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41"情报组覆灭记

本文转载自公安月刊《啄木鸟》2014年07期

文/孙 沉

1957年1月15日，一架B25飞机窜入上海市上空，空投反动宣传品八十麻袋，约一千五百公斤，所幸被公安民警和人民群众及时发现，全部截获。中共上海市委要求上海市公安局针对这些反动宣传品中暴露出的线索，对国民党间谍机关潜伏于上海的特务进行侦查……

 

一、遗忘在轮渡上的本子

这是一个气温在零度上下，但由于湿度大而使人感到寒气沁骨的隆冬之日。午后，一辆被草绿色军用帆布蒙得严严实实的道奇牌十轮军用卡车从北郊方向驶入上海市区，径直前往建国西路的一幢大楼。那里，是当时上海市公安局一处不挂牌、不公开的办公点。

军用卡车在大院里停下后，随车负责押运的几个解放军战士下车，和已经等候在那里的七八个公安人员一起，把车上的特殊货物——八十麻袋的反动宣传品一一卸下，搬入一间已经腾出的空屋子，靠墙码放得整整齐齐。这些特殊纸制品随即被拍照，然后，由市局领导指定的专家将其分类，不分昼夜地进行分析研判。

1月17日上午，专家向市公安局和政治保卫部门的领导汇报了研判结果：这些反动宣传品有“出版物”、 “公开信”、 “传单”、 “资料”、 “标语”等五个大类、十五种。其中， “出版物”有国民党特务机关控制的机构印制的《自由中国周报》、 《大陆月报》、 《匪情动态》、 《克难月刊》等四种。 “公开信”有“针对全社会人士”以及“分别针对各阶层人士”的七种不同版本。 “传单”、 “标语”则属于大杂烩，台湾特务机关可能考虑到了“受众的文化水准”，所以使用了比较通俗的措词和行文方式，而且采用了由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于1956年1月28日通过的五百一十五个简化汉字中的部分汉字——此前，台湾方面曾公开声明过“不认可、不接受、不使用”这些汉字。并且，这些“传单”、 “标语”采用了中国大陆地区从1956年1月1日开始使用的报刊横排方式。 “资料”则清一色地声称是大陆党政军机关发布的，属于 “秘密”、 “机密”等级的文件和内部报刊，其中大部分是上海市市政府系统的，也有少量中央国家部门和华东军区系统的，绝大部分是伪造的，但也有几份是真货。根据专家统计， 上述所有反动宣传品的内容涉及上海市的党政军，以及工业、商业、文教、卫生和公检法等行业、系统。

会后，上海市公安局即向公安部汇报了详情。下午两点多，上海市公安局接到公安部部长罗瑞卿的指示，要求“迅即查明敌特此次空投反动宣传品的情报来源”。此时，上海市公安局领导正在为如何开展侦查工作召开碰头会，于是就在会上讨论决定了专案组的成员名单。

鉴于反动宣传品涉及多个行业系统，案情复杂，为了便于开展工作，领导决定从上海市公安局政保一处至七处，以及工业保卫处、企业保卫处和文教保卫处分别抽调精干侦查员，组建一支十七人的专案组，由公安局副局长雷绍典担任组长，政保二处副处长曾振环担任副组长。专案组另从黄浦、徐汇、虹口分局抽调了三名年轻警员，作为内勤留驻建国西路驻地，负责整理材料和跑腿打杂。

当天晚上，专案组与专家一起召开了一个座谈会，主要是听取专家对研判反动宣传品的情况介绍。尽管大家在会上又是听、又是记，还提了一个又一个的问题，可对于这个特殊的案件还是心里没底。在座的侦查员都有着丰富的侦查经验，但一时也说不出什么观点来。

