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调查“二劳”系统

与此同时，其他几条线的侦查也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就在袁亚鹏、孙玮钧跟刁培清谈话的时候，侦查员朱友存、郭国成正在前往上海市粮食局的路上。

怎么查到粮食局去了呢？朱友存、郭国成二位负责的是对劳改、劳教简称为“二劳”的两个系统的查摸，因为反动宣传品中列举了上海市劳改、劳教两个系统的内容，比如解放上海后，增加了哪几个劳改队、劳教队，这些劳改队、劳教队关押着多少犯人和劳教人员等信息。朱友存、郭国成接受调查使命后，随即去了当时属于上海市公安局管辖的劳改处、劳教处，要求核对关押犯人和劳教人员的数字是否与反动宣传品中所提及的相符。结果，发现数字竟然差不多。

这样，朱友存、郭国成就有理由认为反动宣传品中的数据不是空穴来风。既然不是空穴来风，那就有调查下去的必要。于是，两个侦查员找到了负责这两个系统的公安处，就此情况向一位张姓科长请教：这些数据有可能通过何种渠道泄露出去？

张科长原是市公安局交警处的，他喜欢大清早到马路上去检查交通情况，有时发现哪个路口拥堵，也不管自己是穿着便服出来的，二话不说就上去指挥。半年多前正是申城“梅子黄时家家雨”的梅雨时节，最容易发生交通拥堵，张科长一大早就出了门，在离家不远的一个路口疏导交通，结果被一个莽撞小伙子驾驶的摩托车撞飞，身负重伤。幸亏附近就是第一人民医院，老张捡回了一条性命，但不能再干交警了，于是，组织上就把他安排到劳改公安处当了一名科长。

此刻，这位上任不到一个月的科长对于朱、郭二人的回答是：这个情况不大好说。为什么呢？因为上海市公安局劳改、劳教两个系统一共有多少劳改队、劳教队，每个单位大致有多少犯人和劳教人员这样的情况，每次领导在会上都会提到，而且，内部的一些文件或者宣传资料上也时不时会说到，局里下发的表彰材料上也会出现，所以，几乎所有同志都知道这些信息，要查是从哪里泄露出去的实在不容易。整个儿上海劳改、劳教系统一共有数千名干部，你该向哪个单位去查？向哪个人去查？

张科长的话可能有点儿“冲”，可是侦查员认为他说得没错，情况确实是这样，于是放弃了这个调查思路，另外再寻找突破口。两人商量下来，决定去向基层干部请教这个问题。郭国成的一位“华野”战友叫许志平，不久前转业到提篮桥监狱当管教员，郭国成决定去提篮桥监狱找他聊聊。

许志平告诉他们： “张科长说得没错，确实我们大家都知道监狱里关押着多少犯人，劳教人员的数据也知道。除了张科长所说的那几个途径外，我们在开本系统会议，或者参加大型活动以及疗养、培训学习的时候，各单位的干部都是打乱后安排住宿的，大家聚在一起，闲着无事就瞎聊天，聊到工作时当然要说到各自单位的情况，犯人、劳教人员的数据也就在不知不觉透露出来了。不过，根据我对周围同志的了解，我们这些干部都是有觉悟的，再说每年都要接受保密教育，一条条规定要背得滚瓜烂熟，所以我认为不会有人向外界泄露。”

朱友存、郭国成点头认可许志平的这个观点。郭国成递上一支香烟，向老战友请教： “那么，老兄你看敌特分子这方面的情报又是从哪里获取的呢？”

许志平点上香烟抽了两口，缓缓开腔道： “可能是从粮食局泄露出去的也难说。”

朱友存、郭国成都是一怔，寻思怎么扯到粮食局去了？许志平解释道： “监狱在押囚犯的粮食跟社会上的居民一样，也是定量供应的，这点，自从1914年提篮桥监狱建立以来就是如此。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政府也规定了‘统购统销’的粮油计划定量供应。监狱犯人的粮食参照社会居民的标准，根据劳役岗位予以定量，比如机修中队的锻工劳役岗位，也就是打铁的铁匠，跟社会上一样，每月供应粮食四十五市斤；其他不同的劳役岗位根据不同的劳动强度规定粮食定量。不过，监狱毕竟属于跟社会隔绝的场所，所有规定对外是严格保密的，所以囚犯的粮食定量也是保密的。关于这方面，我们刚到这里报到，单位组织大家学习时，领导就特别强调：我国的劳改劳教人员的数字是必须保密的，粮油、棉布供应的数量也是相应保密的，如果这些生活必需品的数据传到社会上，外界就可以推算出我国在押劳改劳教人员的数量。因此，我们这条战线上的粮油、棉布供应走的是特别通道，比如粮油就是由市粮食局的军粮处负责调拨供应的。”

