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春天，前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的去世引发了全国范围的悼念活动。这些悼念活动很快演变成了学生抗议运动，学生们聚集在天安门广场，提出了反腐败、言论自由和政治改革等诉求。随着抗议活动的升级，政府与学生之间的对立日益加剧，六四天安门事件由此爆发。
胡耀邦是中国政改派里一位匆匆的过客。然而他的死对民运们来说才是最有价值的东西。这些人其实压根就不会去管胡耀邦的政治理念，他们只想利用他的死来唤醒人们对六四天安门的记忆，然后让六四的价值一直存在下去。因为这既是它们的人生价值所在，也是他们的财源。可以说，如果你把六四动乱看成是一场颜色革命，那么胡耀邦的死便是那朵艳丽的玫瑰花或者那一把把黑压压的雨伞。
事实上，胡耀邦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中国共产党员，一位杰出的革命家，一个坚定的共产主义信仰者。他爱党，爱人民，爱中国。如果他在天有灵，看到广场上的一切，肯定会把那帮打砸抢烧的暴徒们一股脑带过去训话，以澄清误会。毕竟，他生前作为国家领导人，其执政的初衷始终是推动改革开放，而不是制造动乱，更不是鼓动暴力革命。
这场动乱的参与者我认为有三种人，一种是野心家，一种是嗜血的暴徒，还有一种就是不明真相的群众。野心家呼吁群众节食抗议，自己却拿着捐款胡吃海喝；嗜血的暴徒幻想在暴力革命中靠浑水摸鱼、投机倒把混个一官半职；而不明真相的群众却被这群野心家当成了实现其政治抱负的炮灰。
邓小平在接见首都戒严部队军以上干部时曾指出：“这场风波迟早要来。这是国际的大气候和中国自己的小气候所决定了的，是一定要来的，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只不过是迟早的问题，大小的问题……”。这番话不仅交代了此次事件的背景和成因，也对这次事件做了准确定位——动乱。邓小平所说的“大气候”指的是东欧剧变，世界各国的共产党政权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危机，直接导致了苏联的瓦解。当时的中国，改革开放刚刚起步，各行各业刚有些起色。如果中国遭遇如东欧各国那般的剧变，那么十年的改革开放成果将毁于一旦。事实也证明，资本主义的转型并未让东欧各国走上发达国家的道路，反而因愚蠢的自废武功而失去了苏联时期的工业优势。乌克兰的去工业化也是当前俄乌冲突战事吃紧的原因之一。
中国无论何时都需要改革和开放，但绝不能激进。如果步子迈得太大，脱离了中国的实际国情，很容易前功尽弃。当时的意识形态斗争极其激烈，资本主义阵营对社会主义中国的发展虎视眈眈，他们迫切地希望中国能像苏联一样解体。这样一来，社会主义阵营将彻底瓦解，地球上唯一能够与美国霸权体系抗衡的潜在对手将不复存在。为了达到这个目的，美国与中国建交后，便开始了全面渗透中国的进程。
1975年，由时任美国国务卿亨利·基辛格主导制定的《国家安全研究备忘录第200号》报告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该报告建议美国领导层“影响国家领袖”，并利用大众传媒和其他教育和鼓励项目，以“增进世界范围内的与人口有关的努力”。中国“一胎化”强制生育政策的正式施行与这个报告的制定的时间点，以及中美建交的关键人物与该报告的主导者异常巧合。这很难不让人怀疑中国领导人当年是否被基辛格等人战略欺骗。当下中国的人口压力，以及计划生育遗留下来的庞大而冗余的计生委，正是这场持续数十年的强制生育政策的后遗症。
类似的渗透在六四动乱中也可见一斑。根据中共《关于制止动乱和平息反革命暴乱的情况报告》里的描述，自1988年9月赵紫阳会见了一位美国极端自由派经济学家后，西方阵营的媒体便开始了高调的“倒邓保赵”宣传。而赵紫阳本人对这种氛围也是纵容的，他对学运的态度自始至终也都是暧昧不清的，他的这种态度既给学运演变成动乱起到了一定的推波助澜的作用，也给那些试图平息动乱的学生干部以及国家工作人员的工作造成了不少的混乱。他当时的表态数次与中央相矛盾，这不禁让人怀疑他是否也是野心家中的一员。或者说，他才是这场风波中最大的潜在受益者？亦或者说，他心底里其实藏着趁势收割“革命”果实的图谋？之后他被中共软禁是否因此而起，也就不得而知了。
