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安策-逆向弹道学思维之悟：沉没成本与幸运者偏差
贸易战开打那年，2018年的全国卷II作文。我写了，说透了什么是沉没成本与幸运者偏差之间的关系。
虽然我是理科生，学渣女博士，但是这么多年过去了，我有信心，倏忽之间，2018年以来我们已经身处历史大变革的转折年代，只是很多人不如我们这样先知先觉，并且从心理上，价值体系重构上，策略上等都有意识地做好行动准备。
二律背反、否定之否定，是科学探索与辩证法的核心，也是法理学、法律精神的核心。但是，尼采、叔本华以及此后的海德格尔等都是打碎辩证法的人----处处跟二律背反作对。二律背反认为个体与现象不能用来解释普遍性规律，后者却可以用来解释众多的个体与现象，支配它们，这就是数学老师教我们的有条件的解或者经验公式（个体、现象）等级上弱于最优解（普遍解）。如今鼓吹的是个体化的意志的存在，尤其是“超人”（比如德国小胡子）“酷似啦”们的个体经验与意志可以颠覆规律与辩证法，一股浓郁的田园新纳粹话术已经在网络里开始带节奏了。
全国卷II (材料作文)：弹痕分布与科学；
材料如下：
著名数学家亚伯拉罕·瓦尔德二战时一直在美军统计部门工作，有一次军方来找他，要求他看看飞机上的弹孔统计数据，在飞机的哪个部位加装装甲比较合适。
原来军方派出去的作战飞机，返航的时候往往都会带着不少弹孔回来。为了避免飞机被击落，就需要在飞机上加装装甲，但装甲安装多了，又会降低飞机的机动性，消耗更多的燃料。装多装少都不行，军方希望把装甲安装在飞机最容易受到攻击、最需要防护的地方，这样就可减少装甲的安装量，而不会降低防护效率。他们希望瓦尔德能算出这些部位究竟需要安装多少装甲。
瓦尔德拿到数据一看，引擎上平均每平方英尺有1.1个弹孔，机身1.73个，油料系统1.55个，其它部位1.8个。看起来机身和其它部位最容易受到攻击，应该加装装甲才行。瓦尔德的回答却让军方大吃一惊，飞机上最应该加装装甲的地方不是弹孔多的地方，而是弹孔少甚至没有弹孔的引擎。为什么会这样呢？瓦尔德的逻辑非常简单：飞机各部位中弹的概率应该是一样的，为什么引擎上会很少？引擎上的弹孔到哪儿去了？原来这些弹孔已经随着坠毁的飞机落到地球上去了！军方统计的只是返航的飞机，那些遭遇不幸的飞机被忽视掉了。
这就是著名的幸存者偏差，人们往往因为过分关注目前的人或物以及幸存的经历，而忽略了不在视界之内或者无法幸存的人或物，容易在不知不觉中犯下错误。美军迅速将瓦尔德的建议付诸实施，瓦尔德睿智的建议挽救了多少飞机，在多大程度上左右了战争的进程我们无从知道，但美国国防部一直有一个认识，如果被击落的飞机比对方少5% ，消耗的油料低5% ，步兵的给养多5% ，而所付出的成本仅为对方的95% ，往往就会成为胜利的一方。从某种意义上说，数学家瓦尔德的建议让美军赢得了第二次世界大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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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安策》(又名《陈政事疏》)是西汉汉文帝时期文学家和政治神童贾谊的名文之一。楼主以《新治安策》为题显然是想自《弹痕分布与科学》材料开始，条分缕析地说政治经济科学中的方法论。

材料中以著名案例诠释了这样导致统计结论产生了谬误的“幸存者偏差”即忽略了筛选条件的边界限制性，把经过筛选的结果当成随机结果。
人们所见到的，在空战中幸存的战机虽然弹痕累累，但也说明这些弹道命中的并非战机的致命伤，也就是说幸存战机没有被击伤的地方才可能是致命点。