两个侦查员听许志平说到这里，终于明白了他的意思：如果粮食局军粮处有人把提篮桥监狱在押犯人的粮油供应数字泄露出去，落到敌特分子的手里，他们就会推算出提篮桥监狱大约关押着多少名囚犯。

于是，啥也别说了，直奔上海市粮食局吧。

市粮食局军粮处出面接待他们的是一位一条腿微瘸的科长，姓江，苏北人。郭国成是部队转业过来的，一看对方那架势，寻思多半是军人出身，而且是受过伤落下残疾的荣誉军人，一问，果然如此！江科长人很豪爽，听说郭国成也是从部队转业下来的，备感亲切，把两人扯到食堂请吃饭，还自掏腰包买了一瓶白酒助兴。那时候也没有几项禁令，别说工作时喝点儿小酒了，就是酒驾也没人管——只要别出事儿。所以，朱友存、郭国成也就恭敬不如从命，喝就喝吧。

江科长一喝酒，话匣子就打开了，问二位兄弟是来调查啥的，老哥我只要帮得上忙，绝对乐意助你们一臂之力。侦查员把要了解的情况说了说，江科长马上说： “这不可能是从我们粮食部门泄露出去的！”

为什么呢？

江科长解释： “军粮处掌握着驻沪部队和属于上海市管辖的劳改队、劳教队，包括上海设在安徽、江苏的劳改、劳教农场在内的粮油供应，在军粮处工作的同志都是经过组织上精心挑选的可靠分子，接受的保密教育比你们所说的提篮桥监狱的管教员还要多，如果我们跟他们搞一个保密知识方面的竞赛，包赢！所以，我们军粮处不会发生泄密问题。”他见二人半信半疑，又补充道， “你们不妨换一个角度来考虑这个问题。你们说台湾特务机关空投的反动宣传品内还有关于军事方面的内容，那么我问一下，是否有驻沪陆海空三军部队的具体人数？如果军粮处有人泄密的话，人家特务分子还不一并把军粮的供应情况也打听清楚了？”

朱友存、郭国成听着觉得不无道理，正交换眼色时，江科长说： “这样吧，我把军粮处负责跟提篮桥监狱联系的干部老伍叫来，看他是否可以给你们提供什么线索。”

老伍是旧上海典当铺账房出身，对会计业务极为精通，平时工作忙碌时，他可以同时一心三用：一边打算盘，一边填写报表，肩膀和下巴颏还夹着听筒接听电话。当然，军粮处之所以用他，不单单是他的业务水平，还因为他是革命烈属，两个儿子都是新四军，牺牲在抗战前线。所以，尽管老伍的政治面貌是群众，可组织上是很信任他的。

老伍一露面，问题竟然迎刃而解了。他告诉朱友存、郭国成，你们要查的这个问题，多半是特务分子从释放、解教的劳改、劳教人员那里打听到的。

二人听着不禁感到惊奇：对于监狱干部都再三进行保密教育的内容，怎么会让劳改、劳教人员知道呢？

老伍说，他由于联系工作的原因，每月有十天半月都要去位于上海以及皖南、苏北的劳改队、劳教队，主要是核对账目，理论上来说就是要防止有的单位多领粮油份额，这在当时可是如同银行金库人员挪用金库的钞票一样，一旦被发现必须即刻就地追究责任，逮捕判刑绝不是一句空话。所有劳改、劳教单位在押人员的粮油、被服、劳防用品发放、队内购买必需品等账目，都是由在押人员中在社会上从事过财会工作的人来负责的。虽然这部分人员的数量极少，但这些特殊会计对自己所在劳改、劳教单位的在押人员数字应该是了如指掌的。如果敌特分子一旦知晓这一内幕，他们只要有意识地跟这些刑满释放人员略略交谈，就可以掌握具体数据了。