在这场风波中推波助澜、让最初一场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悼念活动一步步地发展成为动乱的关键势力，就是我前面提到的“嗜血的暴徒”。这些人多半由社会闲散人士组成，也有部分大学生参与。他们的打砸抢烧才是中共出动军队清场的直接动因。据《纽约时报》对曾经参加天安门清场的老兵陈光的访谈显示，解放军当时用于清场的武器是偷偷放在数辆公交车上被运进去的。其中一辆公交车被学生发现，押运那个车子的战士也因此被吊死在了那辆车上了，武器也全部被抢走了。
学生和群众手里有了武器后，整个动乱进入了高潮。据《纽约时报》的报道，解放军曾试图夺回枪械，但因学生和群众的阻拦未能成功。从此，天安门广场及周边时不时传出枪声，居民们风声鹤唳，谣言四起。这些谣言多源于附近群众对枪声的臆测。事实上，根据《人民日报》当时对民运领袖和红十字会工作人员等人的采访，以及一些海外媒体对当时军人的回忆，枪声的来源并不难厘清。
综合内外媒体的报道，我认为枪声的来源大致可以分为四类：第一类，是解放军清场时为吓退广场据守人士而朝天开的枪；第二类，是解放军为驱赶广场静坐人士时发射催泪弹的枪声；第三类，是解放军瞄准广场上的高音喇叭进行的点射；第四类，是解放军与抢枪持枪暴徒的枪战。
根据以上枪声的来源，可以初步了解动乱中的人员伤亡情况。第一类到第三类枪声一般不会造成人员伤亡，即使有也是因失误造成的。而第四类枪声才是导致直接伤亡的主要原因。《人民日报》1989年9月19日第5版的《和平撤离，无人死亡——6月4日天安门广场清场当事人访谈录》对此做了印证。以下是访谈录的节选：
响应政府号召、同意和平撤离的侯德健、周舵等人说：对历史负责，军队没有在广场打死人。
侯德健说：“我也没有看到坦克或装甲车轧向人群。我见到有三四辆坦克停在广场外边。但是，我听到打枪，我也亲眼看到打枪。那是在同学已经开始撤离的时候。大概有十几个全副武装的军人冲过来，枪是对着纪念碑角上‘高自联’的高音喇叭打的。在这之前，我还看到在长安街上，由西向东有枪弹划过的光线，但是很高。我也看到朝广场西南角施放的催泪弹，不是很多。部队让我们撤离的时候好像也有放枪的声音，我看到的几个都是朝天放的。”
高新说：“在学生撤离时，我没有看到军人向人群开枪。如果对人群开枪，我觉得首先受伤死亡的应该是我，因我走在队伍最后面。在清场中没有一个人死亡，这是可以肯定的。不管‘高自联’的头头在外面怎么‘宣传’说广场死了几千人、上万人，像肖斌在电视上面讲的，绝对是造谣。从一个人的人格出发，我可以说我讲的都是事实，没有夸大。”
刘晓波说：“我没有看见部队朝群众开枪，他们开枪都是朝天打或是打广播喇叭。我也没有看见死亡一个人，更没有看见天安门广场血流成河。”
北医第一医院副院长王海燕教授说：我们一路上没见到打死的或轧死的人。我们刚走到历史博物馆南面的第一个胡同口，就听到路边小黄楼上向下开枪的声音，保护我们的解放军靠着墙和树架起枪向上还击。我们正在射程以内，我命令大家全体蹲下，原地向后转，又回到了历史博物馆西侧。在枪声停了以后，我们这批最后撤出广场的非军人，就从广场东南角坦克让出的通路最后离开了广场。
从以上内容可以推断出，清场时的天安门广场上并没有死人，这是中共与被誉为“天安门广场四君子”之间的共识。当然，有人可能会质疑，这些人只是说自己没看见，并不代表解放军没有在他们视线范围外杀人。从逻辑上，这种说法似乎有道理，但正如高新所述，在学生撤离时，他走在队伍的最后面，如果解放军真的朝人群开枪，他肯定第一个遭殃。而且，广场没有遮蔽，视野开阔，解放军在如此多的被采访对象视野之外偷偷杀人的概率极低。
既然清场时广场上没有死人是中共与民运领袖的共识，那么非清场时以及清场时广场之外的伤亡情况又如何呢？对此我们可以参考中共发表的《关于制止动乱和平息反革命暴乱的情况报告》。报告中写道：“戒严部队战士、武警战士、公安干警负伤6000多人，死亡数十人。”，而有关非军人的伤亡情况，报告描述道：“最终为了平息反革命暴乱，避免造成更大的损失，戒严部队在伤亡严重、忍无可忍、让无可让而又很难前进的情况下，经过一再警告，迫不得已奉命对空鸣枪开道，进行反击，击毙了一些肆虐的暴徒。由于围观的人很多，有的被车撞、人挤，有的被流弹误伤，有的被持枪歹徒击伤击毙。据现在掌握的情况，暴乱中有3000多名非军人受伤，200余人死亡，包括36名大学生。这当中，有罪有应得的暴徒，有被误伤的群众，还有正在现场执行任务的医护人员、联防人员和维护秩序工作队员等。”
综上所述，在中共的认知当中，虽然，广场清场过程中没有直接的人员死亡，但广场外以及清场前的武装冲突导致了多方的严重伤亡。在解放军与暴徒的对抗中，解放军击毙了一些肆虐的暴徒，部分群众因为混乱被误伤，也有一部分被歹徒击伤击毙。这里很多人可能会问，这只是中共的一面之词，民运方面主张的死亡人数是怎样的呢？
