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生临终前向周恩来
秘密揭发江青的老底？

冬煖
周恩来因患癌症所经受的痛苦是难以想象的；加之，当时政坛风云突变对他的冲击与伤害，使他心灵上深受折磨，更不是我辈能用语言能说得明白的。


时间还在1975年夏季，周恩来在医院已经住了一年多时间，他带病坚持工作，一批又一批地会见中外宾客。医疗组和陪同周恩来在医院的工作人员都想找机会同总理合影留念，可总找不到合适的时机。



机会终于来了，一次，周恩来总理接见泰国贵宾，由李先念和乔冠华陪同。这件事情，事先有人已“谋划”好了，由乔冠华出面请求周总理同大家合影留念。



事情说妥以后，大家按新华社派来专为中央领导人拍照的摄影师杜修贤的安排，将人们分成两排站好了队，李先念和乔冠华站在前排中间，他们两人当中留给周恩来一个空位置。周总理在值班护士的搀扶下，微笑着缓步走到大家面前。当摄影师正要举起相机拍照时，突然间，一个叫人听了心颤的声音响起来了：“我这是最后一次同你们合影，希望你们以后不要在我的脸上打叉叉！”



周恩来在说这一句话的时候，其实，他的声音是十分平缓的。但是，在场听到这句话的人不由得心中一震。一向儒雅的周恩来，平素很少听到他跟别人有过开玩笑的话。此时此刻，人们对他的这一句话颇费猜测，似乎预感到有一种不祥之兆将要来临。



重病缠身的周恩来早已将自己的生死问题置之度外。人们常说，言为心声。他，今天当众说出了令人如此震惊的话，恐怕是他将长久地压抑在心底的愤怒与痛苦，超过了物理学上所说的“弹性限度”，已经到了极点，他已是忍无可忍了。故而，他也要在这些常年跟随他的普通工作人员、老部下与老同志面前“宣泄”一下，把蓄积在身体里过多的能量释放出来。不过，这不仅仅是“宣泄”，而是愤怒的声讨与抗争！



周恩来同这一场“史无前例”的动乱，苦苦地鏖战了十个年头。他所经历的一切实在是太多太多了，像刘少奇等的遭遇便是前车之鉴、后车之辙。因此，他的话肯定是有所指的，对待自己身后之事难以预料。诚然，对于那些无耻之徒、政治流氓来说，只要他们需要，党的历史是可以随心所欲地窜来改去的。不过，历史毕竟要还它的本来面貌。作为一个辩证唯物主义者的老革命家周恩来，对此是坚信不疑的，因为人类的历史是人民创造的，容不得别有用心的人肆意篡改。



难解之谜：已是病危中的康生竟怀疑周恩来；他临死前又找周恩来密告张春桥、江青……



1972年初，康生作体格检查发现患了癌症，上面指示马上成立医疗组，在钓鱼台8号楼康生家里为他治疗。中央指定医疗组有事向张春桥与纪登奎请示汇报。



康生患病后，精神面貌渐渐地萎靡，身体日益衰弱。康生平素性情孤僻、古怪，生性多疑，说话阴阳怪气，医护人员很难同他接近与相处。医疗组的工作常常遇到麻烦而不好处理，他们常把问题捅到周恩来处，请总理指示或出面解决。周恩来便约请张春桥和纪登奎一起接见医疗组听取情况汇报。不过，周恩来单独接见医疗组全体人员的次数要更多一些。



周恩来到8号楼看望病重的康生，吩咐医生护士尽力做好工作，安慰和鼓励他们，对他们提出的一些难题表示理解，并尽量给予具体的指示。



康生的病情发展较快，精神状况越来越差，不肯接受任何治疗。他整天不服药、不吃饭，甚至连水都不肯喝。这便造成严重的全身营养不良性浮肿。周恩来多次劝康生进食，但效果不大，均被拒绝。由于康生多疑，对医疗组人员不完全信任，因此常常要通过周恩来做医生们的工作，或是更换人员。



有一次，医疗组忽然电话报告周恩来：康生拒绝一切治疗措施，大发脾气！周恩来只得放下手头的工作赶往钓鱼台，同康生耐着性子讲道理，说服他接受治疗。这次，康生总算给周恩来面子吃了一次药。可是，周恩来不能每次都去陪他服药。所以，后来康生在治疗中输液与服药，几乎都是断断续续地进行，搞得医疗组的专家们担惊受怕，苦不堪言。



事情的进一步发展出乎周恩来的预料，康生居然怀疑到周恩来的头上来了。对于周恩来经常去看望他感到不安、不满及恼怒。



有一次，康生的一位保健医生向他报告：“总理要来看望您。”