朱友存、郭国成两人听着，先是惊奇，后是不解：对于收集情报的敌特分子来说，如果通过老伍所言的这种方式获取数据的话，那不是舍近求远吗？试想，敌特分子要想跟那些在财会劳役岗位上的人员接触，首先必须得知道这些释放、解教人员的释放日期以及姓名、地址，然后才可能找到他们探听消息。这些资料只有“二劳”单位的管教科掌握，如果敌特分子能够从他们那里打听到这些人的资料，那为何不向提供资料者直接打听在押人员的人数呢？

侦查员把这个问题提出来跟老伍和江科长探讨，那二位想想倒也是。江科长问老伍： “你看是否还有其他途径可能泄密？”

老伍对“二劳”单位的了解毕竟有限，思忖片刻，摇了摇头。

当晚，专案组开碰头会，组长雷绍典副局长也来参加了。听罢朱友存、郭国成的汇报，他说： “我记得反动宣传品中关于在押劳改犯的人数情况只有提篮桥监狱的说得最详细，而且特地说明这些人数是‘截至1956年9月’的，这似乎可以作为线头追查一下。”

众人七嘴八舌议论下来，认为雷副局长的说法靠谱。于是，曾振环副组长就让朱友存、郭国成次日再去提篮桥监狱调查。

1月22日，朱友存、郭国成二赴提篮桥，这回是正式外调，也不找郭国成的战友许志平了。监狱方面的接待人员听他们说明了来意，介绍了一应情况。朱友存、郭国成两人听下来，证实粮食局军粮处那个伍会计的说法准确无误， “二劳”单位内部确实是由在押人员结算账目的，提篮桥监狱也不例外。侦查员问如果确是由接触账目的犯人把相关数据传递出去的，那得通过什么途径？

对方回答，从理论上来说，无非是三条：一是通过信函的方式；二是通过会见家属传递出去；三是犯人刑满释放回归社会后向外界透露的。

朱、郭二人就对这三种方式进行梳理。第一种信函方式的可能性可以排除，因为在押人员每月可以给家属寄发信函一次（规定只能写给家属），在寄出前必须交给干部审阅，然后由干部寄出，干部不可能允许哪个犯人把狱内情况向外界透露。再看第二种情况，即会见家属时传递。上世纪五十年代时中国监狱的设施和如今根本没法儿比。那时家属会见就是在一个大厅里，通常是监狱干部进餐的饭堂，放上一排长长的桌子、凳子，会见时家属、犯人相对而坐，干部则在犯人后面巡视，严防飞条子、谈及敏感的内容，以及有人情绪失控出现暴力行为；对于重点对象，还会安排干部专门在其后面固定监控。所以一般来说，他们是没有可能在会见时忽然告诉家属监狱里从几月到几月消耗了多少粮食和食用油的。

这样，侦查员的注意力就集中到第三种可能上——接触数据的犯人刑满释放。有没有这种情况呢？接待人员随即往监狱管教科打了电话，得知监狱去年10月13日刑满释放了一个名叫张乾诚的犯人，符合第三种可能的条件。

卷宗显示情况如下

张乾诚，汉族，1912年出生于浙江嘉兴的一个地主家庭，初中文化。1930年经人介绍到上海法租界一家米行当账房先生，1936年拜杜月笙为师加入青帮。抗战爆发的次年，去了日伪政权的“粮秣供应站”当会计。抗战胜利后，日伪的“粮秣供应站”解散，他去了亲戚开的机器厂做了账房先生。本来，张乾诚是可以过一份太平日子的，可是，他不珍惜这份太平，参与了替亲戚策划偷逃税赋的非法活动，而且在账目上大动手脚。这在当时乃是一桩严重的犯罪行为，很快就引起了税务机关的注意，警方随即跟进。于是，张乾诚和亲戚双双被捕，亲戚领刑十年，张乾诚被判了六年。

张乾诚进了提篮桥监狱。由于他有二十多年会计工作的经历，立刻被监狱安排到了相应的劳役岗位，负责监狱犯人的膳食账目。这样，张乾诚就成了全监狱犯人中最了解本监狱有多少在押犯人的一位。张乾诚本应在1958年3月3日刑满释放，由于他在服刑期间表现出色，所以监狱报请法院给他减刑一年五个月，于1956年10月13日提前获释。

