醒来已在医院，医生告诉她是急性阑尾炎发作，如果不是那个摩托车骑手送到医院，还支付了一应费用，阑尾可能会穿孔，那就有生命危险了。这个摩托车手，就是钱祖谊。

钱系广东阳江人，1927年春以北伐军上尉军官身份随军来沪，其时他已晋升少校，供职于警备司令部侦缉大队。邢氏父女对他自有一番酬谢。之后，老邢本着商人的习性，利用钱的关系做成了几笔生意，动了要把钱祖谊拴牢的念头，于是请人撮合，让他跟女儿邢美兰配了夫妻。

邢、钱成婚后，邢仍供职于电话公司。两人一起生活了两年多，到1930年5月钱祖谊出事时，据说邢美兰已经怀孕两个多月。据邻居回忆，邢美兰应该是在5月18日傍晚下班刚到家时获悉丈夫死亡的，稍后，邢家父母兄弟等都赶来了，为钱祖谊布置灵堂，但邢美兰却消失了。有人说她悲伤过度被送医院了，此语是否属实不清楚。不过，后来出殡时她在场。

之后，邢氏独自生活，怀的孩子不慎流产。又过了两年，邢家突然遭难。先是老邢生意不顺，跟一个英国商人合伙做五金生意时上当受骗，损失巨大，到处借债企图翻本。1935年春的一个下雨天，老邢去郊区黄渡镇谈生意，说好住一夜次日返回市区，可是，这一去竟然再也没有回来。两天后，其尸体在镇畔吴淞江的一条支流被发现，已经没有脑袋了。黄渡那一带民风强悍，吴淞江两岸不乏“忙时做工种田，闲时夜出为匪”的角色，这种案件最难侦破，老邢死也就白死了。老邢死后大约一年，邢美兰把华忻坊的房子卖掉，不知搬迁到哪里去了。

侦查员寻思，既然邢氏供职于电话公司，那就去该公司查一下。当时虽已解放，但美商上海电话公司仍是独立经营（该公司于1950年12月30日由上海市军管会接管）。美商上海电话公司的外籍主管出面接待侦查员，听洪思愚说了来意，稍一沉思，说我记得这位邢小姐，在太平洋战争爆发那个月的月末离开本公司了。说着，抄起电话命下属调出1941年的人事档案，果然，档案中有邢美兰亲笔所写的辞工报告，落款日期为1941年12月29日。侦查员提出查一下邢小姐的家庭住址，外籍主管耸耸肩表示爱莫能助。因为当初招工时并未要求应聘者提供自己的住宅地址，只要求留下联系方式。邢美兰所留的联系方式是为其担保的南市“祥盛电气器材进口公司”，担保人是公司老板秦大命。

侦查员随即去找“祥盛”秦老板，可是，原“祥盛”所在地已变成一家饭馆。向饭馆老板和一干邻里打听下来，得知“祥盛”早在抗战前两年就已关门打烊，秦老板去海外儿子那里养老了。那就只有另外设法寻访邢美兰的下落了。

6月6日，专案组侦查员再次前往华忻坊，挨家挨户走访居民和小贩等。折腾到中午，全部居民家家都跑到，弄堂口摆摊头以及穿街走巷的流动摊贩也都一一接触，谁都说不出邢美兰的娘家在哪里。

往下该怎么访查呢？侦查员宋有谷说，我估摸这么一条弄堂里，二十年前的老住户总有搬走的，是否可以设法找这些人打听打听？众人认为这个建议值得一试，再次扎进弄堂走访居民。还别说，这二十年里搬离该弄堂的住户还真不少，竟有十七家之多。立刻分头前往调查，终于有了收获：一个多年前搬迁到爱多亚路（解放后易名延安东路）的笃信天主教的程姓老太告诉侦查员，记得钱先生（指钱祖谊）还在的时候的一个星期日，她去董家渡教堂做礼拜，竟发现旁边那位小姐就是邢美兰！邢美兰平时一向对邻里冷若冰霜，但此刻在教堂，大家都是上帝的子民，她也就客气地跟程老太打招呼。此后，两人在路上遇见，总是要互相点头致意。稍后，邢小姐的丈夫横死，邻居对她不戴孝的行径议论纷纷，只有程老太为她辩解，告诉邻居邢小姐是天主教徒，教会里对这种情况并没有严格的规定。

程老太的这番陈述，使专案组弄清了两个问题，一是邢氏当时没戴孝的原因；二是邢是天主教徒，一度曾去董家渡教堂做礼拜。这就好了，去教堂调查，那里估计留有教徒的联系地址。

果然，董家渡教堂中有邢美兰的联系方式。这个女子已经改名“钟鸣琴”，居住于新成区江阴路，离开电话公司后，在教会小学当老师，至今单身。当晚，专案组传唤邢美兰，即如今的钟鸣琴。

