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快，何老头儿就来派出所了。侦查员的运气还不错，老何不但身子骨硬朗，脑力也似乎未显退化迹象，听明来意后，说您几位先生所说的小郭，名叫郭风云，无锡人，这人非常精明，精到刁钻，还很势利，只要是当官的，不管是哪个部门的官，他都会像哈巴狗那样围着人家打转摇尾巴，军法官“活阎罗”对他很器重。
1930年6月18日——之所以记得这么清楚，是因为那天老何家添丁增口，迎来了第三代中第一个男婴，那天正轮到老何当班，家人特地赶来告知喜讯，老何大喜，按捺不住激动，在门口转来转去，只要见到出出进进的人，不管是住宿的特务还是来访的外人，也不分长官军士，都笑吟吟地上前打招呼。上午九点左右，门房间的电话机忽然铃声大作，老何接听，耳机里传出在沪人听来被称为“弯*****”（即说话声音像是打弯）的客边人口音（当时沪上把外埠人士统称为“客边人”）：“我是军法处老阎！你马上把小郭叫来接电话！”
小郭那天不知是休息呢还是夜间有使命，待在宿舍里没出去，老何用马口铁土喇叭一叫就出来了。按照规定，这当儿老何必须回避，离开时还得把门关上，因此，他没听到小郭跟“活阎罗”说了些什么，隔着玻璃窗，只看见这小子频频点头如鸡啄米。挂断电话后，小郭返回宿舍。片刻，就见他与另两个侦缉队员李连升、荣富贵开着一辆挂“大牌照”的三轮摩托出来，边开边一个劲儿按喇叭。老何立马把大门打开，摩托车绝尘而去。
这一去，他们就再也没有回来。后来老何听说他们出事了，在抓捕一名共党分子时，李连升、荣富贵负伤，另一个不知是军法处还是侦缉大队哪个中队的主儿丟了性命，“活阎罗”和小郭都被撸掉了差事，不知去向。此后，老何就再也没见到过他们。
专案组认为老何所提供的情况很有价值，阎很可能是主持5月18日“德康医院”案件调查的负责人，如果这个调查有一个调查组的话，组长是阎，郭、李、荣以及6月18日死亡的金姓特务则是组员。但是，从侦缉分队门房吴老头儿提供的情况来看，赵宝昊在返回龙华后，并未受到监视，其外出与接待朋友等也未受到限制。可是，为什么在“德康医院”案件发生一个月之后，敌人突然决定要抓捕赵宝昊呢？
侦查员分析下来，认为可能由于以下原因：一是敌人虽然已经恢复赵宝昊的自由，但对他的审查其实并未完全结束，仍在暗中悄然进行。二是敌人对赵宝昊的审查确已结束，赵也基本过了关。可是，6月18日当天或者之前一两天，敌方意外获得足以推翻之前审查结论的可靠情报，证实“德康医院”案件发生伊始他们对赵宝昊的怀疑是有根据的，所以决定采取逮捕行动。三是逮捕赵宝昊的行动与“德康医院”案件并无直接关系，赵在完成曾先生代表组织向其下达的绝密使命，要求执行“四号方案”时不慎露出破绽，被敌人发觉。
那么，究竟哪一种可能性更大呢？侦查员倾向于第二种。试想，如果敌人早已发觉赵宝昊在“德康医院”案件中的嫌疑，肯定也会知道赵并非关键人物，特工活动多半是单线联系，即使抓住赵宝昊，也难以对中共地下党组织形成致命威胁。最好的应对办法，应该是放长线钓大鱼，而不是公开抓捕。如果是赵在6月18日上午和秘密交通员接头时被敌人发现破绽，敌人也应该采取类似的手段。但事实证明，赵牺牲后，地下党组织并未遭到破坏，因此，第三种可能也就不成立了。况且，哪怕敌人真的以为赵是中共地下党组织的关键人物要对其实施抓捕，出面组织抓捕行动的也应该是警备司令部军法处处长这个级別的军官，哪轮得上“活阎罗”这么一个普通军法官？
专案组最后一致认为，赵的牺牲与“四号方案”无关，应是敌人意外发现了赵宝昊在一个月前“德康医院”事件中的疑点而采取的行动。组长洪思愚立即向”悬办”杨主任汇报了专案组目前的进展，杨主任意专案组的分析，要求专案组再接再厉，尽快完成使命。