侦查员马上想到反动宣传品中关于提篮桥监狱的在押犯人人数是“截至1956年9月”的，这就跟张乾诚的获释日期吻合起来了。寻思张乾诚有在获释后向人透露这方面数据的可能。于是，就把张乾诚列入了调查名单。

当天下午，朱友存、郭国成前往张乾诚家所在的北站区天目路的管段派出所，向户籍警了解了张乾诚及其家属的情况。张乾诚释放后向工商局申领了执照，开了一家出售食品杂货的小店铺。其妻系上海中兴皮鞋厂的厂医，三个子女均已结婚成家，分别在铁路局、银行和商业局工作，一家人日子过得还不错。派出所没有接到过关于其有不法行为或者跟可疑人物接触的反映。

于是，朱、郭二人就在户籍警的陪同下去了张乾诚开的食品杂货铺，当面向他了解这个问题。张乾诚说了自己获释三个多月来的情况，二人没有发现什么破绽。

朱友存、郭国成交换了一下眼神，都认为这人身上没戏。

既然没戏，那就干脆把话说透吧。朱友存掏钱向张乾诚买了盒香烟，几个人抽着烟聊了起来。朱友存有意把话题引到监狱在押犯人的数量上。按张乾诚的说法，基本上每个在押人员都知道本单位大致上关押了多少人，而且有些人还能从其所在的中队有多少干部推算出全监狱干部的大致人数。犯人们平时闲聊时，这方面的数据就可以在不知不觉中传得全监犯人都知道了。至于侦查员所说的数据截至9月，那可能是一种巧合。由于天气的原因，一般夏天是不往其他劳改单位递解犯人的，所以自6月份开始到9月份，提篮桥监狱的在押犯人数基本保持不变。其间虽有到期释放的犯人，可是同时也有判刑后从看守所递解进监的，所以在押人员数基本持平。

张乾诚这么一说，侦查员简直傻眼了。凡是在提篮桥监狱待过的犯人都知道在押人员的数量，那这条线索岂不是一团乱麻吗？这该从哪里着手去查呢？

当晚，专案组决定放弃这条线索。

 

四、神秘电话

1月24日是农历小年。专案组诸君不管在上海市区有没有家，都没时间和心思去凑这份热闹。

从这天开始，专案组把调查焦点集中到了上海公安系统内部，确切地说，是集中在有可能跟公安系统内部某人相关的一个神秘电话上。

台湾特务机关空投的反动宣传品中没有直接与上海市公安机关有关的内容，只是在一篇题为《漫谈中共的愚民政策》的政治性评论文章中提及上海市1956年1月至6月的治安情况时，说“以上海市公安局内部自称的1956年1月至6月的全市刑事、治安案件发生率与实际发生率相比较，就人为地将其下降了约27%，对内部尚且如此，向社会民众公开时就可想而知了”。专案组侦查员在审读到上述文字后，随即就对该文章所披露的数据进行了核查，发现该数据是1956年6月30日由上海市公安局局长在市局举行的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三十五周年大会上做的报告中披露的，后由市局政治部作为内部资料下发给基层民警学习。侦查员还了解到，领导讲话稿是由市局办公室组织几位同志写的，其引用的数据是办公室根据市局治安处、刑侦处和各分局按月报告的发案数量汇总的。

那么，这其中是否真的存在人为压低的情况呢？当时中国还没有开展“反右”运动，思想领域比较宽松，专案组有侦查员敢这样想，提出来后领导也敢拍板让他们去调查；于是，侦查员随机抽查了十二个基层派出所，了解下来，他们确实是根据实际发案数字向上级汇报的，从来没有哪位领导要求派出所故意压低数字。

这样，侦查员心里有了底，认为上述数据所以能被台湾特务机关列入反动宣传品借以制造谣言惑众，肯定是我公安机关内部有人把它们泄露出去了。所以，调查可以从追查去年市局政治部下发的那份内部学习资料着手。

侦查员高镜明、老柯、韩芒三人受命对此进行调查，他们了解下来的情况是：市局政治部当时只负责组织编印这份铅印学习资料，待到印出来后自己只拿了十份留底，其余的概由市局办公室分发下去了。

