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器是现成的，从那个被他杀死的连长身上拿到的那支英国亚当斯手枪虽然是一战时期的老货，但在做过陈炯明卫士的李力靖手里，足可发挥寻常军人难以达到的杀伤力。不过，李力靖不想用枪作案，响动太大，不易脱身。所以，他就决定用刀。考虑到作案后警方的侦查触角必定会延伸到凶器上，他特地以外出采药为名渡海去了广东，再辗转到了广西北海，找了一家铁匠铺，让铁匠师傅按照自己设计的图样用精钢打造了一把可以折叠便于携带的单刀。前面说过，李力靖于单刀上曾下过一番苦功，对他来说，单刀不仅是一件拿在手里的武器，而是自己手臂的天然延伸，刀就是手臂的一部分，出刀时的角度力度可以随心所欲、精准控制。有了这种技能，要想杀死一个作案目标（通常都是不会武术没有反抗能力的），那简直比拍死一只苍蝇还容易。但杀人不是目的，不是迫不得已，李力靖也不打算下这样的狠手，以免警方觉得下不来台，盯住自己不放。只要对方不反抗，没必要让人家折骨断肢，见血就行。之所以一定要见血，是为了在江湖上产生影响，以便最后达到“不战而成”的目的——只要亮出单刀、报出名号，就能让对方乖乖交出钱财。为此，李力靖还给自己起了一个比较有特色的匪号，曰“一刀两响”——一刀就是在对方身上砍一刀；两响呢，其中一响是动刀前报出自己的匪号，第二响则是要显出李氏刀法的特点，出刀时带着风声。根据之前制定的原则，这一刀既不能让对方致死致残，还要产生巨大的震慑力，因而难度是非常大的，下手要重，速度要快，落点着力更要控制到位。
多年来，李力靖一直以“一刀两响”王惊道的匪号单独作案，其足迹遍及海南岛。此外，他还每年一至两次出岛前往广东广西两省的城市去作案，路数、手法跟在海南岛相同，也是公然报出自己的匪号。抗战全面爆发那年暮春，广东省警察厅组建以省会警察局刑警为主的九人专案侦查组开赴海口，会同广东省第九行政督察公署警察处（主管海南全岛治安的警务机构）对“一刀两响惯匪系列抢劫伤害案”进行专项侦查，海南保安团也派出一支便衣分队予以协助。五六十人折腾了整整三个月，除了根据“一刀两响”的特殊作案痕迹（即刀伤痊愈后留下的无法消除的疤痕）查明共有62名受害人外，再无其他进展。而这段时间， “一刀两响”没再露面作案。专案组据此分析，“一刀两响”王惊道应系常年定居于海南岛的一个有合法身份为掩护的角色。还准备继续往下调查时，全面抗战爆发，省城需要警力维持治安秩序及防范日本间谍，专案组不得不返回广州。省城刑警一离开，海南这边的刑警、保安团便衣也就歇菜了。
李力靖对专案组的来去信息了如指掌，因为他跟保安团、警察局都有关系，早在省里通知海南行署（即上述的广东省第九行政督察公署）即将展开对“一刀两响”王惊道的专项侦查时，他就已经知晓消息。于是停止作案，也停止了吃喝嫖赌，貌似老实地待在自己的诊所做他的伤科邮中。其间，省城刑警中有人扭伤了腿，还慕名来诊所请其治疗。不管省城还是海南本地的刑警，谁也没有把“一刀两响”王惊道跟眼前这个伤科郎中联系起来。
往下何去何从？李力靖考虑了一个月，还没想出答案，情况发生了变化。一天夜间，他从邻居家下完棋回来，却发现家里来了不速之客。
他的诊所是前所后宅格局，当初保安团黄团总要求海口警局给李郎中找处空闲房屋作为诊所，警察局很卖力，不但给李力靖无偿提供了这处小宅院，还从看守所开出几个会干泥工木匠活儿的人犯进行了一番装修，大门装上了当时在海口坊间比较少见的德国赛犬牌司必灵锁。这款德国货质量上乘，李力靖多年使用下来，仍和新锁一样活络滑畅。此刻，他用钥匙开门入内，穿过天井，走进诊室，打开电灯后却是一个愣怔：那张白天他端坐于上给伤者搭脉医治的椅子上，坐着一个中年男子，穿褐色香云纱短袖衬衫，国字脸上架着副眼镜，镜片后一双明亮的小眼睛微微透着笑意。他面前的桌上，放着一顶白色巴拿马草帽——给粤军陈大帅当过卫士、接受过正规警卫训练、又在江湖血雨腥风中浸淫多年的李力靖马上断定，帽子下面搁着一把已经上膛的手枪！