“总理怎么又来了？他为什么常要来看我啊？他想干什么……”康生听后大发雷霆，提出了一大堆叫医护人员听了害怕的问题。康生在发火时，表现出坐卧不安的样子。



康生的医生悄悄地将此情况告诉了我，并要我向周恩来如实报告，由周总理判断裁夺。



待我随周恩来回到西花厅，便找机会将事情的经过向他作了详细的汇报，并建议他以后少去那里，有事可让纪登奎同志先处理。周恩来听后未作任何表示。但自此以后，周恩来去康生那里的次数明显地减少了。



1975年初冬的一个深夜里，周恩来所患的癌症已到了晚期，他正躺在床上输液治疗。医院病房值班室的同志突然接到“康办”的通知：“康老马上要到医院去看望总理，请你们向总理报告一下。”



我得知这个情况感到不可思议。大家明明知道康生久病卧床不起，且已病入膏肓，哪还有精力来看望周总理？



而且，此时的周恩来也处在重病阶段，身体非常虚弱，基本卧床。可是，值班同志没有权利犹豫，只好立即向周恩来如实报告。



周恩来闻讯后，马上吩咐医护人员撤除身上的输液装置等一切管子，赶紧帮助他下床，穿好睡衣，坐到轮椅上，送他到客厅，扶他下了轮椅坐到沙发上，让他一个人静静地等待康生到来。



数九寒天，更深夜静，刺骨的西北风正刮得呼呼地响，室外气温很低，窗玻璃上的水蒸气凝结成几条弯弯曲曲、往下慢慢悠悠流淌的细水流。不多一会儿，医院大门口的警卫人员报告说，康生的汽车到了。我们按事先的安排，将病房西侧的车廊大门打开，让康生的汽车开进房子里，便于保温，避免着凉。



那天夜里，康生是乘救护车来的。当车开进车廊，工作人员即关闭大门后才打开车门。康生躺在救护车的担架上，身上盖着厚厚的被子，正在输液和吸氧气。灯光下，看见他的气色很不好，脸色灰暗，眼睛无神地向上凝视着。大家一起将平车推到救护车旁边，康生处的医生、护士等工作人员和我们一起帮助把担架抬到平车上；护士高举着输液瓶，有人负责照料其他管子，好几个人细心而平稳地推着平车送康生进周恩来的客厅。



平车推到客厅的中心位置，康生仍然躺在担架上，护士帮助康生将头侧向右边，他看到了由护士搀扶着站在那里的周恩来。



康生说话的声音非常轻微，他哆哆嗦嗦地想伸出右手来，跟周恩来打招呼，结果没有成功。



周恩来在靠近康生担架右侧坐下，我们把电铃按钮放在总理手边。他用手示意屏退所有工作人员，我们把门关上，房间里只留下他们两人单独谈话。



他们的谈话大约进行了一个小时左右，病房值班室的电铃响了，大家知道他们的谈话结束了。医生护士推门进去，搀扶周总理站起来同康生告辞。这是康生与周恩来的最后一次见面谈话。就在他们这次谈话后大约两三周，康生便离开了人间。



有关那次谈话的内容无人知晓。直至粉碎“四人帮”以后，才断断续续地听到一点传闻，据说是康生在临死前，到解放军三五医院去告诉周恩来，江青和张春桥在历史上曾有过政治变节行为。



康生整人整了一辈子，可说是光明磊落的中国共产党内的阴险狡诈之徒。无论是1942年的延安整风，还是建国后的“文化大革命”，周恩来都是被他整治的对象。康生行将就木之际，为什么要把江青、张春桥这两个“同一战壕里的战友”的老底抖落出来，且恰恰反映给政治对手周恩来？这是一个迄今难解之谜。

康生死前为何揭发江青和张春桥《百年潮》


“文化大革命”结束30年了，而“文化大革命”中的一些人与事却依然耐人寻味。康生在“文化大革命”后期揭发江青和张春桥是叛徒一事，就是其中一件。对于康生此举的动机有不同说法：有说这是他惯于投机的本性使然；有说这是他“迫害狂”的本能反应；粉碎“四人帮”之初，有人甚至公开宣称，这是康生同“四人帮”有过斗争的证明。1978年，我曾在中央党校做“清查”工作，在整理“康生问题”的材料时，曾看到过康生揭发江青、张春桥的有关内容。现就我所掌握的资料，谈谈此事。



1974年12月，在周恩来总理即将于23日赴长沙向毛泽东汇报工作之前，病入膏肓的康生让人用担架把他抬到周恩来总理那里，揭发江青、张春桥的叛徒问题。接着，康生又找王海容和唐闻生给毛泽东带话揭发此事，显得十分急迫。一年之后康生病死。康生原本是江青集团的核心人物，可他为什么要在临死之前急切地去揭发江青和张春桥呢？康生的目的究竟何在？