雷绍典是一位老资格的政治保卫工作者，具有丰富的政保经验，新中国成立后主持过福建、南京的公安工作，后调来上海出任市公安局副局长。他接受市局党委指令主持“1·15”案件的侦查工作后，就对侦查思路进行了思考。尽管他之前没有侦办过空投反动宣传品的案件，但他觉得这其实跟以前侦办过的深挖潜伏敌特的案子大同小异。台湾特务机关空投过来的这些反动宣传品中，符合我方真实情况的情报，一定是通过某种途径刺探获取的，所以，透过现象看本质，专案组接下来要干的活儿，无非就是通过周密的调查，找到敌特方面获取这些情报的来源，然后顺藤摸瓜，就可以赢得胜利果实了。眼下，雷绍典把以上思路向全组侦查员亮了亮，让大伙儿鼓起劲儿来，用科学而又细致的态度来面对这个案子。

一干侦查员听了雷副局长这番举重若轻的话，都感到豁然开朗，争相发表意见。讨论下来，大家达成一致观点：心急吃不了热豆腐，还是得先做好热身准备工作，那就是对这些反动宣传品的内容进行分析。之前，专家们的研判等于是替专案组完成了前期工作。往下，专案组的成员们就要根据各自的工作特点，分门别类地对这些宣传品进行审读，从内容中找出共同的特点，再围绕这些特点来进行侦查。

考虑到这种审读、分类需要一些时间，专案组依据本案的案情写了一份《工作简报》，向全市公安系统印发，请各部门在日常工作中留心可能与本案有关的线索，一旦发现，务必在第一时间通知专案组。

接下来的三天里，专案组侦查员都集中在建国西路驻地，不分昼夜地进行审读，然后分类。最后的分类是按照这些反动宣传品涉及的行业进行的，比如十五种宣传品中涉及工业系统的占七种，就把这七种宣传品中与工业系统相关的内容摘录出来，交由来自工业保卫处的侦查员负责调查。涉及其他行业的内容均采取此办法。

1月21日，专案组对反动宣传品的综合情况进行了讨论，认为台湾特务机关空投的这些反动宣传品的内容中，尽管大部分属于无中生有的造谣、捕风捉影的臆想和断章取义、移花接木式的歪曲，但也确实有一部分是确凿无疑的真货，比如“资料”中的几份文件，甚至就是我方内部下发的正式文件；有的文件虽是伪造的，但是其中的一些数据是准确的。这说明台湾方面炮制这些文件的“秀才”们，在撰稿时手头是有材料的。而这些材料，显然是通过潜伏在大陆的特务收集的。

专案组面临的任务，就是找出收集情报的敌特分子！

雷绍典要求各路侦查员白天分头行动，各显神通，晚上集中到驻地开碰头会，汇报调查情况，讨论案情，领受新任务。侦查员们如发现特殊情况，要随时向坐镇驻地的专案组领导报告。

当天下午，来自市局工业保卫处的侦查员袁亚鹏前往冶金局调查，刚刚抵达就接到专案组副组长曾振环的电话，说黄浦分局那边报来一条线索，可能跟“1·15”案件有关，让袁亚鹏迅速前去了解情况。

黄浦分局上报的是一起发生于黄浦江轮渡上的治安案件。前天下午三点多，延安东路轮渡站门口发生了一起有九人参与的群殴事件。这场打斗听着人数不少，其实是雷声大雨点小。这九人是两伙儿互不相识的青年，都是从浦东上的轮渡。一上轮渡，就抢座位，其中一位在抢到的座位上发现了一个乘客遗忘的蓝色帆布书包，想当然地认为里面必有些值钱的物件，于是迅速把书包抓在手里，宛若自己的随身物品一样往怀里一搂。他的几个伙伴看见了，寻思见者有份儿，回头上岸后找个地方先把书包里的东西查点一下再说。不想这一幕也被和他们同时登上轮渡而没抢到座位的那几个青年看在眼里。那几个人也是二十岁左右、没有工作的社会闲散人员，靠时不时惹点儿事儿解闷找乐子，他们对书包里的物品也产生了兴趣，寻思着到浦西后也要分一杯羹。跟捡到书包的那伙儿青年一样，他们也不吭声，脑子里做着闷声发大财的美梦。