在这之前，专案组已向管段派出所了解过该女的政治历史面目：属于一般群众，并未发现她在解放前参加过反动组织或者帮会。侦查员跟民警说起其亡夫系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少校军官之事，对方大吃一惊，说这个情况派出所没有掌握。不过她倒是并未违反政策，因为没有规定过寻常群众必须把已故配偶的政治身份向警方登记。

邢美兰跟侦查员见面时，显得很淡定。钱祖谊死亡距今已有二十年，而且她并不清楚钱当年在公共租界成都路主持的抓捕行动是何种性质，估计警备司令部那边也没人会向她透露。侦查员所问的第一个问题，当然是1930年5月19日她去“广仁医院”跟赵宝昊见面之事。

邢氏答称，赵宝昊是警备司令部直属侦缉分队队员，她丈夫则是警备司令部派往侦缉大队的督察官。她听钱祖谊说过，他的使命是监督、指导侦缉大队的一应业务，必要时可以直接调遣侦缉大队所有成员执行任务。钱在5月18日出事后，她当即前往租界警务处停尸房查看丈夫尸体，然后便去警备司令部要求对其夫之死给个说法，不料碰了壁。因此，她对丈夫的死因觉得蹊跷，转而想向执行使命的三人中唯一活着的赵宝昊打听——邢氏也认识赵宝昊，钱祖谊生前曾因家里水电维修之事请能工巧匠出身的赵宝昊帮忙，邢氏还下厨烧了几样菜肴招待。

租界巡捕房不允许邢氏去医院接触伤员，无奈之下，邢氏找了其所供职的电话公司的外籍高管求助，她知道该高管跟巡捕房关系不错，请他出面估计巡捕房会买面子。外籍高管听闻邢氏的遭遇，表示同情，答应帮忙，当场打了一个电话。邢氏就在旁边，听得很清楚，高管并未直接向巡捕房开口，而是托了杜月笙。杜月笙一口答应，让邢小姐19日上午去杜公馆取他写的条子。邢拿了杜签的条子再去巡捕房，果然通行无阻。

邢美兰和赵宝昊谈了些什么呢？她告诉侦查员，她向赵宝昊询问案件发生时的一应情况，却被赵宝昊拒绝。赵说按照规定，他只能向警备司令部军法处执行公务的军法官或者经授权的其他警备司令部人员透露相关情况，否则要受到处分的。邢氏当然不死心，反复求告，赵宝昊不为所动。没办法，她只好离开医院。

侦查员的第二个问题是：“你跟‘党调科’是否有关系？”

邢美兰交代，她的母亲徐氏是浙江财阀徐新六的族亲，其父老邢当初就是倚借徐新六的关系发迹的；她去电话公司当接线员也是通过徐的关系介绍的。因此，“党调科”成立伊始，徐新六的近亲本家、也是该科的实际主持人徐恩曾就请邢美兰全家在“王宝和”吃过饭。席间，徐恩曾说他手头有个项目需要帮手，想请小姐姐以后方便时给予协助（徐恩曾出生于1896年，比邢美兰大四岁，此处以“小姐姐”相称是表示客气）。当时，别说邢美兰了，就是其父老邢也以为徐恩曾的身份是机电工程师（徐恩曾早年毕业于上海南洋大学，后留学美国，回国后在上海当机电工程师），以为是机电业务上的事，自是表示可以帮忙。

没想到，大约过了两个月，徐恩曾指派一个汪姓男子持其亲笔便条前来跟邢美兰谈话。邢这才知道，原来徐恩曾已经改行做起了国民党的“秘密工作”，上次在“王宝和”饭局上提及的所谓项目合作，其实就是让她利用在电话公司当接线员的便利条件，对“党调科”提供的电话号码进行窃听并作记录。那年，邢美兰是个二十八岁的寡妇，从未涉及过政治，尽管徐恩曾开出的津贴费比较诱人，但她不敢贸然应允，就跟父母商量。父母也是到这时方才知晓徐恩曾已经改行，他们认为一个女人最好不要参与政治性活动，劝女儿拒绝。于是，邢美兰就回掉了那位汪先生。

侦查员的第三个问题是：“钱祖谊是否跟你说起过他平时的工作情况？1930年5月18日他率赵宝昊等人去公共租界，事先是否曾跟你提起过？”

邢美兰说她受父母的影响，不关心政治。而且在跟钱祖谊结婚前徐新六去她家（指娘家）表示祝贺时，曾关照过她结婚后不要过问钱的工作，钱干的是机密活儿，尽管是他的妻子、也是知道得越少越好。所以，邢美兰对丈夫的工作情况从来不打听。钱祖谊也是守口如瓶，向来不对她提及自己的工作。出事那天，钱祖谊跟平时一样上午七点多离家。这天邢美兰轮休在家，钱祖谊临走时跟她约定，今天不要做晚饭了，傍晚他下班回家后去外面吃馆子，然后去跳舞。邢美兰听后很开，从下午四点就开始等候丈夫回家了，可等来的竟是一个噩耗。