李力靖一时不敢轻举妄动、脑子里闪现一个念头：来人不凡！但不会是警方侦探，若是警方要抓捕他，在门外就可以下手了。
这时，背后传来轻微的响动，李力靖侧目一瞥旁边墙上的镜子，发现诊室门口已经站了两个便衣，灰布短褂，腰间鼓鼓囊囊，料想揣着家伙。
正中坐着的那个中年男子开腔了，说一口流利的粤语，但李力靖听得出他并非广东人，不过，外埠人能够把粤语说到这个程度已经很不容易了。对方自我介绍姓凌，在“军统局”戴老板手下当差，慕名前来拜访。因为从事机密工作，只好把时间选择在夜间，而且事先没有预约，请李郎中见谅。至于夜访李力靖的目的，很简单，就是想请李先生为“军统”工作。什么工作呢？发挥李先生“一刀两响”的特长，为国家剪诛敌人——不是上阵杀敌，而是从事秘密锄奸行动。
李力靖暗忖，“军统”果然厉害，省会来的刑警查不明白的案情，没听见他们调查，竟然就已知晓了。那么，是否接受“军统”的加盟邀请呢？李力靖寻思，对方既然摸清了他的底细，那这番话其实也是警告。如果他不答应，绝对不会有好果子吃。答应吧？他在陈大帅身边待过一段时间，知道官场特别是军界的规矩，受约束太多，纪律甚严，况且待遇不咋样。尽管加入“军统”后估摸着可以找机会捞钱，但哪有他以“一刀两响”的身份从事第二职业来钱快？一时间，李力靖的脑子里似是有架正被狂风吹着的风车，滴溜溜地急速打转。好在他脑子还算好使，片刻就想出了一个折中的主意：可以为“军统”效力，但不算正式加入组织。
李力靖知道，跟“军统”打交道必须“江湖”，所以主动提出：大敌当前，国难临头，力挽危难，匹夫有责！兄弟愿为“军统”效命， 但不会接受国家的报酬，凡有差遣，领取旅费盘缠即可，外出食宿交际打点等一应费用概由兄弟自负。不过不好意思，兄弟有一个条件，既然先生刚才已经挑明“一刀两响”之秘，那就打开天窗说亮话了，关于兄弟行走江湖之事，希望政府能够前事不究后况不问。
李力靖的意思就是，他可以为“军统”无偿效力，但“军统”必须对他罩护周全，以前的案子不能追究，之后他继续作案也不要过问。那位凌先生几乎是不假思索，立刻点头：“没向题！阁下在江湖上行走之事，‘军统’绝对不会过问。不但不过问，阁下如若有事，‘军统’还会给予照应。我给你一个广州的联络地址，以后遇到危难之事，可与其联系。”
这场相互利用的交易就这样达成了。
从1938年开始一直到1945年，李力靖以“军统华南特别行动队”成员的名义，参与过十三次行动，成功九次，失利四次，秘密诛杀了十一名凌先生交办的工作目标。死者的身份，有的他知道，有的不清楚。失利的四次，倒也并非他学艺不精，而是因为他在执行使命时掺了私货，利用“军统”提供的便利趁机作案，还倒卖枪支弹药，致使行踪被日伪特工察知，被追撤离，好歹没让人家设下圆套给抓住，这已经算是上上大吉了。
与此同时，李力靖还是择机干自己的“第二职业”。不过，打自海南岛沦陷后，作案环境发生变化，他慑于形势，被迫减少了作案次数，在嫖赌方面也收敛了一些。这倒不是因为手头紧，纯是出于安全方面的考虑，他听说海口伪警局的日本顾问（其实是行使局长权力的日本特务）是东京警视厅刑警出身，破案方面很有章法，所以不敢冒险。
抗战胜利后，凌先生不再跟李力靖联系。李力靖知道规矩，也不去打听人家的下落，一直保持低调。低调到什么程度呢？他曾治好了一位美国海军军官的内伤，人家为表感谢，让士兵从军舰上运来一吉普车军毯、军服、罐头、西药等物资。没几天军舰驶离海口，即有“军统”派赴海南的接收人员前来查抄。李力靖也不作任何解释，也没亮自己的“前辈”身份，听之任之。
