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爆发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央党校这三所北京的高校成重灾区。北大校长陆平、清华校长蒋南翔、中央党校校长林枫，都成了造反派“炮轰”、批斗、打倒的对象。



林枫被打倒



毛泽东发动文革，最初主要依靠中央文革小组。毛的妻子江青任副组长，毛在延安整风时期整人最重要的帮手康生任顾问。毛在文革中整人的意图，通常是通过江青或康生向下传递的。



文革开始后，康生成为中央党校文革运动的直接领导者。



据文革结束后在中央党校负责“清查”冤假错案和落实政策的梁红伍讲：“从当年的那些资料中，可以清晰地看到：从林枫被点名批评、贴大字报、批判斗争、罢免职务、隔离关押、专案审查、校外批斗，直至正式逮捕、投入监狱、审讯逼供、罗织罪名、定性定案，每一步都是按照康生的指示、讲话或直接指挥下进行的，都是在他一手操纵下完成的。”



1966年6月20日，康生批评林枫在党校“镇压革命群众”，同时警告林枫说：“你要准备，有人提你在东北反对林彪的问题，犯了路线错误”。7月10日，党校一名年轻学员贴出批判林枫“反对毛泽东思想”等“十大罪状”的大字报。8月13日，康生接见了大字报的作者以及另一名写过“炮轰黑校委”大字报的青年干部，表示“支持你们的革命精神”，鼓励他们“坚持和林枫黑帮进行斗争”。



此后，中央党校贴出许多“炮轰林枫黑帮”的大字报。8月19日，党校“造反派”根据康生关于“夺权”的“指示精神”，指使一些人在校委会召开的全校大会正在进行之时，突然跳上主席台把林枫等人轰下来，给林枫戴上高帽子、挂上黑牌子在校园内游斗。



之后，看到林枫依然“不肯认错”的“顽固态度”，康生多次指示党校“要开林枫的大会”，“向中央提罢林枫官的问题”。



不久，党校造反派向中央写了报告。12月23日，中央批转了这个报告，撤销林枫在中央高级党校的职务，并决定对林枫进行专案审查。



1968年3月30日，林枫被正式逮捕，关进秦城监狱。




林枫遭大难



林枫被打倒后，从肉体到精神都受到严重摧残。



1966年12月14日和18日，林枫两次被押往北京工人体育场的批斗会场。在有几万人参加的批斗大会上，林枫被逼迫低头下跪，遭拳打脚踢，但他硬是不肯弯腰。18日的批斗会上，林枫在坐“喷气式”时不断挣扎着直起腰，昂起头，以至激怒了丧失理性的打手，他肋骨被打断，左臂被打骨折，内脏被打出血。寒冬腊月，他的鞋被踢飞，袷衣被扯开，他就这样袒露着胸膛被拖着“游场”，最终昏倒在批斗会场。



在秦城监狱，因遭受非人的待遇，林枫患上糖尿病、肺结核等多种疾病并日趋严重。林枫曾被押解到复兴医院，住在由公安机关管辖的在押犯人病区。在这里，林枫仍然受到审查与折磨。他被勒令给其他重病犯人端屎倒尿，还不许他对外讲。



康生通过“专案审查”，给林枫罗织了“黑帮分子”、“反党分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老国民党员”、“伪造历史，冒充共产党员，与日、蒋特务勾结”、“里通外国”、“长期执行修正主义路线”等罪名。



林枫蒙难的原因



第一个原因是，为了打倒刘少奇。



毛泽东发动文革要打倒的最大政敌，是当时中共第二号人物刘少奇。



要打倒刘少奇，就必须找到刘少奇的“罪证”。从哪里找呢？曾经在刘少奇身边工作过的人，是刑讯逼供的重点。



林枫1936年5月当过时任中共北方局书记刘少奇的秘书，后来还当了北方局组织部长，是刘的得力助手，因此被认定为刘的亲信。



林枫被专案审查后，专案组在给康生的报告中写道：林枫谈到1936年刘少奇曾给他一张汇票，款额4万元，但林枫说不知道钱从何处来。康生立即将这“4万元问题”与“1936年刘少奇去南京同国民党谈判”一事联系起来，认定这是“国民党给刘少奇的特务活动经费”。