要解开这个谜团，只要重温一下1974年“文化大革命”的政治形势，就可以弄明白。这一年的形势，主要围绕“批林批孔”运动和四届全国人大的人事安排展开。



1974年初发动的“批林批孔”运动，矛头实际上是指向周恩来的。江青通过其操纵的写作班子在报刊上发表大量文章，以批判孔子的“克己复礼”等儒家思想为名，含沙射影地对周恩来前一阶段所采取的正确措施，特别是落实干部政策、重新安排一批老干部出来工作，进行猛烈攻击。



正当江青一伙起劲攻击周恩来等人的时候，康生在林彪事件之后抱病沉寂一段时间后，突然活跃起来。他积极支持和配合江青的行动，把中央党校写作班子的负责人和一名教授推荐给江青。江青在1974年1月25日的中央机关“批林批孔”动员大会上说，康生同志有功劳，康生同志立了一功……



5月间，康生虽然病情加重，但这段时间对江青的阴谋活动，一直热情支持，积极配合。



然而，江青一伙的好景不长。1974年下半年，中国的政治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毛泽东多次严厉批评江青一伙。7月17日，他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批评江青说：“不要设两个工厂，一个叫钢铁工厂，一个叫帽子工厂，动不动就给人戴大帽子。”并且当众宣布：“她并不代表我，她代表她自己。”“江青有野心，她是想叫王洪文作委员长，她自己作党的主席。”在此前的3月20日，毛泽东还在给江青的信中说：“过去多年同你谈的话你有好些不执行”，“我死了，看你怎么办？”这期间，毛泽东还点名批评了江青的亲信、国务院科技组负责人迟群，说他是“北京一霸”。



10月11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决定近期召开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此前，毛泽东曾提议复出的邓小平担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10月18日，王洪文按照江青一伙的策划，到长沙向毛泽东汇报工作时诬告说，总理住在医院里日夜找人谈话，常去的有邓小平、叶剑英等人，北京现在有“庐山会议的味道”，诬陷周恩来和邓小平。毛泽东当即告诫王洪文：你要注意江青，不要跟她搞在一起。12月23日，周恩来带病与王洪文一起到长沙向毛泽东汇报工作时，毛泽东再次告诫王洪文，“不要搞四人帮”，“不要搞宗派，搞宗派要摔跤的”。他说：“江青有野心。你们看有没有？我看是有。”他再一次说，小平要担任第一副总理、军委副主席和总参谋长三个职务。



毛泽东在对江青一伙多次批评的同时，重申由周恩来主持党中央和政府的日常工作。这样，对挫败江青一伙“组阁”阴谋，保证四届人大顺利召开，起了重要作用。


面对这种形势，对于康生这样一个十分熟知党内斗争、善于窥测政治动向的人，很清楚今后形势发展的趋势。一向老谋深算、善于投机钻营的康生，对江青的态度发生了急剧转变。他急忙与江青一伙拉开距离、划清界限，转而靠近周恩来和邓小平，并作出一系列姿态：他拒绝江青的探望，气得江青大哭大闹；他一改冷漠态度，询问和关心起周总理的病情；他拖着病体让人用担架抬到周总理那里，揭发江青和张春桥都是叛徒；他托人带话给毛泽东，揭发江、张的叛徒问题；他托邓小平“在中央讲讲解决党校问题”以示“尊重”等。



其实，康生“揭发”江青和张春桥与“四人帮”拉开距离也好，靠拢周恩来和邓小平、表示友好也罢，并非真心实意。他在临死前对一个亲信的谈话，道出了他内心深处的真实想法。1974年12月26日，康生在病床上召见了中央党校负责人，此时他讲话已经很困难，语句含糊不清，有的话还需要贴身秘书复述。康生断断续续地说，下部长瘤子，淌血，不行了。党内斗争复杂，你不了解，迟群犯了错误……我们党危险，要落到坏人手里。靠我不行了，但我不甘心死……康生说“党危险，要落到坏人手里”，到底所谓何指？1975年1月5日，邓小平被任命为中央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1月中旬，他在中共十届二中全会上被选为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四届人大后又出任了第一副总理。其后，在周恩来重病期间，由邓小平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掌握着党政军大权，这既是康生所不愿意看到的、“不甘心”的，也是他所预料到的。联系局势的这种发展，再来想康生此前所说“党危险，要落到坏人手里”的真正含义，就再清楚不过了。而康生在这之前急着揭发江青和张春桥的意图也就一目了然了。康生于1975年12月16日死去。



然而历史是无情的，也是公正的。尽管老奸巨滑的康生临死前“揭发”过江青和张春桥，幻想死后留下一个好名声，但他却没有逃过历史的公正审判。1980年11月1日，中共中央向全党公布了康生直接参与林彪、江青等人篡党夺权阴谋活动的反革命罪行。康生最终被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落得身败名裂的可耻下场。而康生临死前“机关算尽”所玩弄的“揭发江青、张春桥”这一招，没能蒙蔽世人的眼睛，反而留下了他惯于看风使舵、投机钻营的最后佐证。

来源：《百年潮》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