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案组五名侦查员中没有熟悉法医知识的，专案组长洪思愚就打电话请来了一名原在法捕房和国民党上海市警察局干过多年的留用老法医。

老法医的说法是，这种创伤辨识在法医学上称为“枪弹伤鉴定”，其种类有贯通枪弹伤、盲管枪弹伤、回旋枪弹伤、擦过枪弹伤和反跳枪弹伤；射击距离也有接射、近射、远射这三种区分；至于枪弹伤的性状，那就更有说头，本文就省略了。侦查员向老法医请教，听您老说下来，赵宝昊当时的自伤属于“近射”，形成的痕迹应该是比较明显的。老法医表示认可。那侦查员就不明白了，赵宝昊这一枪是怎么瞒过敌人的呢？

老法医提供了一种可能--第一个处理伤口的医务人员为他消除或者至少是掩饰了上述痕迹，把他身上所穿的衣服也销毁掉了，给他换上了入院患者必须要穿的医院病员服。老法医估计，捕房刑事部的刑技鉴识官和警备司令部的军官应该是询问过外科医生关于患者的伤口情况的，至于是否打听过其换下的衣服的下落，那就不能确定了。从调查常识来说，如果敌人问到衣服下落，那他们就已经对医生产生怀疑了。

根据法医的上述说法，侦查员发现了一个调查的新思路：找到当初为赵宝昊处置伤口的医生。

当年赵宝昊治疗枪伤的“广仁医院”，于1940年由美国圣公会主持，与公共租界内的“同仁医院”合并，更名“宏仁医院”（1957年又改为“上海胸科医院”）。该院的管理很到位，时隔多年，还完整地保留着建院以来的医疗档案，而且检索方便快捷。侦查员很快就查到了1930年5月18日由公共租界巡捕房送来的那位受枪伤的“无名氏”的医疗记录。病案显示，负责为赵宝昊处理枪伤及后续治疗的医生名叫方仲知。那么，这位方医生还在吗？院方接待人员告知，方仲知早已离开上海，据说是去了香港。至于具体是什么时候离开的，接待人员说不清楚，只有查人事档案了。

人事档案显示，方仲知是1930年6月18日以不辞而别的方式突然离开医院的。三天后，他从香港寄来一封挂号信，向医院提出辞职，但没有说明为何辞职。6月18日这个日期节点使侦查员顿时一个激灵：那不是赵宝昊牺牲的日子吗？怎么这么巧？这个巧合的背后究竟隐藏着什么秘密？

这份病案上还记录了手术间护士的姓名，一共三人，一个叫钟文雅，一个叫姜曾珠，还有一个叫司徒萱。一问，三人中姜曾珠、司徒萱还在该院，钟文雅则在大约十八年前离开医院，听说也去了香港，而且恰恰嫁给了已在香港一家英国人经营的医院担任外科主任的方仲知。

专案组长洪思愚马上意识到，这个方仲知身上有戏！不过，想要再查下去，似乎难度颇大，因为目标在香港，即使可以化装前往秘密进行调查，但如果确定方仲知涉案，把他弄回来可是个麻烦事。洪思愚遂把仍供职于该医院的姜曾珠、司徒萱两个老护士召来，由侦查员分别跟她们谈话，一是了解二十年前她们参与处置赵宝昊枪伤时的现场情况，二是打听方仲知和其妻钟文雅在上海的社会关系。

两个老护士回忆，那天赵宝昊被巡捕送到医院时，正是中午时分，先送急诊室，接诊医生见是枪伤且伤员失血较多，马上转外科手术处置。当时，姜曾珠、司徒萱两个年轻护士正在食堂午餐，接到紧急通知让速去手术室。两人赶到时，方医生已在钟文雅的协助下处理赵宝昊的伤口了。那两个押送伤员来医院的捕房华探未进手术间，那两人都是手指焦黄的老烟枪，此刻正倚在外面走廊窗口吞云吐雾，状甚悠闲。其时二十二岁的钟文雅比姜曾珠、司徒营大两岁，十六岁就已考人护校，十八岁毕业后正式上岗，工龄既比她们两个长，心灵手巧也不是后者可以比拟的。钟护士还有一个特点，手脚敏捷，无论干什么活儿都是又快又好。方医生有这么一位助手相帮，即使不召唤姜曾珠、司徒萱，也可以把这台手术对付下来。但租界工部局卫生处有规定，一个动手术的医生必须配三个以上护士，方医生也不能擅自违规。至于三名护士未曾配齐手术就已经开始，应是那两个华探的决定。她们两人到场后，不过相帮递递器械、消毒纱布、擦拭血渍的药棉之类，很快，司徒萱就被方医生打发去药房领取几样药品，等她返回手术室，创口处理已经结束。