轮渡很快就在浦西延安东路轮渡站靠岸，前一伙儿青年可能担心书包的主人发现丢失书包后已跟轮渡站的工作人员联系过，延安东路的工作人员会在码头出口处检查，于是立刻拔腿上岸。捡得书包的主儿把包揣在棉袄里，两旁都有同伴儿挡着，一般人是发现不了的。后面那伙儿人动作稍微慢了一些，被登岸的人群略略阻碍了脚步，和前一伙儿隔开了一段距离。他们生怕跟丢了，一面拨开挡路的人，一面加快脚步，总算在轮渡站门口追上了前面一伙儿。他们借着出站人群的拥挤之势，把前面的那伙儿人蹭到大门侧面，然后，就开始谈判。

这种年纪、这等素养的小伙子，正是精力过剩、血气方刚的时候，谈判自然解决不了问题，于是就改用拳头商榷。1957年时，上海等一些大城市的治安已经给罗瑞卿治理得几乎达到了“夜不闭户，道不拾遗”的地步，虽然还没有“110”，可是群众比“110”还“110”，两伙儿青年还没“商榷”出个结果来，早有群众挺身而出阻止斗殴，套着红袖箍的轮渡站治安员也来了。随后，接到轮渡站电话的派出所民警也赶到了。

民警把这伙儿打架的主儿带到派出所，问明事由后，随即打开那个书包查看，发现里面东西不多，也不值钱：一个中号搪瓷碗，一个长方形铝饭盒，内装金属汤勺一把、毛巾一条、钥匙一串，以及一个红色漆皮封面的本子。那两伙儿人看着这些东西，脸上露出失望和后悔的神情——早知书包里是这些不值钱的东西，就不捡、不争了，免得来派出所吃苦头。这“苦头”并非皮肉之苦，而是面子和影响。按当时的治安处罚规定，即使是这等挥几拳的小事儿，也可以治安拘留，甚至可以送劳动教养——中国的劳动教养制度于1957年8月1日正式颁布，但实际上各地在此之前就已经实施了。不过，当时这几位仅是失望和后悔，对于自己当场释放还是信心十足的。不仅是他们，连民警也是打算当天就把几个人放了的。哪知，接下来突然发生的一幕出乎所有人的意料：民警之前已经问过当事人，个个都说没有受伤，这时，忽然有一人捂着脑袋大呼“头痛”，然后就倒地不起，抽搐片刻，竟然昏厥了！

这就不是当场可以处理的案子了。把人紧急送到医院后，医生诊断是重度脑震荡，需要住院治疗。于是，一伙儿人全部拘留。

然后就要说到跟“1·15”案件相关的地方了。延安东路派出所把人送到黄浦分局拘留后，分局承办员说这个书包你们拿回去吧，估计失主很快就要找到轮渡站询问了，到时轮渡站一定会找你们。你们拿着书包，省得来回跑了。可是延安东路派出所的两位民警不以为然，他们说万一书包弄丢了算谁的？还是你们留着吧，等轮渡站跟我们联系时，我们让失主到分局来找你们不就行了。这样，一位姓丁的年轻承办员就只好把书包留下了。

当晚，小丁值班，空下来闲得慌，按规定又不可以看书看报，他就把书包里的那个红色漆皮本子拿出来随意翻看。这个本子上记录着杂七杂八的内容，比如有蔬菜、米面、油盐酱醋的价格、购买日期和数量，有购买日用百货的记录，还有购买书籍、订阅报刊的日期、价格，等等，好像一个家庭的记账本子；同时，上面还有电影、戏剧的精彩台词，歌词的记录，甚至还有一些中外名著经典语言的摘抄，以及几月几日跟什么人见面和一些人的生日备忘……小丁一页页翻下去，又翻到了一些和铁矿石、焦炭、炉温、密度、转炉等文字混杂在一起的数据。