九、一枚棋子
从抗战胜利到1950年1月中旬，李力靖没有再作过刑案。对于他来说， “一刀两响”王惊道已经成为历史，他不想再去回忆，也没有留恋。他曾听汽车老司机说起过，驾龄越长，对开车就越产生一种说不清的潜在恐惧感。他认为自已可能也是这样。不仅仅是对作案如此，对于以往乐此不疲的嫖赌两门的兴趣也越来越淡，甚至觉得整个人生也没有多大意义了。用如今流行的说法，他是患了抑郁症。
日子就这样一天天过着。1949年10月1日，北京举行开国大典，宣告新中国成立。他想到自己的刑事、政治双重罪恶历史，愈发感到恐惧，夜晚噩梦不断，白天给人治伤也时不时出现心不在焉的状态，于是决定休息一段时间，在诊所门口贴出了“研制新药，暂停献诊”的告示。
告示刚贴出，邮差就来了，送来了一封平信，里面有一张便条：久未联系，近好？恭请今晚七时“味珍斋”二楼包间相聚。落款是“知名不具”。李力靖一看那笔迹，竟是当年凌先生跟他联系时看惯了的那手行草，禁不住心头一凛。
当晚前往饭馆，果然是凌先生。两人久别重逢，自有一番感慨。凌先生说他是路过海口，顺便跟李力靖见个面，然后就问起了这几年的情况。李力靖也不隐瞒，把自己的不良状况向对方和盘托出。凌先生说这是心理因素，主要是环境发生了变化，情绪产生了垃圾，你自己没有意识到，也就无法消除这种垃圾， 日积月累，越积越多，最终发展到现在这种状况。如果不予主动干涉，以后将会越来越严重，直至严重失眠，甚至有可能轻生。
李力靖听着，觉得对方言之有理。那该怎么办呢？凌先生告诉他，你其实是在担心以前所做的那些事情会受到共产党的清算，这完全有可能。当年我奉上峰之命策划组建“军统华南特别行动队”时，一共有“军统”的五名资深同志，其中有两人最近已经被共产党逮捕，很难保证他们会守口如瓶。这五个人都知道你的情况，其中一位曾奉命赴海口专门对你秘密调查过两个多月，对你的情况可能比你自己都了解——有些你自己早就忘记了的事情人家都清清楚楚。如今，“军统”已经改组为“国防部保密局”了，由毛以炎（毛人凤字以炎）先生执掌全权。一个月前，我奉命密赴广西公干，临行前以炎先生找我谈话，言及当年“华南特别行动队”时，对你这个主动提出“义务报效党国”的郎中先生印象犹深，问起你的下落。得知你还在海口，又想起当年听戴先生说起过，你的父母弟妹均在夏威夷，就让人去打听一下你家人的情况。上周，我从广西到羊城，接到局本部电函，里面说已经查到令粤令堂的下落，令弟令妹也都已成家，分别从事工程师、西医工作，也都有了子女。
说着，凌先生取出一张李力靖父母及弟妹的合影，上有拍摄日期和地点： 1949年10月于夏威夷“念祖照相馆”。李力靖见之，禁不住泪流满面。
待李力靖情绪平静后，凌先生说，照你目前这状况看来，要想摆脱这种心理因素，只有换个环境，离开内地，去海外吧。这事我来安排，先去台北，然后去美国探亲。到了夏威夷见了双亲，对今后的去向，可以先听听父母弟妹的意见再作决定。如果要留在美国，应该没有问题，美国政府对脱离中共统治的华人持欢迎态度；想定居台湾也方便，“保密局”会给你把手续办妥。
当下，李力靖按捺不住激动，纳头便拜。凌先生扶起，让特务助手满上两杯酒，说这事就这样定了，咱们干杯！
临末分手时，凌先生对李力靖说，我下半夜就要离开这里了。你的事，我托给好友老金办。他跟台湾之间有联系，不会误事的。当然，眼下海南已是中共执掌，我等这班角色都须小心谨慎，否则必有牢狱之厄血光之灾。老金跟你联系时可能会采取非常方式，你不要见怪。李力靖表示理解，诺诺连声。
李力靖当时还不知道，他其实已经掉进了“保密局”精心设置的圈套。