而那些香消玉殒的战机，正是被命中了这些人们从幸存战机所见的弹痕以外的其他部位，即致命部位。
这个诠释了筛选条件的边界限定性对于结果及策略判断的干扰的历史案例以及援引这个历史案例的高考作文命题都赢得了无数对于“逆向思维”智慧的赞誉，楼主也不例外。
但是楼主拟作出进一步的从微观到宏观的分析，而我要采用的就是逆向思维之上的逆向思维。
首先，楼主想指出的是，“筛选条件的边界限定性”仅仅指的是一个空间概念，一个来自于人的主观性。
而在这些空间意识与人的因素外，我们考虑任何策略都必须要有意识地放在时间坐标与时间长轴这样的客观客体中来，即站在历史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的高度。
所以我非常担心这个“战机弹道学与统计学”案例今后会不顾时间观与历史观而被滥用。 这个历史案例的背景是战争时期，生死决战的历史关头，也就是说，如果从数学的代数几何学建模方法论来看，正处于高度动态的、历史曲线的拐点。这个时候的对局与博弈讲究的是扬长避短，找到当时当下的关键节点（比如飞机与高炮之间有关致命点的博弈）集中优势力量，一举击破。
中共建国初期，中国的工业尤其是国家支柱产业链的装备工业、军工工业等刚刚起步构建，一穷二白，内有敌特，外有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列强及其在中国周边国家的代言势力虎视眈眈，苏联国内意图遏制新中国崛起的修正主义势力已经抬头。也就是说建国初期面临的严峻战略形势类同与战争时代，处于高度动态的、历史曲线的拐点、动点。
但是改革开放四十年来有人别有用心地援引钱学森1956年起草的文件与案例来遏制大飞机甚至战机的自主创新研制就不对了。
钱学森自己当时说，“当时我国的军工形势有几个特点：一是我们面对帝国主义的包围，急需拿出能顶用、有威慑的武器。二是国民经济落后，国家财政非常吃紧，投入少见效快是对的。我们的科技更落后，从技术上讲，先易后难也是不错的。三是飞机的复杂程度要超过导弹，配套难度更大，因而见效周期要比导弹长，特别是对飞机的投资要明显高于导弹，先导弹后飞机，是对的，但不能只导弹无飞机。”
史实是，钱老不仅是火箭专家，还是对高速飞机发展作出重要贡献的空气动力学家。他一生，十分重视航空的发展，并认为航空与航天要融合，有关这方面的情况，可参见由王文华先生编写的《钱学森的航天岁月》第8章。
注意，扬长避短中是“避短”---承认短处的存在，但因为处于特殊的时间动态点---战争时期，短时间内生死存亡关头的应激决策考虑的是“避短”而不是弥补短处的“补短”。
这个案例是不能被无限地外推应用到和平时期的。为什么？攻守之势异也。
与这个案例类似的还有钱学森先生优先规划导弹在战机之前的建国初期军工战略思想。
钱学森回国时，正值中国正在制定12年科学规划。他在1956年2月17日提出了《 建立我国国防航空工业意见书》。在这个意见书中，他分析了当时我国航空工业的现状后指出：“我国现在航空工业是十分薄弱的，我们在最近才从飞机修理阶段转入飞机生产阶段，有了飞机工厂和喷射式推进机厂。但是这两个工厂现在完全依靠苏联供给的图纸。自己还不能够设计新型飞机，更不能做出为设计用的工程及科学资料。至于飞弹火箭，我们是完全没有。”在这个意见书中，他还重点分析了航空材料和风洞建设与国际水平的差距。不久，钱老在上述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优先发展导弹的建议。  
我们都知道有关国家的长治久安，宏观发展规划，有一个“木桶装水理论”，即木桶的容量由最短的木板决定，国家的发展与崛起也是由切实地弥补短板，而不仅仅是临时阶段的避开短板决定的。