到市局办公室问下来，情况确实是这样。不过，由于政治部在这份资料上印着“内部资料，注意保存”，所以市局办公室具体经办的同志出于谨慎，在下发到基层时专门备了个本子用于签收，并要求“学习结束后，按下发数量如数回收，上交局办”。话是这么说，也是这么做的，当时下发的资料总数是四百五十份，后来一份不少地回收上来了。那位同志很认真，说着还邀请侦查员去保管资料的库房查看。高镜明、老柯、韩芒三位也很认真，还真的去库房看了，把那些资料一份份点了数，四百五十份果真一份不少。那个签收本也和资料捆扎在一起，查看下来，确如那位同志所说，有详细的签收记录。

侦查员商量片刻，议出一个办法：当时这些资料是下发到各分局后由分局发给各科室、派出所的，既然这是唯一的一条泄密途径，那就还得请基层单位协助调查。不过，这种协助调查跟以上的调查有所不同，凡是针对公安系统内部的调查，专案组需要专门打报告请市局领导批准后才可实施。

副组长曾振环起草了一份报告，请专案组组长雷绍典签批。雷绍典签字后说让经办侦查员起草一份内部协查通知，以市局办公室的名义发下去即可，所有环节都由他去协调。

这份协查通知是大前天上午由三位侦查员驾着摩托车直接下发到各区派出所的，过了一天，即昨天下午快下班的时候，专案组忽然接到一个电话。那是内勤程博安接听的，说了一声“喂”后，听筒里传来一个女子的声音，她胆怯地用耳语般的声音问道： “请问是调查反动传单案子的‘1·15’案件专案组吗？”

程博安刚回答了“是的”，其他话还没来得及开口说，对方就挂断了。

小程是去年大学毕业刚分配来公安局的，对侦查工作生疏，接到这种电话一时还反应不过来，怔怔地看着手里的听筒。过来沏茶的老侦查员高镜明看到他这个样子，还以为小伙子受恋人的冷落了，打趣道： “怎么，女朋友不理睬你啦？什么情况？用不用老哥给你支个招？”等老高听小程说是这么个电话后，顿时喜形于色，茶也不沏了，把热水瓶一放，立刻抓起电话询问总机： “刚才的电话是哪里打来的？”

接线员回答： “对方没说她是哪里的，接通后光说请接‘1·15’案件专案组。”

高镜明用命令式的语气说道： “你是哪位？小刘？听着，立刻向邮电局查一下，这里立等回音。”

小刘遵命照办。片刻后回复： “邮电局说现在使用的这种电话是没法儿查主叫号码的。 “高镜明愣了愣，拍了下额头说道： “我激动过头了，把这点给忘了。”

这时，正好曾振环从隔壁办公室过来，高镜明就让小程向他汇报了刚才的电话内容。曾振环马上断定： “这是一个检举电话，不过，打电话的那个女子心有犹豫，接通电话后临时掉了链子。这应该是一个非常有价值的线索。”

为什么呢？因为那个来电女子提到了“1·15”案件专案组。当时新中国成立不过七年有余，公安工作基本没有“透明度”之说，报纸刊登的破案消息都是由公安机关给编辑部的通稿，其中根本没有案件代号和“专案组”的说法。所以，那个打电话的女子既然直截了当地要求转接“1·15”案件专案组，就说明她可能是知晓公安局内部情况的。


那么，该女子是不是公安局的警员呢？这个，曾振环的观点是基本否定的。因为如果该女子是警察的话，她既然决定反映情况，那她事先肯定是反复考虑过的，就警察的职业思维来说，一旦经过深思熟虑决定的行为，是不可能在临门一脚时掉链子的——不管男警察女警察都二样。所以，这个女子应该是一个跟警察有近距离接触、知道些公安机关内部常识且稍有文化的人，可能是某个警察的家属，也可能是某个警察的密友。

曾振环说： “如果我估计得没错的话，她打电话给专案组是要反映跟这次台湾特务机关空投反动宣传品有关的情况，而她所要反映的情况有可能就是专案组这几天正在调查的内容之一——上海市去年上半年的刑事案件和治安案件的发案率数据问题。