6月3日上午八点，侦查员梁任重第一个到达办公室，就接到龙华镇派出所打来的电话。专案组日前前往龙华镇调查时，曾要求派出所协查二十年前以“活阎罗”为首抓捕赵宝昊的五名特务相关的信息，龙华警方自是重视，特地组织了一支出民警、治安积极分子、居委会干部、退休进步人士组成的三十多人的队伍，分头走访。这一步棋还真是收到了效果，现在人家来电话告知：五名特务中两个受伤者的下落已经打听到，一个改行做了算命先生，在漕河泾镇上开了一家算命馆；另一个摇身一变成为江湖艺人，终年在沪郊一带流动卖艺。
侦查员当即出动，当天即把二犯捉拿归案。这两个人就是当年侦缉大队一中队特务探长郭风云的下属李连升和荣富贵。1930年6月18日，郭、李、荣三人以及军法处警卫老金随阎望仕赴侦缉分队宿舍抓捕赵宝昊，老金被赵宝昊一枪击毙，李、荣两人被赵宝昊掷出的石灰粉伤了眼睛，荣富贵更是雪上加霜，被赵宝昊挟持作为人肉盾牌挨了一枪，那颗子弹凑巧从心肺之间的空隙穿过，给他留了一命。由于目标自裁，断了线索，再加上己方损失惨重，熊司令视为“奇耻大辱”，不过，对死伤特务的善后处置还算厚道，死者老金的抚恤金照拨，伤者李连升、荣富贵送医院治疗，出院后发给一笔退伍费滚蛋。
李连升当时的位置在上风口，进入眼睛的石灰少一些，只是视力受损，并未失明；荣富贵就倒霉了，双眼失明胸口还挨了一枪。两人都是行伍出身，当军人自是如鱼得水，若说谋生技能，那真是一片空白。幸亏干了几年侦缉活儿，在上海滩有若干江湖朋友，有人看他们可怜，就分別介绍他们拜师学艺。荣富贵已是瞎子一枚，当时并无“残疾人就业政策”之说，对残疾人的称谓也是鄙视性的“残废人”，所以瞎子的就业岗位只有两个选择，要么做算命先生，要么去澡堂给浴客按摩。荣富贵想学按摩，但枪伤导致双手无法过度用力，那就只好去算命了。好在干特务的脑瓜子大多没毛病，而且还都比较聪明，学啥像啥，荣富贵只学了一年出头就满师放单飞了。他先是沿街摇铃招揽生意，不久有了点儿小名气，就在镇上摆了个算命摊头。因为有江湖朋友捧场，干得还不错，抗战胜利后盘下了一个临街门面，开了家“富贵命馆”。
江湖朋友给李连升介绍的营生是学唱“小热昏”。“小热昏”是江南地区一项传统的街头说唱艺术，清末朝政腐败，社会上多现欺压民众侵犯公权损害道德的现象，一些有正义感的说唱艺人就把这种现象编入节目在街头演唱，作为招徕生意（卖梨膏糖等）的一种手段。由于节目内容过于敏感，难免会惊动官府。当事人就以自己染病发高烧热昏了头胡言乱语为借口逃避处罚，故而得名“小热昏”。时间稍长，形成了一种风格独特的吴语曲艺形式。李连升在唱“小热昏”方面的发展不及荣富贵学算命，二十年下来，始终在沪郊游走表演，做流浪艺人。
不过现在，算命先生也好，流浪艺人也好，都做到头了。两人被捕后，对自己的罪行供认不讳——
1930年月5月18日下午五时许（即“德康医院”枪击事件发生后），李、荣由小郭召集，火速前往公共租界“广仁医院”对面的“唯诚旅馆”向阎望仕报到。阎吩咐他们三人对正在医院治枪伤的赵宝昊进行秘密监视，特別强调巡捕房已派人在病房昼夜“陪护”，务必注意不能暴露身份，毕竟这边是公共租界。
就这样，三个特务在“广仁医院”监视了三天。第四天，警备司令部已跟巡捕房交涉好，赵宝昊获准离开医院，由他们三人接往徐家汇天主教堂后面的一家由法国人开的小医院隔离审查。阎望仕每天来一趟听取汇报，遇到疑问则进病房直接跟赵宝昊谈话。六天后，阎望仕说军法处已有结论，赵宝昊没问题，可以解除隔离，返回龙华侦缉分队宿舍休养。
郭、李、荣于是返回一中队，之后一直到6月18日，均未接到过与此事相关的使命，阎望仕也没在他们跟前露过面。6月18日上午，小郭突然通知李、荣两人，阎军法官来电，让他们三个立刻赶往军法处报到，估计有紧急差使。三人随即驾驶一辆三轮摩托，急如星火从枫林桥赶往龙华。阎望仕告知，这次的使命是逮捕上次审查过的那个赵宝昊，但并未解释原因。三个特务也不多问，干这一行就是这个规矩。参与逮捕行动的还有军法处警卫老金，之后就发生了那场枪战。
