“县域”和“大城市群”的房地产都因为债务而发展起来之后，我们才发现，并不是每一条路线都能支付高估本地发展的代价、以及支撑债务的出清；这些年在当地投入的大量资源，就此变成了浪费与债务上的枷锁。
写作本文的时候，我多次回想起那次在四川某县的行程，这个县就像是某种宏观图景的隐喻：第一个发展，耗资1个亿打造的“新农村”，联排别墅的民居，干净整洁的地面，现代化的产业；第二个发展，是高楼耸立的县城，各种门可罗雀的小店，全都挂着连锁的牌子，店里卖着价格不输成都的苹果梨；第三个发展，是本地某大型冶金企业，因为债务的问题，正在磋商解决方案，并且新修了几个温泉酒店，以显示自己正在向服务业转型。显然：
如果路线1错了，1个亿就此打水漂，那个山里的“样板村”将变成一座现代化的、漂亮的荒村；

如果路线2错了，县城还是没人回来，这些新开的店迟早也得走人；

如果路线3错了，那么转型失败，冶金行业自然面临去产能、碳达峰的硬约束，最后因为债务问题破产清算。
到底选哪一条？到底要如何牺牲？可惜，这些问题，我当时也想的不深，也没有和这位还是官员的朋友探讨过。不过，按当时酒桌上的对谈，我感觉本地体制内的人也基本上不知道，也感到迷茫、痛苦。我也得知，他们中的一些年轻人，因为选择了“县城路线”而回到了当地；他们的一些子女，也选择完全放弃县城，而去大城市打拼，比如成都。现在想来，和我一样：我们的家族，就在这些“押宝式决策”中，选择了不同的路线，最后各奔南北、四分五裂。也许，要回老家的舅舅是对的，我是错的；也许，进入大城市打拼的我是对的，我舅舅对农村和县城的期待是错的，但我们都无法完全摸清楚。只有我们经历的和即将经历的苦难，无比真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