战机、大飞机是我们的“短板”，在严峻的时刻，可以暂时避开，荣扬并集中其他优势来破当时的难题之局，这是站在拐点与动点上的应激智慧。
但是我们不可能任短板存在而永远避重就轻，国家的长治久安策略必须站在历史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的高度，置身于历史长河的不动点，竭力营造钟形曲线以及没有边界条件限制的最优解，取得最终的主动权。  
前面我说了，不要忽略时间因素的长度与时间坐标的攻守、动静异位又守恒的权重对于事物性质乃至走向的根本影响。
比如说有关“幸存战机”与“非致命伤”或“致命伤”界定。
战争这个短时间爆发时期的致命伤肯定也是和平时期的致命伤，这点毋庸置疑；然则，短时间内的“非致命伤”，假以时间也可能质变为致命伤----千里长堤，毁于蚁穴。
一个小小的蚂蚁巢穴，在短的观察期内并非致命伤，但若放任以足够的时间就演变成致命伤了。“幸存战机”身上那些弹痕累累的短期“非致命伤”背后涉及的钢铁、材料、化学等工业的短板在长时间内都有可能成为国家长治久安的致命伤。
所以，以勇挑重担的攻坚克难精神、居安思危的态度珍惜和平时期的积累，做一个时刻有准备的民族，才可以一直掌握上兵伐谋，上医未病的主动权与制胜权，在重大历史关头厚积薄发。

以上我说的是不要无限外推地滥用“幸存者偏差”理论。  

不过“幸存者偏差”理论的普及也有一个好处，纠正了我们国民上上下下以往习惯的一种“黑箱理论”思维方式的滥用。
我们经常说某个事物是“冰山的一角”，而滥用“黑箱理论”者就倾向于片面地以对露出海面的冰山一角的分析来推断海面下（黑箱中）的冰山的状况，甚至整个冰山的状况。
这种方法论容易导致的是只注重露出海面的冰山的优势与崭露头角的成功经验，忽略没能露出海面的冰山的劣势与教训；而且以海面上的冰山状况来外推到海面下的冰山乃至整个冰山的以偏概全容易形成所谓--“存在着就是合理”的绥靖思想，对于哪些冰山露头，哪些冰山沉没的现状以及造成这种现状的不合理筛选条件与过程默认是恒定的，缺乏沧海桑田、斗转星移的辩证观、唯物观与宇宙观，缺乏变更与革新再造的能动性。 
这几十年我们已经积累了不少这方面的教训。
比如说在大浪淘沙的企业生存竞争中，有些所谓做大做强的企业只不过是绥靖妥协于“权力寻租”“利益交换”而存在壮大，而那些被“淘汰”的企业、集体里也有相当地是站在更高、更进步的高度上的鸿鹄，却不幸被只给燕雀设定的屋檐压低到海平面下去了。一言蔽之，这“大浪淘沙”之“大浪”本就是国家历史长河里某阶段泛起的恶浪、浊浪，淘去真金，留下尘埃渣滓却当作琳琅珠玉。
眼前最现实的例子就是三十年前倪光南院士及其团队的“技工贸”路线被“贸工技”路线淘汰的案例。
而现在“幸存者偏差”理论告诉我们，决定哪部分冰山露出来，哪部分冰山沉下去的筛选条件，或者说按图索骥的限制条件本身就有可能有偏差，放到历史长河里也可能就缺乏道义的进步性或者程序的公正性，这也就是我们现在已经比较熟悉的一个词---逆淘汰。
这样举国就熟知了一个以新观察、深思考来指导决策与实践的逻辑工具。
我还想说的是，“幸存者偏差”理论提醒我们重视非幸存者的来龙去脉，也就是海平面下的冰山与幸存者、海平面上的冰山的差异，敢于直面矛盾是在对立中的统一，而不仅仅是和谐统一的求同思维----也就是说海平面上下的冰山，其因果与表里都是可以转化的。
我们决不能忽视王小波所言的“沉默的大多数”的力量，也就是说，今日沉静沉没的冰山很可能已经孕育着火山喷涌的活力。