引起小丁警惕的正是这部分内容，他想起两天前治安科开会时，领导传达市局关于最近发生的轰动全市的“1·15”案件的《工作简报》，里面说到反动宣传品中的“工业部分”提及上海钢铁行业的一些数据。他寻思这个本子上也记录着似乎跟钢铁厂有关的数据，这是否跟“1·15”案件有关呢？于是，小丁就在第二天中午交班后向科领导作了汇报。治安科领导随即报告了分局，下午上班后分局就向专案组打电话说了此事。

当下，袁亚鹏赶到黄浦分局，听取了情况介绍，仔细查看了那个本子。他是市局工业保卫处的侦查员，以前曾是驻上海钢铁三厂的警员，对钢厂的术语非常了解。此刻他一看便知，本子上记录的是某家钢厂生产情况的数据，就来了兴趣。他想了想，对小丁说： “你通过延安东路派出所跟轮渡站沟通一下，如果有人询问这个本子，请务必留住那人，并立刻报告派出所或者分局。不管是派出所还是分局，只要接到报告，都必须把那人扣留，然后通知专案组。”

袁亚鹏交代完毕，随即返回建国西路专案组驻地，一翻反动宣传品原件，发现上面印着的关于上海钢铁三厂自1956年1月至10月的生产数据跟这个本子上的数据完全一致！

 

二、排除嫌疑

这是“1·15”专案侦查工作中发现的第一条线索，自然受到特别重视。袁亚鹏受命与另一名侦查员孙玮钧负责调查该线索，两人去了延安东路轮渡站，找了事发当日处理斗殴的治安值班员老曹了解情况。老曹的陈述与之前小丁介绍的情况无异。他们又向轮渡站负责人老李询问是否有人来认领这个书包。老李是个很仔细的人，他向包括轮渡上的水手在内的全站工作人员逐个询问，没有一人接受过此类查询。

袁亚鹏、孙玮钧又去黄浦区看守所逐个提审被拘留的几个斗殴青年。讯问下来，几人都说那个蓝色帆布书包是前一拨从浦西前往浦东的乘客忘在轮渡上的，至于是何人遗忘的，那就不清楚了，因为轮渡到了浦东靠岸后是先下后上的，他们上船时轮渡上已经没有从浦西来的乘客了。

这就有点儿奇怪了。尽管在那伙儿斗殴青年眼里，这个书包里的物件一分不值，可是对于那个丢失书包的人来说，搪瓷碗、铝饭盒、汤勺、毛巾，还有钥匙等，每一件东西都是他生活中少不了的。按照当时上海人的习惯，外出丢失了东西，如果回忆起来自己曾在哪个公共场所待过，就会回去询问，确实也有一些人因此找回了失物。可是，眼前的这个失主似乎属于另类，他是从浦西摆渡前往浦东的，乘轮渡肯定是记忆中抹不去的情节，当他发现自己丢失了书包后，为何不向轮渡站打听呢？两个侦查员越想越觉得这人可疑，于是就商量先找起来再说吧。

袁亚鹏，孙玮钧把目光投向了那个书包和里面的东西，两人逐样查看。书包是蓝色帆布制作的，正面包身上印着一艘船首高翘着航行于波浪中的轮船，右侧有四个竖排楷体字：乘风破浪。书包内外没有生产厂家的名称地址等信息；再看搪瓷碗和饭盒，倒是有生产厂家的，分别由“私立上海立丰搪瓷厂”和“国营上海第一铝制品厂”生产，饭盒里的那个汤勺也有生产厂家，是上海货；毛巾也是上海货，是“上海毛巾二厂”的产品；那个红色漆面的本子，是由“南京大璋纸品厂”生产的。最后查看的是那串钥匙，大大小小一共七把，从形状判断，应是司必灵门锁、抽斗或者橱柜门锁、挂锁的钥匙。

