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居然这么干了 让人们害怕
美经济学家诺顿谈三中全会:习近平对“改革”的定义与外界不同1978年中共第十一届三中全会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起点,共产党将其重要性和“遵义会议”相比拟。这个在文化大革命结束、毛泽东病逝两年后召开的会议,把阶级斗争转换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推动从僵化到半僵化的改革、让社会从封闭、半封闭到改革开放。随后1984年、1993年两届三中全会,共产党都在危机中主动或被迫推动经济改革措施,因此海内外对三中全会的召开总是抱着将出现”改革开放“信号的期待。
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的经济学家巴里·诺顿(Barry Naughton)在2013年对习近平和李克强上任后的改革措施感到期待,但是他在十八届三中全会召开一年后就准确预期,该会议的结论将难以推动。那么诺顿对即将在7月15日-20日召开的中共二十届三中全会又有什么期待呢?他日前接受自由亚洲电台专访时指出,习近平对”改革“的定义和外界的期待不同,他想打造的是“以新质生产力来提高全生产要素的‘去美化’经济体”,经济增长并非他的主要考量。
记者:三中全会在中国的改革开放历史上扮演了重要角色,您是否可以从经济学角度来谈论这个会议受到这么关注的原因?
诺顿:中共中央第三次全体工作会议在(党的领导)结构上非常重要,因为这会议在新一届党领导层选出后的一年召开。在过去的40年中,经济政策一直是共产党政策中最重要的部分,这会议的举行基本上意味着,“我们已经组成了新的领导班子,这(三中全会)是(宣誓)我们接下来打算在经济领域推动的政策”。在这逻辑下,这次有些不同,毕竟习近平已经在位很长时间。不过,这还是一个新政府,我们看得出李强在推动政策上是完全服从习近平的意愿,但是我们也能看出他和习近平在经济议题上有些不同观点。
从历史上看三中全会的特殊重要性,源于1978年华国锋试图推动的一些政策,也就是我描述的,为他认为将是他执政期间的经济政策设立议程,他知道自己会是一个弱势领导者,但他仍然为经济政策设定了议程,但没想到却完全崩溃了,在三中全会之前的工作会议上就已经崩溃了。关于这第一次历史上(重要)的三中全会,有件有趣的事情是,实际上它并没有说太多,除了宣布了一个极其重大的变革:即共产党的目标将不再是毛泽东追求的阶级斗争,而是转向经济建设。
所以,这确实是共产党一次根本性转变,从那时起,我们至少经历了三次非常重要的三中全会。1984年有一次,这实际上向世界发出了一个信号,表明在一段暂停之后,中国真的认真对待市场或经济改革,并将继续前进。1993年又有一次,它做了类似的事情,邓小平进行了他的南巡,这次三中全会中国承诺要建立一个市场经济,这不只是表示要改革,而是(进一步)表示要建立所谓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个三中全会制定了一个50项的改革方案,而且让人吃惊的是,几乎所有这些项目都实际上被执行完成了。
接着改革的步伐就放缓了,当习近平2013年上台时,部分原因是因为他真正希望有一个更具活力和更有纪律的中心;另一部分原因是因为他几乎痴迷于重复过去的里程碑。他在2013年设立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第三次全会,制定了一系列经济改革方案,其中大多数都未成功,大多数都未实施。这也是为什么,(这次)大家带着好奇和疑惑的态度,想看看接下来几周这个新的第三次全会会带来什么。
记者:您在习近平上台前曾对他推动进一步改革相当乐观,包括他先去深圳而不是像胡锦涛一样去西柏坡,但是您到2014年改变看法,认为十八届三中全会的结论最后难以推动。这一年之中您看到什么让您改变看法?
诺顿:我们不知道习近平的心思,所以我们对这个问题的答案并不完全了解,但我们可以说几点能够帮助我们理解的事情。首先,某种程度上,像任何政治家一样,习近平要上台时向很多人承诺了很多事情,其中之一就是进一步推动经济改革,在某种程度上进一步开放某些领域。对于其中一些承诺,我们可以清楚地说,“哦,他从来没有打算这样做“。第二件事是,改革这个词可以有很多不同的定义,我可以给它一个更具市场导向的改革的定义,包括降低进入市场壁垒,为竞争者制定更清晰、更客观的规则,增加市场竞争和范围。但是习近平对改革的定义并非如此。对他来说,一系列事情都应该被改革,尤其是让政府更具权威和更高效,更高效意味着更能够执行他的意志,对他来说这些就是改革。我认为这一点很重要,因为我们猜测这是接下来两周会发生的“改革”。
还有第三件事情是非常明显的,那就是当习近平试图执行其中一些改革政策时,他总是会经历一些短期的经济动荡,这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他每次遇到经济动荡,他就会缩回去。所以,很明显,从许多经济学家称之为“显示性偏好”(Revealed preference)的逻辑,(注:显示性偏好是观察消费者的行为理论,经济学家认为观察消费者不是看他们说想要购买什么,而是他们实际上花钱买了什么)来看习近平的改革,在2013年三中全会之后,习近平的显示性偏好是,在经济问题上,避免破坏现状无事生非,不要做任何可能引发潜在不稳定的事情。因此,我们在宏观经济的三个最基本领域看到了这一模式。首先是(他的政府)给予股市更大的影响力,结果导致了一个荒谬的泡沫,然后破灭了,习近平于是就撤销了这股市改革。
其次是试图在国际上开放资本账户,这导致了大规模的资本外流,特别是一些与政治权力相关的企业集团,它们把大量资金转移出国,随后政策被收紧。
第三个领域,甚至最神秘的是财政改革方面,实际上,2013年的三中全会并没有特别强调财政改革,因为人们认为这个改革已经被决定要执行,本来计划是分为三个阶段进行财政改革,第一阶段是由技术幕僚来实施,但第二阶段和第三阶段从未实施。我们不清楚具体原因。因此,这三个与2013年经济改革相关的重大失败点都显而易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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