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真话的代价

在君权至上的君主专制社会，皇帝的意志就是法律，因此，臣民有无说真话的权利，取决于皇帝是否“恩准”。

中国历史上虚怀若谷、从谏如流的皇帝太少，专横昏暴、一意孤行的皇帝太多，而昏暴之徒的尊臀一朝坐上龙椅，变成了“君”（有的本是明仁之辈，坐上龙椅后才日益昏暴），臣民们欲说真话就要付出惨重的代价。自古以来，因说真话惹下杀身之祸的草民究竟有多少人，史无记载。

仅是有名有姓的朝廷命官，因说了一两句真话而被贬逐、处死，乃至灭族者，恐怕几艘航空母舰也载不完。

早在奴隶社会，昏暴之君便对说真话者开了杀戒。夏朝的桀王姒履癸先生，穷奢极欲，劳师征讨，滥杀朝臣，大夫关龙逄先生不忍眼睁睁看着夏朝完蛋，便直言劝谏曰：“古之人君，身行礼仪，爱民节财，故国安而身寿。今君用财若无穷，杀人若恐弗胜。君若弗革（不改），天殃必降，而诛必至矣！君其革之。”关龙逄先生所言，无半句假话，不料履癸先生听了，竟大吼“呀呀呸”，将这位说真话的忠臣囚而杀之。

无独有偶，商朝的纣王帝辛先生，也是个穷奢极欲，专横残暴的家伙，并且比姒履癸先生还要荒淫奢糜。他的大哥和族弟直言劝谏，一个被逼出走，一个遭到囚禁，而他的叔父比干先生更惨——只因说了几句真话而被剖腹掏心。

龙逄、比干，后来成了历代忠臣义士的榜样，而他们的下场，也是众多敢说真话者的下场。

南北朝时期的北魏史官崔浩先生，奉太武帝拓跋焘先生之旨编修国史，崔浩先生秉笔直书，把北魏祖先创业时的一些丑事写进了国史，也即说了一些真话。结果鲜卑贵族对他恨得咬牙切齿，一齐向拓跋焘先生告状，拓跋焘一声“呀呀呸”，崔浩先生便与他的族人一齐脑袋落地。

南朝陈国后主陈叔宝先生长期沉湎于淫乐，不问国事，致使奸佞横行，忠良遭贬，直至隋朝大军压境，陈叔宝先生依然如故。大臣章华上书谏曰：“陛下即位，于今五年……溺于嬖宠，惑于酒色……老臣宿将，弃之草莽，谄佞谗邪，升之朝廷，今疆场日蹙，隋军压境，陛下如不能易张，臣见糜鹿复游于姑苏台矣。”陈叔宝先生览罢此书，火冒三丈，当即大吼“呀呀呸”，下令将敢于说真话的章华斩首。

上述人等之所以被杀，乃是由于他们的真话揭了皇帝的短、批了真龙天子的逆鳞；而有许多人只是如实揭发了奸佞的罪行，也一样难逃厄运。

明太祖朱元璋先生在位期间，权臣胡惟庸贪污受贿，独断专行，广结党羽，迫害异己；御史中丞刘基先生只是向朱元璋如实指出他之所为，胡惟庸便对他怀恨在心，趁他患病时，派医生将他毒杀。明武宗在位期间，御史蒋钦先生上书弹劾巨奸刘瑾，说他是“悖逆之徒，蠹国之贼，”并说他“窃柄弄权，万民失望，愁叹之声动彻天地。”不料竟被刘瑾收监，重杖三十。蒋钦被打，仍不死心，三日后又在狱中上书曰：“陛下不杀此贼，当先杀臣，使臣得与龙逄、比干同游地下。”哪知书上之日，又被重杖三十，结果因伤重而惨死狱中，一缕冤魂真的到地下与龙逄、比干为伴去了……

呜呼哀哉，为说真话而付出惨重代价的例子，可谓史不绝书！皇帝可以滥施淫威，随意诛杀说真话的大臣；权奸可以滥施淫威，随意剪除说真话的异己；各级官僚都可以滥施淫威，随意处置说真话的下属；像唐朝来俊臣、周兴那样可以随时置说真话者于死地的告密者史不乏人。而大兴文字狱，将说真话或被认为说真话者的脑袋当春天的韭菜猛割，也不限于明、清两朝的皇帝。如此种种，构织成天罗地网，令说真话的臣民无处可逃。而在视臣民之命如草芥，“唯上之所是为是，唯上之所非为非”的皇权专制社会，那些故做姿态，鼓励人说真话，并作出“决不加害”之类的承诺的人，也与诱人上前，以便扑杀的披着画皮的鬼魅无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