此时，专案组的其他成员都听闻了这个消息，大伙儿兴致勃勃，有人提议立刻开会讨论。曾振环看看手表说： “下班的时间已经过了，除了今晚值班的留下，其余人统统休息去。这条线索光靠议是议不出价值来的，还得等机会。我想那个女子在二十四小时内还会来电话的，值班的同志多加留意。我这就通知总机，再有外线电话进来要求接专案组的，动用专线给邮电局机房发信号，查出她的位置。我们这里接听的同志要设法拖住她，以便邮电局方面追踪。”

可是，专案组这边一直等到今天中午，那个女子还没有打来电话。午后，专案组开会汇总每条线的调查情况。平时开会都是由复旦大学中文系毕业的程博安负责记录的，这天，曾振环似是有心灵感应似的，说小程你今天不用记录了，去守着电话机，没准儿昨天那女子就在这个时候再来电话，到时你就接听。

曾振环的直觉是准确的，会议开了二十多分钟，那个女子再次来电话了。这回，程博安跟她通上了话。互相问候后，程博安说：“我听出来了，你就是昨天傍晚来电话的那位女同志。我姓程，是‘1·15’案件专案组值班员。”作过自我介绍后，小程生怕惊着对方，没敢按惯例询问对方贵姓，而是用客气而又随意的口吻问对方，“你那儿打电话方便吗，要不我给你打过去？”

没有料到的是，程博安这句话刚说出口，对方立刻把电话挂断了！这下小程奇怪了，寻思这个女人是脑子有毛病还是怎么的，我又没说错什么，这话既是搭讪，又是出于关心，想让你节省一点儿电话费，怎么就立马把电话挂断了？

他回过神来，立刻去会议室报告情况。曾振环随即用会议室的电话拨打了市局总机，问刚才打到专案组办公室的那个电话查到主叫号码了没有？接线员答称电话一进来，她就用专用设备给邮电局发了信号，人家还没给回音。正说到这里，邮电局的回电来了，说通话时间太短，没法儿追查定位那个主叫电话号码。

曾振环听着，脸上露出失望的神色，说昨天对方问清这里是专案组的电话后就挂断了，尚属正常，所以我估计她会在二十四小时内再次来电。但今天她再次挂断，我可就估计不出是怎么回事了，我不敢保证她是否会第三次打电话过来。有侦查员说，如果她确实是为反映案件情况而跟专案组联系的，那也可能写信过来吧？曾振环说不排除这种可能，可是，这样我们就会度日如年啦！

这时，高镜明突然说： “有可能是对方不想让这边知道她的情况，你说你打电话过去，那她不是就要告诉你她的电话号码了吗？她不愿意透露，一时又不知应该怎么回答，情急之下就把电话给挂了。”

其他侦查员听了，说老高的分析有道理啊，如此看来，她可能还会打电话过来，我们只有耐心地等着了。

曾振环想想也是，苦笑道： “但愿是好事多磨，那就再等吧。”

程博安刚要离开，被侦查员萧孙石叫住了：“等等，小程，我想问你一下，你刚才接听对方的电话时，除了对方的说话声，还听到什么别的声音没有？”

程博安想了想，说： “我听见有车辆的刹车声，还有路人的说话声……对了，我还听见有个听上去有点儿苍老的声音在向人打听‘王记南货店朝啥地方走啊’，还有人问‘这趟不是调头车吧？是去梧州路的吗’。”

另一个侦查员贝世海马上说： “梧州路？哦！那多半是21路了——梧州路是终点站！车辆刹车的声音听上去急不急？是紧急刹车呢，还是司机带一脚的慢悠悠的刹车？”

程博安说： “老贝你这一问我倒想起来了，是那种慢悠悠带一脚的刹车方式，好像是电车到站了要停下来的样子。”

贝世海说： “那就是21路电车了，应该没错，那个女子是在‘王记南货店’附近某个靠着马路弄堂口的传呼电话亭打的电话！”

众人认为贝世海的分析有道理。于是，大家就有了主意：沿着21路电车行驶路线一路找过去，将弄堂口的传呼电话亭作为调查目标进行查摸，就有希望找到那个打电话女子的线索了。

正好这时雷绍典副局长来了，听说后也很高兴，说那立刻派几位同志前往查摸吧。

贴主:大秦帝国111于2024_06_22 4:29:45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