所以，当我们昂首走向科技立国的新征途时候，不要只盯着那些上市公司、行业巨子，须知世界科技新产品新科技80%以上是在中小公司手里，我国也不例外；所以我们要走到基层、一线、海平面下去探索这部分巨大的冰山，也可能是未来的火山熔岩，而如今烈火烹油、鲜花著锦的活火山，如果不能适应历史长河尺度上的规律，失掉其进步性，也有可能沉没为一潭死水。 
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政治经济史告诉我们，对于世间万物，喷薄而起，磅礴而落的预见能力、创新能力和主动权、制高点应掌握在中央集权与基层管理、第一手第一线调查研究严丝合缝的扁平化管理与信息反馈体系中，而不要让决策固化于某种思维理论、思维定式中，要善于运用思维工具箱里的一百零八种武器、十八般武艺。

永远记得我们的国歌歌词，时时刻刻想着“中华民族到了最危急的时刻”。
既然楼主以《新治安策》为题，就以贾谊的《治安策》名句结尾：
火未及燃，因谓之安，方今之势，何以异此！
--有人抱着火种放在堆积的木柴之下，自己睡在木柴上，火没燃烧起来的时候，他便认为这是安宁的地方。
立经陈纪，轻重同得，后可以为万世法程，至明也。
--创设准则，标立纪纲，使大小事物各得其所，这是最明智的办法。
屠牛坦一朝解十二牛，而芒刃不顿者，所排击剥割，皆众理解也。至于髋髀之所，
非斤则斧。
夫仁义恩厚，人主之芒刃也；权势法制，人主之斤斧也。
---屠牛坦一早晨宰割了十二头牛，而屠刀的锋刃并不变钝，这是因为他所刮剔割剥的，都是顺着肉的肌理下刀。等碰到胯骨、大腿骨的地方，那就不是用砍刀就是用斧头去砍了。仁义恩厚好比是国家的刀刃，权势、法制好比是国家的砍刀、斧头。
失今不治，必为锢疾，后虽有扁鹊，不能为已。
---丧失了今天的机会而不医治，一定要成为难治的顽症。以后即使有扁鹊那样神医，也都无能为力。
全国卷II (材料作文)：弹痕分布与科学；
材料如下：
著名数学家亚伯拉罕·瓦尔德二战时一直在美军统计部门工作，有一次军方来找他，要求他看看飞机上的弹孔统计数据，在飞机的哪个部位加装装甲比较合适。
原来军方派出去的作战飞机，返航的时候往往都会带着不少弹孔回来。为了避免飞机被击落，就需要在飞机上加装装甲，但装甲安装多了，又会降低飞机的机动性，消耗更多的燃料。装多装少都不行，军方希望把装甲安装在飞机最容易受到攻击、最需要防护的地方，这样就可减少装甲的安装量，而不会降低防护效率。他们希望瓦尔德能算出这些部位究竟需要安装多少装甲。
瓦尔德拿到数据一看，引擎上平均每平方英尺有1.1个弹孔，机身1.73个，油料系统1.55个，其它部位1.8个。看起来机身和其它部位最容易受到攻击，应该加装装甲才行。瓦尔德的回答却让军方大吃一惊，飞机上最应该加装装甲的地方不是弹孔多的地方，而是弹孔少甚至没有弹孔的引擎。为什么会这样呢？瓦尔德的逻辑非常简单：飞机各部位中弹的概率应该是一样的，为什么引擎上会很少？引擎上的弹孔到哪儿去了？原来这些弹孔已经随着坠毁的飞机落到地球上去了！军方统计的只是返航的飞机，那些遭遇不幸的飞机被忽视掉了。
这就是著名的幸存者偏差，人们往往因为过分关注目前的人或物以及幸存的经历，而忽略了不在视界之内或者无法幸存的人或物，容易在不知不觉中犯下错误。美军迅速将瓦尔德的建议付诸实施，瓦尔德睿智的建议挽救了多少飞机，在多大程度上左右了战争的进程我们无从知道，但美国国防部一直有一个认识，如果被击落的飞机比对方少5% ，消耗的油料低5% ，步兵的给养多5% ，而所付出的成本仅为对方的95% ，往往就会成为胜利的一方。从某种意义上说，数学家瓦尔德的建议让美军赢得了第二次世界大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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