两天后，事情还没查清楚，康生就将此材料批转中共政治局。同时，命令办案人员立即审讯林枫夫人郭明秋，明确提出：“今后要通过林枫、郭明秋突击刘少奇的问题”，要把“4万元问题”作为打开“刘少奇叛徒、特务集团”的“突破口”。



后来，专案组从中央档案馆查到，刘少奇交给林枫的那4万元，是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张闻天，在刘少奇从延安到天津任北方局书记时，给刘少奇的活动经费。



第二个原因是，他也整过人。



1949年中共建政后，高岗任中共东北局第一书记、东北人民政府主席，林枫任东北局第一副书记、东北人民政府第一副主席。



1954年，毛泽东打倒高岗、饶漱石后，着手清洗高岗在东北局的“亲信”。为此，毛派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到沈阳，召开东北局高干会，传达中央指示，要求与会者揭露高岗的问题。毛还派公安部长罗瑞卿坐阵东北局，清查高岗在东北局的反党活动。



在东北局高干会上，有人揭发说，高岗在东北局的老部下，东北局第二副书记张秀山、第三副书记张明远、组织部长郭峰，曾任东北局副秘书长兼办公厅主任、时任国家计委秘书长马洪，东北局秘书长兼农村工作部部长赵德尊，是高岗的“五虎上将”，参加了高岗的反党宗派活动。



罗瑞卿得知这个情况后，立即对这五人是高岗的“五虎上将”的说法表示肯定，认定他们是高饶反党联盟成员。



罗瑞卿发言后，林枫接着发言称：东北局的某些负责人“积极参加高岗阴谋夺取党和国家领导权的宗派活动，如公开制造流言蜚语，指桑骂槐，挑拨离间，污蔑中央领导人，帮助高岗把持东北局的领导，甚至肆无忌惮地进行中央委员补选的非法活动等，这是党的纪律所绝对不能允许的。”对于罗瑞卿的发言，“我完全同意”。



1954年4月24日，东北局高干会通过了东北局给中央的报告：“鉴于张秀山、张明远、郭峰、马洪、赵德尊等均积极参加高岗反党反中央的宗派活动，错误十分严重，特建议中央撤销他们现任东北局副书记和东北局委员及其他党内职务。”



同年4月28日，中共政治局召开会议，批准了上述建议，并于同年5月4日向省级以上党组织公布。



1955年3月31日，中共全国代表会议通过《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决议》。决议点了张秀山等五人的名。此后几十年，他们背负“高岗反党宗派”成员的恶名，不得翻身。



现在发现的史料表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根本不存在；张秀山等五人也不是什么“高岗反党宗派”成员。



第三个原因是，他曾是中共地下党。



林枫1927年3月，加入中共。至1937年七七事变前，主要在北平、天津一带，从事中共地下工作达十年之久。



1932年11月，林枫任中共北平市委书记兼组织部部长；1933年，任中共河北省委巡视员；1935年12月，复任中共北平市委书记；1936年2月起，任中共天津市委书记。



1936年春，刘少奇以中共中央代表的身份，赴天津主持中共中央北方局工作。1936年5月，林枫任刘少奇秘书。1937年“七七事变”后，刘少奇将北方局撤退到山西。1937年9月至1938年5月，林枫任中共山西工委（后改省委）副书记。1937年11月起，任中共北方局委员兼组织部长。



1949年中共军队占领南京后，中共领导人对地下党有一个十六字方针：“降级安排，控制使用，就地消化，逐步淘汰”。



此后，在中共搞的历次政治运动中，当年为中共出生入死的地下党员，绝大多数成为被整肃对象，许多人被整得妻离子散、家破人亡。



文革爆发后，当年在北平从事地下工作的许多人，如彭真、刘仁、崔月犂等，都遭了大难。曾经当过北平市委书记的林枫也在劫难逃。



结语



至1966年文革爆发，林枫为中共效命近40年。1959年、1965年，林枫分别当选第二届、第三届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官至副国级，属于中共党和国家领导人之一。



但是，在1977年林枫去世后的追悼会上，他的身上盖的是一个白布单，而不是中共党旗。也就是说，他至死，中共竟然不承认他是中共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