广州解放后，台湾当局即制订了空袭破坏计划，蒋介石批示“做好准备，视情执行”。以当时的科技水平，精准空袭需要地面特务的信号配合。这活儿就下达给毛人凤那摊儿去做了。“保密局”的专家组反复研究下来，认为地面配合的任务可以下达给在广州的潜伏特务组织。但是这种大规模的空袭会对很大一片区域造成巨大破坏，伤亡更是在所难免，所以，选择地面配合特务时必须注意一个问题：空袭范围内不应有刺探空袭目标情报或在空袭时负责发信号的特务的家眷以及亲朋好友。否则，这些特务中只要有人思想出现问题，来一个反水，那这活儿就成为夹生饭了。
这是一个以前从未遇到过的新问题，一干专家都认为要慎重对待，专家组的美国顾问更是觉得“非常严重”，必须解决。如何解决呢？从理论上来说，可以对被选深执行地面配合任务的特务的相关情况进行调查，搞一次类似“政审”那样的严格甄别，然后确定一个成员中没有相关社会关系、可以毫无牵挂执行命令的潜伏小组。但是，在实际操作上，这事却很难行得通，审查档案的工作量太大，一旦延缓，那就会影响空袭计划的实施。对广州的空袭，其主要目的是破坏中共武装解放海南岛的军火供应、后勤保障，延缓或阻挠“海南沦陷”、老蒋主张的“视情执行"，从时间上来说，当然是准备得越早越好。因此，这个理论上说得通的方案现实中行不通，只有另做打算。
专家组又考虑过其他几个方案，都废弃了。最后，就想到了一个其实并不复杂只是之前无人想到的方案，那就是从已经撤到台湾的“保密局”特务中挑选数名在广州并无家眷亲戚的粤籍特务，作为潜伏力量密赴广州，化整为零，分散活动。
“保密局”给此次行动起的代号比较低调，曰“无名行动”。但毛人凤对主持该行动人选的考虑却非常慎重，他向有关专家征求意见，最后列出了五个在“军统”历史上都很有名的大特务作为候选人，但都被他否定了。
毛人凤的观点是：该行动非同小可，不仅仅具有军事方面的重要意义，更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所谓“政治意义”，其实就是美国朝野对正处于风雨歌摇中的“中华民国”的看法，这将关系到美国下一步对华政策的走向。因此，毛人凤认为，“无名行动”只能成功，不可失败，这当然跟行动主持人有着无法分割的关系。毛人凤排斥有名的大特务作为主持者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考虑到这些人选尽管经验丰富、手段老到，但他们早已名声在外，料想已经被潜伏台湾的“共谍”暗中盯上了，如果让他们之中的某人主持“无名行动”，说不定这人前脚刚离开台湾，“共谍”后脚就把情报传递大陆了。
那该怎么办呢？毛人凤反复考虑下来，最后决定启用“野牛”。
“野牛”是一个特务的代号，关于此人的一应情况，下文会有交代。“保密局”通过电台向“野牛”下达指令两天后，“野牛”致电台北提出需要给他临时配备一名助手。被“野牛”看中的这个助手，就是早在1938年就开始为“军统”义务效力但并非“军统”正式成员的“一刀两响"王惊道！
“保密局”对于“野牛”竟然知晓早就被“团体”列入“永久保密”名单的李力靖的真实身份感到吃惊，同时，毛人凤也有点儿得意，认为自己还是很有眼力的，选中的人竟然能通过其他渠道（后来知道是“野牛”自己分析出来的）发现这个“军统华南特别行动队”编外队员的秘密，可见“野牛”的特工专业素质不可小觑。
当初“军统”说动李力靖出山时的一应情况是被列入档案的，特工专家查阅后，认为要想再次动员这位伤科郎中为“党国”效力，办法当然是有的，但“解铃还须系铃人”，否则别说动员李力靖了，只怕连见面都不肯。于是，姜老板就被请出来了。

贴主:大秦帝国111于2024_07_04 2:54:25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