那么，方医生为什么在手术一个月后突然赴香港呢？这个，姜曾珠、司徒萱都说不上来。她们只知道方医生原本就是广东人，听说是南洋华侨，在海外读的医科，曾在香港医院工作过，后来他的父母等家人都到上海来经商，他也就到沪上定居了。侦查员又问了钟文雅两年后去香港并嫁给方仲知之事，她们都说知道这事，钟离开上海后，她们三个还保持着联系，十八年来每年都有数次通信。钟和方医生结婚时，她们两人还合送过一份礼物。

她们还告诉侦查员，钟文雅是上海人，她和方医生都住在原法租界霞飞路，钟家以前她们去过，方医生家没去过，据说两家住得不远。

专案组根据上述情况基本认定，二十年前，方仲知在处置赵宝昊的枪伤时对法医所说的枪弹烧灼痕迹做了处理。按说这是为中共做了一件好事，可是，他为什么在赵宝昊牺牲当天不辞而别呢？这很容易使人产生一个推测，即方仲知将其为赵宝昊隐瞒枪伤的情况向第三方透露了，直接导致了赵宝昊的牺牲。他生怕因此而遭到某方的报复，获悉情况当天，立刻不顾一切逃离沪上避祸。方的这种透露，可能有几种不同的情形：一是直接向警备司令部报告（或者已被警备司令部怀疑，被捕后交代）；二是他向其他人透露后，其他人向警备司令部告密；还有一种情况，即他并未向任何人透露，却被其他人通过某种途径查知，向敌人告发。专案组要查明真实情况，那就必须和方仲知当面接触。至于如何跟远在海外的方仲知见面，那得制订周密方案。在制订方案前，须对方仲知在沪上的社会关系作一个调查。

次日，专案组侦查员前往霞飞路（抗战胜利后改为林森中路，解放后又改为淮海中路）淮中派出所，了解方仲知、钟文雅两家的情况。

方家确是南洋归侨，其已故父亲方伯康曾是沪上知名律师，其母尚在，已七十多岁，长期居住在尚贤坊宅第，两个儿子（方的两个弟弟）都是大学教师，皆已成家，儿孙三代同堂，没听说方家有什么人与政治或者刑事案件有关。至于方仲知本人，派出所就不清楚了，只听说方家大儿子在香港做医生，好像跟家人联系不多，只有在1943年其父病殁时奔丧回过一趟沪上。另一位钟小姐，家住复兴公园旁边的雁荡路，由于早年离沪赴港，派出所对其情况知道得更少。据说钟文雅赴港后从未回过上海，但跟父母兄姐始终保持着联系。

为防惊动调查对象，专案组当天没有去走访方、钟两家。他们要对情况作一个仔细分析，再制订稳妥方案，看怎样把方仲知夫妇“诱”回上海。

经过反复研究，专案组最后决定，以方仲知两个弟弟的名义，佯称老母病危向香港拍发加急电报。不过，要实施这样一个涉及海外当事人的方案，专案组是没有决定权的，该方案以书面形式上报“悬办”；“悬办”亦无拍板权，得向上海市公安局党委请示。这中间需要至少三天时间。不过，专案组没有利用这三天时间进行休整——该方案一旦获准实施，还得对如何保密、如何防止方仲知从香港来电向其弟或其家里其他人甚至亲戚朋友核实此信息真伪等进行周密考虑。

三天后的6月16日午前，“悬办”杨主任亲自电话通知洪思愚：批准执行该方案。

洪思愚心里一喜，哪知刚放下话筒，淮中派出所又打来电话报告了一个让专案组长简直高兴得跳脚的消息：方仲知、钟文雅夫妇由港来沪，此刻已在派出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