上述这些东西，单独看来并无分析价值，可是如果把它们放在一起去考虑，对于经常外调出差的袁、孙两人来说，轻而易举就跟外出旅行联系起来了。于是，二人推测书包的主人是一个从外地（包括上海郊区）来上海市区旅行的非上海市民；此人抵达上海后，购买了这个蓝色书包以及搪瓷碗、饭盒、汤勺、毛巾等简单生活用品，从这些用品七八成新的程度可以估计，他在上海已经待了不少于两个月的时间；从每把钥匙表面、特别是匙齿横断面的光亮度来看，这几把钥匙一直在使用，由此可以推断此人在上海的居住地不是旅馆，而是固定的民房，因为当时的旅馆是由服务员开门的；至于搪瓷碗、饭盒、汤勺、毛巾，是此人每天外出时需要使用的生活必需品，看来他经常出没于某个或者数个需要自备餐具用餐的单位，应是在该单位的食堂用餐；最后，就是那个红色漆皮本子了，从该本子上记载的内容来看，可以分为几个类型：家庭开支、文艺信息、日常备忘和钢厂生产数据，最后这项是专案组感兴趣的。这人所记录的其他内容跟寻常百姓无异，至于他为何在本子上记载这些钢厂数据，那暂时就无法下定论了。侦查员认为此刻最可疑的情况是：这人为什么在丢失书包后没向轮渡站询问？这一点再加上本子上的数据记载，就不得不使人对其产生怀疑了。

袁亚鹏、孙玮钧向专案组副组长曾振环作了汇报。曾振环听完后立刻说： “这个书包的主人应该是在上钢三厂做临时工作的一个角色，你俩按照这个思路去找人就是！”

次日，袁亚鹏、孙玮钧前往位于浦东周家渡的上钢三厂。跟驻厂的市局工保处警员说明来意后，警员陪同两人前往工厂保卫处。保卫处的忻副处长听袁、孙介绍了情况后，说看来这人就是在我厂工作的临时工了，临时工是人事处下面的“外来工管理科”负责招收和管理的，这事儿你们可以向他们去了解。他说着就要打电话把该科的刘科长叫来。侦查员说还是我们过去吧，他肯定是要翻材料的，过来了也还得一起过去。

二人随即去了外来工管理科，刘科长不在，就找了管理材料的王姓女科员。小王把临时工登记册拿出来让侦查员自己翻阅，两人粗粗一看，上钢三厂不愧是一家数万员工的大型企业，光临时工就有上千名。当下不看其他，单看来路，勾选出了一百二十九名来自上海市区以外的临时工。

这时，刘科长回来了，袁亚鹏向他说明了来意，重点是查访这些临时工中住宿在厂外、使用随身携带的餐具在厂里食堂吃饭的对象。刘科长闻言频频摇头，说没有这样的对象，一是来自外地，包括郊区的临时工都是住在工厂宿舍的，没有人住在厂外；二是本厂不论正式工还是临时工，都是使用本厂统一发放的搪瓷盆用餐的，是进厂时和工作服、劳防用品一起发放的，每人一大一小两个盆、一双竹筷，正式工的盆子上还印着姓名，临时工的盆子上印着阿拉伯数字。

这么一说，袁亚鹏、孙玮钧都傻眼了。少顷，袁亚鹏回过神来，他毕竟在上钢三厂做过驻厂警员，对该厂的情况有些了解，脑子里突然灵光一闪： “刘科长您说得对，三厂是发餐具的，不过我记得以前我在厂里食堂用餐时，曾看见过有人不用厂里发的餐具用餐，用搪瓷碗、饭盒甚至瓷碗的都有，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刘科长说有这种个别情况，那是有的工人丢失或者损坏了餐具，厂里一时还没来得及补发，或者是另一种特殊外来人员，他们是外厂来三厂进修、学习的，会在三厂待上三个月、半年甚至一年，这些人员是不享受三厂福利待遇的，所以就需要自备餐具。

行了，要调查的对象就在这部分特殊人员中！

袁亚鹏、孙玮钧根据厂技术处下面的技术交流股提供的外来进修人员名单，要求厂保卫处立刻把这些人请到会议室来参加座谈会。

结果，座谈会还没正式开始，书包的主人就找到了。人员到齐后，保卫处忻副处长刚把要调查的情况向与会人员说了说，还没向大家介绍来自市公安局的二位侦查员，马上有人站起来说那个书包是他的。于是，袁亚鹏、孙玮钧就请他去隔壁屋子谈话。

