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经济学家诺顿谈三中全会：习近平对“改革”的定义与外界不同

1978年中共第十一届三中全会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起点，共产党将其重要性和“遵义会议”相比拟。这个在文化大革命结束、毛泽东病逝两年后召开的会议，把阶级斗争转换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推动从僵化到半僵化的改革、让社会从封闭、半封闭到改革开放。随后1984年、1993年两届三中全会，共产党都在危机中主动或被迫推动经济改革措施，因此海内外对三中全会的召开总是抱着将出现”改革开放“信号的期待。

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的经济学家巴里·诺顿（Barry Naughton）在2013年对习近平和李克强上任后的改革措施感到期待，但是他在十八届三中全会召开一年后就准确预期，该会议的结论将难以推动。那么诺顿对即将在7月15日-20日召开的中共二十届三中全会又有什么期待呢？他日前接受自由亚洲电台专访时指出，习近平对”改革“的定义和外界的期待不同，他想打造的是“以新质生产力来提高全生产要素的‘去美化’经济体”，经济增长并非他的主要考量。

记者：三中全会在中国的改革开放历史上扮演了重要角色，您是否可以从经济学角度来谈论这个会议受到这么关注的原因？

诺顿：中共中央第三次全体工作会议在（党的领导）结构上非常重要，因为这会议在新一届党领导层选出后的一年召开。在过去的40年中，经济政策一直是共产党政策中最重要的部分，这会议的举行基本上意味着，“我们已经组成了新的领导班子，这（三中全会）是（宣誓）我们接下来打算在经济领域推动的政策”。在这逻辑下，这次有些不同，毕竟习近平已经在位很长时间。不过，这还是一个新政府，我们看得出李强在推动政策上是完全服从习近平的意愿，但是我们也能看出他和习近平在经济议题上有些不同观点。

从历史上看三中全会的特殊重要性，源于1978年华国锋试图推动的一些政策，也就是我描述的，为他认为将是他执政期间的经济政策设立议程，他知道自己会是一个弱势领导者，但他仍然为经济政策设定了议程，但没想到却完全崩溃了，在三中全会之前的工作会议上就已经崩溃了。关于这第一次历史上(重要)的三中全会，有件有趣的事情是，实际上它并没有说太多，除了宣布了一个极其重大的变革：即共产党的目标将不再是毛泽东追求的阶级斗争，而是转向经济建设。

所以，这确实是共产党一次根本性转变，从那时起，我们至少经历了三次非常重要的三中全会。1984年有一次，这实际上向世界发出了一个信号，表明在一段暂停之后，中国真的认真对待市场或经济改革，并将继续前进。1993年又有一次，它做了类似的事情，邓小平进行了他的南巡，这次三中全会中国承诺要建立一个市场经济，这不只是表示要改革，而是（进一步）表示要建立所谓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个三中全会制定了一个50项的改革方案，而且让人吃惊的是，几乎所有这些项目都实际上被执行完成了。

接着改革的步伐就放缓了，当习近平2013年上台时，部分原因是因为他真正希望有一个更具活力和更有纪律的中心；另一部分原因是因为他几乎痴迷于重复过去的里程碑。他在2013年设立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第三次全会，制定了一系列经济改革方案，其中大多数都未成功，大多数都未实施。这也是为什么，（这次）大家带着好奇和疑惑的态度，想看看接下来几周这个新的第三次全会会带来什么。

记者：您在习近平上台前曾对他推动进一步改革相当乐观，包括他先去深圳而不是像胡锦涛一样去西柏坡，但是您到2014年改变看法，认为十八届三中全会的结论最后难以推动。这一年之中您看到什么让您改变看法？

诺顿：我们不知道习近平的心思，所以我们对这个问题的答案并不完全了解，但我们可以说几点能够帮助我们理解的事情。首先，某种程度上，像任何政治家一样，习近平要上台时向很多人承诺了很多事情，其中之一就是进一步推动经济改革,在某种程度上进一步开放某些领域。对于其中一些承诺，我们可以清楚地说，“哦，他从来没有打算这样做“。第二件事是，改革这个词可以有很多不同的定义，我可以给它一个更具市场导向的改革的定义，包括降低进入市场壁垒，为竞争者制定更清晰、更客观的规则，增加市场竞争和范围。但是习近平对改革的定义并非如此。对他来说，一系列事情都应该被改革，尤其是让政府更具权威和更高效，更高效意味着更能够执行他的意志，对他来说这些就是改革。我认为这一点很重要，因为我们猜测这是接下来两周会发生的“改革”。

还有第三件事情是非常明显的，那就是当习近平试图执行其中一些改革政策时，他总是会经历一些短期的经济动荡，这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他每次遇到经济动荡，他就会缩回去。所以，很明显，从许多经济学家称之为“显示性偏好”(Revealed preference)的逻辑，（注:显示性偏好是观察消费者的行为理论，经济学家认为观察消费者不是看他们说想要购买什么，而是他们实际上花钱买了什么）来看习近平的改革，在2013年三中全会之后，习近平的显示性偏好是，在经济问题上，避免破坏现状无事生非，不要做任何可能引发潜在不稳定的事情。因此，我们在宏观经济的三个最基本领域看到了这一模式。首先是（他的政府）给予股市更大的影响力，结果导致了一个荒谬的泡沫，然后破灭了，习近平于是就撤销了这股市改革。

其次是试图在国际上开放资本账户，这导致了大规模的资本外流，特别是一些与政治权力相关的企业集团，它们把大量资金转移出国，随后政策被收紧。


第三个领域，甚至最神秘的是财政改革方面，实际上，2013年的三中全会并没有特别强调财政改革，因为人们认为这个改革已经被决定要执行，本来计划是分为三个阶段进行财政改革，第一阶段是由技术幕僚来实施，但第二阶段和第三阶段从未实施。我们不清楚具体原因。因此，这三个与2013年经济改革相关的重大失败点都显而易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