李连升、荣富贵的供词证实了专案组之前的分析，可以确认，赵宝昊最初是通过了敌人的审查的。至于一个月后敌人为何突然逮捕他，大概是因为审查结论发生了改变。根据国民党特务系统“一案一办”的原则，只有同一个案件，才会动用同一拨特务继续执行使命，这样做有利于保密。由此侦查员判断，赵的被害，不会跟他受组织之命进行的绝密调查有关系。如果是那样的话，逮捕他的应该是另一拨特务才对。
李连升、荣富贵交代的一个情况引起了专案组的注意：1930年5月19日下午，有一个三十多岁、妆扮时尚却一脸寒霜的女子，突然出现在“广仁医院”外科病区，向病区看门人索取探望住院患者赵宝昊的牌子。看门人自然属于特务首先要打点的对象，立刻在窗口挂出了“有人探望”的暗号。李连升随即跟了进去。让他惊讶的是，这个女子竟然事先疏通了巡捕房派来“陪护”赵宝昊的那个便衣，不徂轻松进入病房，而且那个便衣随即离开，去病区走廊另一头窗前抽烟去了。李连升想假装认错病房推门窥探，被那便衣发现了端倪，背着手朝病房门口踱过来。李连升只好去病区外把荣富贵唤上来，两人商量好，由李设法缠住那便衣，荣则趁机闯进病房。不料，当他们两个再度进入病区时，那女子正好从赵宝昊的病房里出来了。
荣富贵立刻跟踪。只见目标出了医院，招停了一辆黄包车。荣富贵干这一行当然熟门熟路，事先早就在医院门房那里寄存了自行车，当即骑车尾随。只见黄包车从医院所在的爱文义路（今北京西路）拐至大王庙路（今成都北路），行至静安寺路（今南京西路）拐弯，在西藏路（今西藏中路）口停了下来。那女子下了车，到马路对面一家小百货店门口摆出的摊头上挑选商品。一辆电车“当当”驶来，女子忽然丢下手里的商品，一个转身上了电车。本来，以荣富贵当年的体格，踩自行车追上电车是没有问题的，可中途却遇到巡捕抄靶子（拦路搜身），耽搁了时间，好不容易脱身时，目标早就失去踪影了。
这段供词对于专案组来说，无疑是一条线索。这个神秘女子是何许人？她的出现是否与案子此后的转向有关？侦查员对此进行了分析，首先排除了该女子是地下党组织派去跟赵宝昊接头的联络员的可能。“悬办”领导介绍“马字三号”案情时说得很明白，5月18日事件发生后，赵宝昊被巡捕房送往“广仁医院”不到一小时，组织上已经指派曾先生前往医院与赵宝昊联系。组织上也肯定预料到警备司令部不会闲着，绝不可能采用这种方式堂而皇之地与赵宝昊再次接触。那么，那个神秘女子来自何方呢？来探访的亲友？应该不会，赵宝昊在奉命打人敌人内部后，已经切断了跟所有亲友的来往。况且，如果是去探望的话，怎么能空着手呢，好歹也要提溜一两样礼品才是。而且那女子还能摒退巡捕房的“陪护”，更是令人百思不解。
一干侦查员反复研究，没能说得出个所以然。有人提出，要么换一种思路，是否可以对见证二十年前那一幕的相关人员进行调查？可问题是，这么些年过去，去哪儿找当事人呢？
专案组长洪思愚想到一个办法：当年“陪护”赵宝昊的巡捕房便衣是何许人，可以通过查阅公共租界工部局警务处档案找线索。租界当局对于档案保存非常重视，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公共租界档案落入侵华日军之手，仍原封不动保存于库房。抗战胜利后，租界警务档案由国民党政权接收，保存于上海市警察局。上海解放后，全部档案由上海市公安局接管、保存。如果当时巡捕房对该案有记载的话，那肯定也会记录“陪护”便衣的姓名。
次日，专案组五名侦查员前往市公安局档案库查阅原公共租界警务档案。折腾了整整一天，终于找到了“德康医院”枪击案的相关记载。档案里对该事件的记载很简单，由于没有更多证据，租界警务处是将该案作为刑事案件处理的。具体承办单位是成都路捕房刑事部，派赴医院以“陪护”名义监视赵宝昊的便衣有单正超、施清泉两人，每人昼夜为一班轮值。事发当天下午四时，国民党警备司令部提出交涉，第四天，经公共租界警务处批准，赵宝昊出院。