事实上，民运方面对六四天安门事件中的死亡人数从来没有提供过具体数字，他们的学生领袖喜欢夸大其词并煽动情绪。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柴玲和吾尔开希。柴玲曾录制了一盒长达35分钟的录音带，两天后传至香港，并在无线电视播出。她在录音中提到：“他们（指广场上的学生）太疲劳了，还在帐篷里酣睡的时候坦克已经把他们辗成了肉饼。有人说同学死了两百多，也有人讲整个广场已经死了四千多。”显然，柴玲对广场上的实际情况并不知情，她所说的死亡人数完全是道听途说，这也是她煽情言辞的动机所在。她的指控要么是煽动仇恨，要么是毫无根据的谣言。
吾尔开希也曾在公开场合声称六四清场时，天安门广场血流成河。然而，周舵和高新在《人民日报》的访谈中揭露，天安门广场清场时，吾尔开希根本不在现场。刘晓波也指出，吾尔开希因为心肌炎发作，被抬出了广场接受治疗。很明显，吾尔开希在撒谎，他根本没有资格谈论清场问题。
尽管这些学生领袖对清场时的死伤情况夸大其词，但我们也可以从另一个角度了解真相。民运人士自六四动乱后，一直在大陆收集资料，他们历经艰辛最终也就凑出来了16位所谓“民主英灵”的家属，其中有些连照片都无法提供。这个数字接近中共报告中提到的36位死亡大学生。但中共报告明确指出，被解放军击毙的都是暴徒。那么这些所谓的“英灵”是什么成分，应该是不言而喻的。这一点也可以从海外民运领袖们对待这些所谓英灵的态度看出端倪。
民运人士虽然称所谓的牺牲者为“英灵”，但他们对待这些英灵的遗属却极其冷漠。好不容易把遗属们聚集起来，却吝啬地连个像样的会场都不安排，只是随便挂块白布，写几个潦草的大字，找间破旧的屋子拍张照就打发了。
这可是六四天安门民主革命的“英烈”啊！中共当年对那些牺牲的革命人士可比对自己的先人还要尊重。王丹从台湾拿到过数十万美元的赞助，他拿出过多少钱来抚恤这些“英灵”的遗属呢？很多海外民运人士纷纷表示没见过他拿出来过一分钱。柴玲在所谓的中共屠杀清场后毫发无损地去了美国，读名校，做老板，过上了锦衣玉食的生活，她是否还记得这些所谓的“英灵”？她当年哭哭啼啼期待学生流血，自己却安然无恙地去了美国，她真的配被称作领袖吗？领袖会这样对待革命“烈士”吗？
或许，这些所谓的学生领袖从头到尾都清楚地知道，他们找到的这些所谓的革命“英烈”只不过是一些彻头彻尾的暴徒，他们根本不愿意花钱在这些暴徒的家属身上。找间破屋子，寥寥草草地写几个字，拍张照才是他们维持影响力，持续获得物质和精神支持的最经济的方式。毕竟，有了这张照片，他们就有了“告慰英灵”的证据，可以继续用来获取支持。
绝大多数海外民运人士早已忘记了他们最初在中国实现民主的初衷。如今，他们的许多叙事开始为美日等国的利益服务。他们赞扬美国对中国的无节操全方位打压，对菲律宾蚕食中国岛礁助纣为虐，甚至谴责中国以大欺小。他们还为日本右翼歪曲二战历史背书，甚至为其洗白。其丑恶的谄媚嘴脸令人叹为观止。
这些民运人士现在的奋斗目标早已与中国的民主无关，而是与他们自己的切身利益紧密相连。谁肯给他们支持，他们就替谁说话，完全将中国的国家利益抛诸脑后。在他们眼中，“中国”的概念已经变得相当模糊。他们口口声声说反共不反华，但实际上所做的一切却都在损害中国人民的利益。
这些所谓的领袖们早已背离了初衷，变成了只为自己谋取利益的政客。他们的言行不仅没有推动中国的民主进程，反而在国际上制造了更多的误解和敌意，阻碍了中国的发展与进步。因为他们的妄自菲薄和自我否定，导致外国人对中国人的成见和刻板印象越来越严重，使得海外华人的处境也越来越尴尬。对于这样的一群人，我们必须保持清醒的认识，不要被他们的言辞所迷惑。
逝者如斯夫！六四事件的复杂背景和内外因素展示了深刻的政治和社会矛盾。然而，政治斗争向来以成败论英雄，即使当年的民主革命成功，谁也无法保证中国的命运不会像苏联那样四分五裂，中华文明最终淡出历史舞台。然而，时势造英雄，中国的少数决策者总能在历史的关键节点力挽狂澜，使中华文明得以完整延续。今天的中国已是世界瞩目的超级大国，江山代有人才出，吾辈当自强。我们应珍惜当前的繁荣，铭记历史教训，将国家建设推向新的高度。这段历史提醒我们，唯有团结一心，坚定信念，才能在复杂的国际环境中立于不败之地。让我们共同努力，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奋斗，不辜负先辈们的期望，不辜负这个时代赋予我们的神圣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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