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田北铭
杨继绳：“人类的记忆是国家和民族赖以进步的阶梯，是人类航程前进的路标。我们不仅要记住美好，也要记住罪恶，不仅要记住光明，也要记住黑暗。极权制度下的当权者隐恶扬善，文过饰非，强制地抹去人们对人祸、对黑暗、对罪恶的记忆。因此，中国人常犯历史健忘症，这是权力强制造成的健忘症。我立的这块墓碑恰恰是让人们记住人祸、黑暗和罪恶，是为了今后远离人祸、黑暗和罪恶。”
有人说农村重新集体化是为了备战、备荒、准备打仗，尤其是准备和台湾、美国打仗，应对美国和国际封锁。我不确定决策者是不是这种思路，但我知道，集体化绝对不仅仅是一种经济制度，更是一种政治制度。
如果要实行集体化，就不能只在农村实施，更要在城市实施。至少目前还没看到要在城市实行集体化的迹象，没有相关文件公布，也没有舆论准备。假如城市不实行集体化，农村的集体化必然推行不彻底，很多人会从农村逃荒，到城市投奔家人。现在的农村基本上留守老人和留守儿童，中国二十年以来不仅消失了150万个农村，没消失的农村也早已空心化，没有年轻人，没有经济资源，暮气沉沉。中国目前5亿人居住在农村，9亿人生活在城市，如果城市也实行集体经济，城市将养不了那么多人，原因很简单，城市的天然气、电力、汽油、各种生活物资，在国际封锁的条件下各种物资短缺，必须向农村转移人口。而且留那么多人在城市，容易不稳定。到时要转移多少人口？不好说，只能说有数亿。超级大迁徙。

就算要在农村实行集体化，把农民土地都收回去，怎么安排农民劳动呢？如今的中国早已经是农业机械化，种粮食都有机器，不怎么使用人工，除非是瓜果蔬菜种植，还需要人工。农业集体化以后是不是要让农业机械退场，让人工取代机器？要不然农民闲在家里，只是画地为牢吃饭吗？成为只会吃饭听话的动物。
要在城市实行集体化，绝对不是农村那么简单，直接就毁了各行各业，因为现存的各行各业都是以经济联系和市场机制为纽带，集体化只会毁了国家的经济根基，万业消融集体独大。城市经济运作十分精细，在现代经济基础上实行集体化，这种事没有先例，没有经验可学，稍有不慎就是大祸一场。
在我看来，现有的市场机制没有失灵，政府的税收、货币政策都还运行，经济手段配置资源仍然是主要办法，即便中国面临极其严峻的外部挑战，可以通过救济制度保障绝大多数人的生存供应，中国底层要求很低，只不过有口饭吃，如此卑微而已，以中国的国力，只要在分配制度公平一些，足以应对挑战。实行集体化是自毁经济长城、自断命脉、经济政治双重自杀。四十年经济发展成就毁于一旦。

在经济国家所有制为主的基础上，把每一个人的生产和生活都纳入国家计划之中，国家政权的控制力深入到社会的每一个毛孔，只是知识分子设计的一种美好的愿望，计划经济缺乏技术上的可行性，所谓计划经济，实质是统制经济。在农村，实行农业集体化，生产资料收归集体，农民生产的一切产品全都由国家统购统销。居民的生活资料全都由国家凭票证供应。工商业都由国家经营管理，各类物资全由国家控制。在统制经济情况下，全部国家经济机构是一架大机器，是一架使十亿人都按照最高指令工作的机器。在这架大机器里，控制中枢集中老百姓的劳动成果，由行政权力支配。极权政治又是实施统制经济的必要条件。
由于政治和经济高度集中，集体所有制实际是官僚所有制。官僚们可以不顾老百姓的意愿，随意支配国家财富。老百姓的生活资料，都得仰仗官僚们分配。在这个制度下，“不服从者不得食”。一切生产资料收归集体，农村种什么作物，种多大面积，用什么方式种植，农民和村干部没有权力决定。农村生产的粮食、棉花、油料等一切产品全都由国家统一收购，统一销售。每一个农民吃多少粮食，吃什么样的品种，由县以上的党政机关决定。农民在政治权力的高度禁锢中劳动和生活。他们的生活资料由政府严密控制下的集体组织来保证。一旦政策失误，集体组织失去了保证能力以后，由于农民被捆住了手脚，死到临头，也不能采取自救措施，只能坐以待毙。