专案组对上述情况作了分析，认为邢氏所交代的内容基本属实。尤其是她跟“党调科”的关系，传言并不可信。否则，她就不必拐弯向杜月笙求助，直接请徐恩曾打个电话就是了。

之后，侦查员通过查阅接管的敌档，同时向上海解放后被捕的原“中统”特工调查，终于打听到了当初受徐恩曾派遣邀邢美兰为“党调科”效力的汪姓特务的下落。此人叫汪富相，其时已经年过六旬，抗战中期，汪伪“七十六号”特工总部与国民党情报机构在上海滩大打特工战时因伤离开“中统”，回浦东老家开了一家经营小百货的小铺子。解放后，由于他有点儿文化，而且镇上无人知晓其以前曾效力“中统”的历史，又伪装积极要求进步，已被县工商联视为进步人士。如果不是这次“悬办”专案组把调查触角伸到他头上，没准儿是能逃过制裁的。

6月9日，汪富相被捕，其交代证实了邢美兰拒绝为“党调科”效力的说法。由于汪富相跟专案组正在调查的案件没有关系，“悬办”将其移交市公安局处置。后来，该犯被判处二十年徒刑。至此，专案组终于确认，邢美兰与“马字三号”案件无涉。

六、目标显现

6月10日，专案组长洪思愚向“悬办”杨主任汇报情况时，杨主任说这毕竟是历史悬案，其间二十年又恰恰是战乱时期，人证、物证散佚湮没，不可能一下子就把案情调查清楚。你们第四组是这样，其他几个专案组也是这样。因此，不要着急，尽量把工作做细，给你们提一个建议，干脆把目前掌握的案情全部摆出来，从头到尾细细理一理，找出之前没有留意到或尚未触及过的，没准儿可以有所突破。

令案组侦查员于是聚拢起来，对案情重新进行梳理。这回他们换了个角度，站在敌方的立场上，以当时经办人员的思维来考虑应该怎样对赵宝昊进行审查，对能够想得到的审查环节一一进行分析——

第一，经办人员（即阎望仕）接受使命后，安排郭风云、李连升、荣富贵三人化装潜人“广仁医院”秘密监视赵宝昊，这个阶段，由于目标同时受巡捕房“陪护”探员的监控，应该是无法离开病房的，所以郭等三人要监视的是赵宝昊跟外界以及医院内部人员是否有接触。这个环节中，郭等人曾发现钱祖谊之妻邢美兰（当然他们并不知道其身份）进了赵宝昊的病房，肯定会将此作为一个可疑迹象向阎望仕报告。但是，据李连升、荣富贵供称，阎望仕闻报之后并未对此作出相应的布置。侦查员分析，很有可能阎已通过警备司令部在巡捕房的内线查明了邢的身份和去医院的事由，认为这个情节与案件无关，不必关注。

第二，警备司令部与巡捕房交涉后，赵宝昊获准离开医院，被警备司令部转移到徐家汇那家由法国人经营的小医院，进行封闭式审查。这个阶段应该是审查的重点，据李连升、荣富贵回忆，他们（含小郭）都是严格按照阎望仕的指令行事，并无出谋划策的资格，连提个建议的想法都没有产生过。因此，审查计划应出自阎望仕之手。由于此案的重要性，估计阎制订的审查计划还须报请军法处长审核。

第三，审查结束后，赵宝昊出院，返回龙华镇上的侦缉分队宿舍休养。至此，审查其实已经结束了，因为执行者小郭等三人已经归建。从李、荣的供词判断，阎望仕对他们三人的表现还是满意的，这从后来的抓捕行动时阎仍旧指派郭、李、荣参与这一点上也可以看出。
以上三点是大的环节，侦查员在分析时还考虑到了小环节，而且，他们认为之前没有着眼考虑的小环节似乎更值得推敲--

审查赵宝昊，主要是要认定其枪伤是怎么形成的。以当时现场的情形来看，尽管已经遭到“人为破坏”，但子弹的弹道痕迹是无法破坏掉的。赵宝昊不能随口编瞎话糊弄调查人员，陈述情况必须符合自己的伤口位置，否则就是给自己找麻烦。好在钱祖谊等人的手枪都已被拿走，巡捕房鉴识师即便认定现场发现的三颗子弹头是从同一支手枪发射的，也无法证明是赵宝昊的手枪射出的。当时民间拥有枪支的情况比较普遍，像警备司令部这种军事单位，枪支基本上处于无管理状态，根本没有什么“一枪一档”的制度，侦缉队员执行勤务时所使用的手枪，可以是配发的，也可以是他们从各自的渠道搞到手的，子弹也是如此，总之是一笔糊涂账。这样，赵宝昊就巧妙地避开了“弹痕鉴定”和“发射角度”这两个关键的认定。

但专案组侦查员也考虑到，赵宝昊的自伤并非完全天衣无缝：自伤者开枪时，枪口离创口肯定比较近，这就会导致创口留有明显的火药烧灼痕迹，应该无法瞒过“广仁医院”接诊处理伤口的外科医生。可是，据李连升、荣富贵供称，阎望仕让他们审查的内容中并无此点，这又该如何解释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