档案中附有一纸英文条子，翻译出来后，为侦查员解答了神秘女子的来龙去脉。该女子名叫邢美兰，系“德康医院”枪击案中死者之一、国民党警备司令部侦缉大队少校督察官钱祖谊的遗孀。钱有青帮身份，被击毙当天，邢氏即去龙华求见熊式辉，要求给一个说法，但熊司令拒绝接见。邢氏认为其夫死得可疑，就想到去向枪击案中唯一的生者了解情况，但这必须得到公共租界警务处的允许，遂向青帮大佬杜月笙求助。杜月笙给公共租界警务处打了电话，警务处就批了这么一纸条子给成都路捕房。在医院值守的捕房华探便衣事先接到上司的通知，对邢氏未加阻拦，甚至主动回避。至于邢跟赵宝昊具体谈了什么，档案中没有记载——这并非巡捕房的公务。
专案组认为，赵宝昊其时所从事的秘密使命属于特工性质，按说只有经过专业训练才能胜任，但以我党当时的实际情况，根本没有条件举办这种训练班，也难以安排专业教官对其进行个別辅导。所以，不能排除赵宝昊在与邢美兰交谈时露出破绽的可能（当然他自己没有意识到）。如果这样的猜测成立，邢美兰一定会做出相应的反应。或许，这就是敌人在一个月后突然逮捕赵的原因。
在进行上述分析时，侦查员发现了一个疑点：按说，邢美兰系新丧寡妇，她去“广仁医院”时是丈夫死亡的次日，应该是热孝在身。可是，李连升、荣富贵两人的供词中说，她穿着一身浅绿色衣衫，从头到脚未见任何戴孝标志。这在当时来说可是容易被人指手画脚的，一个新丧寡妇，怎能如此穿戴？于是，专案组决定查查这个女人的下落，指望从她身上找到线索。
巡捕房档案中没有关于邢美兰个人情况的记载，也没有死者钱祖谊的相关信息，仅仅是对赵宝昊的个人信息提及一句，说他“系淞沪警备司令部侦缉队军士”。那就只好另辟蹊径了。侦查员议了议，找到了一个法子——当初她是经杜月笙介绍去找公共租界警务处的，那就通过这条线倒查吧。
上海解放前夕，杜月笙已逃往香港，专案组没法儿找其了解情况。起初他们想通过原帮会人士打听邢美兰的下落，邢夫钱祖谊是青帮成员，其妻在其死后既然能够求得杜月笙的相助，那看来钱祖谊在青帮内部应该是有一些知名度的。洪思愚正要拍板进行分工安排，忽见侦查员张福仁似有异议，便问老张是否有另外的主意？
张福仁是地下党，在上海滩做了多年刑警，是专案组五名侦查员中对旧时上海综合情况最熟悉的一位。他在解放前从事刑侦工作时，跟帮会打过许多交道，还数次跟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这三位沪上帮会大亨有过接触。所以，他对青帮内部情况比较了解。此刻，他发表意见，说如果采用广泛撒网的方式调查邢美兰的下落，可能需要耗费许多时间和精力，倒不如有的放矢走走捷径。那么，这捷径怎么走呢？张福仁说，可以找一个叫黄国栋的人打听。
1934年10月3日，杜月笙的总账房黄文祥患中风症猝然去世。杜月笙早年未发迹前，曾在上海大码头里马路“张恒大水果地货行”当学徒，与黄文祥是师兄弟关系。以杜月笙的那份江湖义气，自然要对黄文祥的丧事和身后事宜有一个交代，用他的说法就是，既要对得起已故的师兄，也要给江湖人留一个榜样。杜月笙除了协助黄家很体面地办理了丧事，还邀请黄文祥的儿子黄国栋前往杜公馆，继承其父的总账房职务。杜公馆的总账房，是公馆内一个最容易受到杜氏家眷、徒弟以及下人杂役巴结的位置——所有人要动用金钱都须经其点头。因此，总账房对于公馆内外几乎所有与帮会相关的事儿都知晓若干。
张福仁与黄氏父子均熟识，一度还做过邻居，知道黄文祥生前经常给儿子谈些江湖闲话，以增加黄国栋的社会阅历。张福仁认为，像钱祖谊中弹身亡以及衍生出来的其遗孀邢氏前往杜公馆求助这样的事儿，黄老爷子肯定会告诉黄国栋的。与其到处寻找邢氏的线索，倒不如直接找黄国栋调查。其他侦查员听张福仁如此这般一说，皆深以为然。