比如，大饥荒时期，河南省潢川县设立收容所67处，收容企图出外逃荒的农民9330人，在收容所里毒打致死、致残2195人。
集体化的前提建立严格的户籍制度，购买生活资料的票证只能在户口所在地领取。人们被锁定在户口所在地。
要打破现有政治和经济制度，强制发动集体化运动并维持运转，必须实行高度的经济垄断、政治垄断和思想垄断。现在来看，这3个条件都不存在。
首先，领袖必须拥有绝对权威，下达的指示被置于至高无上的地位，领袖的话高于法律，高于政策，高于道德，高于一切社会标准。每一句话都是“最高指示”。“最高指示”一发表，人们三更半夜地起来庆祝，“传达不过夜，执行不走样”。现实是，中国早已经从强人政治转向了常人政治。最高执政者再不是战争年代造就的政治强人，而是靠机遇、性格、家庭背景走入最高层的普通人。常人政治的一个特点是，他不能按照自己的理念行事，只能按照现实需要行事；他不能凭借自有的政治强力来推行某些主张，只能在各种政治力量的合力的推动下作为。他的成功与失败决定于对现实需要的判断，决定于对政治力量的合力的方向的判断。

其次，思想垄断早已不存在。通过教科书、媒体、会议等一切形式，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地向每一个人灌输官方意识形态，对与官方不一致的思想不停地批判，对外来思想严密封锁，使得官方意识形态控制了每一个人的头脑，指导每一个人的行动，充满了全社会的话语体系。
意识形态的权威高于政治权威，信仰是很多人参与政治运动的动力。文革结束以后，对党组织的盲目信任、对官员的盲目尊敬已不复存在。对共产党奴隶式的服从已被怀疑和批评取代。官方用“信任危机”来概括这种现象。辉煌一时的意识形态大厦已经是一片废墟。真理的旗手已经从执政者转向民间及其代言的知识分子。官方意识形态不仅已经丧失了神圣性，也在相当深的程度上丧失了可信性。意识形态的执掌者在对知识分子实行打压时理不直，气不壮，他们的打压指令常常用口头传达，而不用正式文件。

最关键的，国家现在的主要经济资源并不是掌握在政府手里的集体财产，而是掌握在那些直掌权力的官员、他们的家人、亲属、朋友以及那些接近权力的人，用集体化消灭市场机制，相当于剥夺官员们的财产，必然受到最激烈的抵制。房产税多年未能实行，根本原因是官僚集团的集体反抗，如果要实行集体经济，只会遭遇更激烈的反抗与破坏。“天下难治，人皆以为民难治也，不知难治者非民也，官也。”官僚们有二重性：他们有恪守职责的一面，也有为自己、家庭和“山头”谋求利益的一面，官僚集团有独立于最高统治者之外的利益。把为党服务的职权变为统治人民群众的职权，利用他们支配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权力来谋取自己小集团的私利。这些官僚特权阶层，侵吞人民的劳动成果，占有远比一般工人和农民高几十倍上百倍的收入。他们不仅通过高工资、高奖金、以及花样繁多的个人附加津贴，得到高额收入，而且利用他们的特权地位，营私舞弊，贪污受贿，化公为私。他们在生活上完全脱离了普通民众。他们唯一的考虑，是如何巩固自己的经济地位和政治统治。他们的一切活动，都以特权阶层的私利为根本。他们甚至不惜把子女家人送到国外，把天量财富转移国外，绝对不允许有人来共他们的产，断他们的财路。
在极权制度下，不仅有尖锐的官民矛盾，在官僚体系内部，很难和谐地解决权力继承和权力分配的问题，最高统治者和官僚集团之间，这部分官僚和另一部分官僚之间，也存在尖锐的矛盾。重大政策的推行都要伴随着残酷的政治斗争。如果没有镇压，一切都不灵。这个制度最容易犯决策错误；由于不允许批评，出现了决策错误以后又很难纠正。一个又一个错误，不仅加剧了社会矛盾，也加剧了领导集团的意见分歧和内部矛盾。
集体主义是以抹杀个人的权利为前提，是违背人性的。用强权构建的集体制必然是极度集中的严酷制度。在几百年的实践中处处碰壁，无论苏联、东欧、古巴还是非洲那些试验社会主义的国家，没有成功的先例。在中国也一再受挫，前景渺茫。
以集体主义为宗旨的政权是扼杀个性、违背人性的，必然有来自人性的反抗。没有强力镇压，这样的统治一天也不能维持。对于经济来说，从来逃脱不了“一统就死，一放就乱”的循环。
人丧失了私有财产，也就丧失了个人自由，在这种制度下，依靠党，依靠国家，依靠集体才能生活，否则寸步难行。在中国，凡是国家不管的东西，都不短缺；什么东西只要被政府看上，政府一伸手，那就立刻成了稀缺物品，供应不上了，立刻就要排队了。私有财产是个人自由的经济基础，私有财产丧失了，个人的自由也就随之完全丧失了；私有制度被消灭了，个人的自由也就完全消灭了。个人自由和集体制是不相容的。
坛主:花镶玉于2024_07_05 13:43:52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