书包的主人名叫刁培清，二十四岁，来自江苏徐州，去年大学毕业，后被一家正在筹建的钢厂招收为技术员，受单位指派前来上钢三厂培训。上钢三厂对兄弟单位外派来取经学习的人员是不给任何福利待遇的。那个年代讲究坚持原则，冶金局、劳动局规定外派人员一律不得享受上海的福利待遇，那就是铁律，理解要执行，不理解也要执行。因此，所有外来学习人员都是自己解决住宿，至于用餐，可以在上钢三厂食堂搭伙，但要自己买饭票菜票，还得交搭伙费。那时，上钢三厂还没有建招待所，所以这部分人员只能自己设法寻找住处。

刁培清本来是可以在上钢三厂附近的农村花钱租间民居作为临时住所的，可是他临离开徐州，去钢厂筹备处拿介绍信、借支生活费时，正好厂长在场，问他去上海准备住在哪里。刁培清如实相告。厂长说： “你不必花这个钱了，为国家节省点儿开支吧。”说着就给他写了一张纸条，让他到上海后去徐家汇江苏省政府驻上海办事处找老钟同志，“他叫钟连盛，是我当年在八路军时的部下，他看了条子会给你安排住处的，不会收你一个子儿。”刁培清抵沪后前往办事处，老钟看了老上司的条子，二话不说就把他领到附近的一处公寓楼，这幢七层建筑的第三层是江苏省办事处长租的，老钟把刁培清安排在楼梯间。楼梯间面积不大，只有七八平方米，可是床铺、写字台、衣橱都是现成的，刁培清觉得很满意。

当然，也有不称心如意的方面一一离上钢三厂太远了，中间隔着黄浦江，来来回回还得摆渡。不过，因为这是厂长安排的，刁培清必须服从，况且可以为国家节省一笔住宿费，是好事儿，所以，远就远点儿吧。

然后，就要说到那个红色漆皮本子上关于上钢三厂钢铁资料的记载了。刁培清解释，他来上钢三厂学习，是备了专门的笔记本的，放在厂里的更衣柜里。他每天到厂后需要换下平时的衣服穿工作服，那时就把书包放进更衣柜，把笔记本装进衣兜，插一支钢笔，再进车间或者会议室。

去年12月上旬的一天，刁培清到厂后正掏钥匙准备打开自己的更衣柜时，上面一格柜子的主人、广西南宁来的小马端着一碗从食堂买来的豆浆风风火火地进来了。小马的柜子是不上锁的，他把柜门拉开后，因为豆浆烫手，就急忙把那个碗放在了打开柜子的边缘，不料一不留神把碗弄翻了，豆浆顺着柜子的缝隙淌到了下面的柜子里。幸亏刁培清动作快，急忙把里面的东西往外拿，可许多东西还是遭了殃，其中就包括那本刚用了一周的工作手册。

这天是上钢三厂的技术科长给他们作报告，当然是需要记录的，刁培清的工作手册给豆浆打湿了不能用，他只好把自己那个专门记录、摘抄杂七杂八内容的红色漆皮本子带上了。因为是临时替代，所以他就只记录了些数据，当天下班后另购了一个新本子，连夜把技术科长的报告整理出来了，而红皮本子上的那些数据，就留在了上面。

那么，丢失了书包为什么不去轮渡站寻找呢？刁培清说他那天感冒了，有点儿发烧，头晕脑胀的，才在上班途中把书包给弄丢了，回到厂里去医务室看病时才发觉。他在上班途中要换三趟公交车、一趟轮渡，根本不清楚书包是丢在什么地方了，想想里面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所以也就不打算找了。

侦查员立刻对刁培清的上述陈述进行调查，查看了刁培清所说的被豆浆泼过的那本工作手册，询问了小马以及当时也在场的两个人，还去医务室查问了那天接诊的医生并查看了药方，最后确认刁培清所言属实。

之前专案组寄予希望的这条线索，至此就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