这桩活儿自然非张福仁莫属了。当下，老张和侦查员蔡微鑫、宋有谷一起去向黄国栋外调。黄国栋在接替亡父杜公馆总账房职务之后，一口气干了十六年。上海解放后，他被逮捕判刑，囚于提篮桥监狱（上世纪八十年代，黄曾任上海某区政协委员）。6月4日，三侦查员前往监狱，一问，黄果然听其父说及此事，那时他还是一个二十岁的青年。四年后其父病殁，他接替杜公馆总账房一职后，曾与邢美兰见过两次。第一次是1935年一个春雨潇潇的下午，一个三十岁出头的时尚女子持杜公馆管家万墨林签署的条子前来向他取款一百五十元，条子上领款人姓名是邢美兰。后来有人告诉他，这个女人就是四年前在成都路被共产党打死的警备司令部少校军官钱祖谊的遗孀。
半年后，邢美兰再次来到杜公馆，拿来了一百八十元钞票，说是还上次的借款及利息。因上次的取款单上并无借款之说，黄国栋告诉她，须待万管家证明确是借款方才可以收款。这天，恰巧万墨林出去办事，杜月笙则去了浙江天目山，没办法，只好等万墨林回来后再说了。黄国栋就让在杜公馆值班的杜氏弟子大龙给邢氏沏了一杯茶，正好他也没事，就陪着聊了半个小时。黄国栋告诉侦查员，他记得邢美兰说过她家住在沪东杨树浦路华忻坊。那天邢美兰还了钱离开后，大龙告诉黄国栋，这个女人是个角色，听说跟“党调科”有关系。
黄国栋提供的这个情况引起了专案组的重视。所谓“党调科”，其全称系“中国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始建于1927年（另一说是1928年初），1932年，该科扩充为“特工总部”，1935年又改组为“党务调查处”。1937年4月，该处与戴笠负责的“力行社”合并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即“军统”），该处为第一处。1938年3月，蒋介石在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上提议（当场获得通过），以“军事委员会第一处”为基础，成立“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调查统计局”。至此，历史上与“军统”相提并论的“中统”正式形成。该组织虽改过不少次称谓，诸如“特工总部”、“常务调查处”、“军统局第一处”等，但坊间一直称其为“党调科”，抗战爆发改称“中统局”后，“中统”这个称谓才取代了“党调科”。
黄国栋听到邢美兰跟“党调科”有关系这个说法时是1934年，要知道，自1928年以来，这个“党调科”是中共在沪上进行秘密活动时最难缠的对手，如果邢氏跟“党调科”确有关系，那么赵宝昊的牺牲是否也跟“党调科”有关呢？
五、深入调查
次日，专案组五名侦查员全体出动，先往黄国栋所说的邢氏当时居住的沪东杨树浦路华忻坊打听，很快就获得了邢美兰的情况。
邢、钱夫妇当年住在该里弄的一幢广式两层小楼内，该小楼是邢家的产业。邢美兰是浙江鄞县人，其父早年来沪经商，小有发展，是沪上五金批发行业”十大掮客”之一。这幢小楼是当初（大约1925年）邢第一次结婚时其父送给她的礼物。邢氏的第一任丈夫小冯是宁波同乡，系老邢手下的一名跑街先生，据说经商头脑特别好，人也长得帅。由于经常去老邢家，一来二去，就被在“华洋德律风电话公司”当接线员的邢美兰给看上了，不久成婚。婚后小日子过得不错，不巧的是小冯的职业是终年四处乱跑推销商品，什么环境都接触，不慎染上了肺结核病。当时，这种毛病除非自身抵抗力特别强，大部分患者没法儿逃过死神的召唤，只不过时间长短罢了。小冯也未能逃过这一劫，结婚一年两个月后走完了自己的人生之路。
料理完丈夫的丧事，邢美兰没有回娘家生活，仍旧住在华忻坊。两年后，北伐军抵沪，邢美兰跳槽进人“美商国际电话电报公司”下辖的美商上海电话公司工作，仍是接线员。1927年秋天的一个夜晚，邢美兰中班下班，途中忽然腹痛如绞，从自行车上摔翻在地。这时已是午夜时分，马路上静寂无人。快要昏迷过去时，忽然听到一阵引擎声由远至近……

贴主:大秦帝国111于2024_06_30 20:21:43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