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8月初，中共中央已经发现此前的乐观估计又错了。1960年的粮食产量不仅无法达到计划中的6000亿斤，很可能只能收获4500亿斤。粮食产量一下子缩水1/4，无论是购还是销，原来的计划全都无法实现了。这一情况让中共中央十分紧张，开始提出，全国下一年度的粮食安排必须马上“按需要从低的原则”妥善部署计划。按照这一思路制定的1960年度粮食收支调拨计划，仍旧是站在国家的立场上，坚持要大大增加国家征购粮的数量。1960年度的征购数字被进一步增加到了1325亿斤，虽然销售粮数也相应提升到1108亿斤，出口粮数降低到48亿斤，但在粮食总产量已经低于1957年水平的情况下，即使纸面上全国农民每人全年口粮也只能安排到360斤原粮。不要说留给农民的这部分“粮食”不少是靠白薯、大豆之类充数，即使农民真的能够拿到这个数字的粮食，每人每天平均也只有7两的东西可吃。

眼看粮食真的出了问题，毛泽东第一个反应是，必须坚决压缩水利等农村基本建设工程，“挤出一切可能挤出的劳动力，加强田间生产的力量”。他显然很着急，但并没有想到解决眼下问题的办法，而是指望来年下大力生产粮食。他提出：“民以食为天，吃饭第一，必须全党动手，全民动手，大办粮食。”

9月7日，中共中央发出的指示更是不切实际。它要求进一步压缩城乡口粮标准，并且提出，农民口粮按淮河南北划线，一般应维持平均每人全年360斤原粮，一些地方应压到平均每人300斤以下。指示介绍称：“据河北省委调查，平均每人每天有0.8市斤原粮，加上2斤到2.5斤菜，大小人口调剂着吃，劳动力可以维持通常的劳动。”

可想而知，正是在此前后，因实在无粮以救饥馑，大家纷纷异想天开地构想种种含有这样或那样蛋白质及碳水化合物的“代食品”来充数。从毛泽东一直到地方，各级党政主管部门也都信以为真，想方设法地进行鼓吹，并且投入大量人力、物力、财力去组织生产。

连续两年“大丰收”，为什么还会发生如此严重的缺粮现象，并且会出现粮食产量大幅下滑的情况呢？毛泽东这时无论如何不能不去寻找答案了。而他这个时候也终于考虑出了一个模糊的答案。

1960年10月到12月，在毛泽东的指示下，中共中央接连撤换了饿死农民人数太多的山东、甘肃、河南3个省的省委第一书记。与此同时，毛泽东把造成农村问题的症结归纳成“五风”（即共产风、浮夸风、强迫命令风、干部特殊风和对生产瞎指挥风），并据此要求各地整风整社，“以纠正‘共产风’为重点，带动其余四项歪风的纠正”。

11月27日，毛泽东在各中央局汇报时再提粮食增产、丰收，“为什么还会出现饿死（人）的现象”这一问题。他自然不承认“大跃进”或人民公社的基本方针政策有什么问题，而是强调这根本上是“共产风、浮夸风、干部特殊化”闹的。至于为什么会刮起“共产风”呢？毛泽东带头承认自己“有缺点、有错误”，说“第一个要负责任的是我，北戴河会议决议，有些内容写过了头”。

第二天，毛泽东借转发甘肃省委关于贯彻执行中央紧急指示信的机会，用“中央”之口再度就他在推动“共产风”问题上的责任做了更具体的检讨。他写道：毛泽东“自己也曾犯了错误，一定要改正。例如，错误之一，在北戴河决议中写上了公社所有制转变过程的时间，设想得过快了”。而且，当时没有注意到不能由公社来“共”生产队的产，不能搞“一平二调”，不能多搞公共积累，不能过多地搞公共工程，等等。

毛泽东主动检讨后，中共诸多领导人也纷纷在各种场合进行了自我批评。至此，建立在“大跃进”思想基础上的粮食计划指标也迅速降下来了。

1961年1月中共中央还估计1961年度的粮食产量可以达到4100亿斤，但春夏粮食全面紧张，全国十几万个粮站存粮降到160多亿斤，京、津、沪粮食供应全面告急；夏收时更发现全国粮食产量最多可能只有2800亿斤，甚至2650亿斤左右。鉴于此，中共中央不得不大幅调低1961年度的粮食征购数。因粮食严重减产而造成粮食供应缺口，中共中央除下决心将城镇人口压缩2000万以外，还被迫决定动用国家黄金储备41万两、白银储备1.4亿两，以每吨70美元的价格进口上百亿斤粮食来填补。但即使这样，主管经济工作的领导人计算来计算去，还是认定必须要征购780亿斤粮食，并要把农村粮食销量从418亿斤压缩到空前低的300亿斤。

按照毛泽东1959年2月的说法，粮食征购不超过总产量的1/3，农民就不会造反。但周恩来在1960年8月24日中央工作会议上承认，1957年以前征购比例一般在1/3以下，即27%至28%左右，最高也只有29%。但1958年因估产过高，征购比例实际上已经超过35%。1961年如果征780亿斤，合原粮900多亿斤，恐怕也要占到总产量的33%了。考虑到这一比例可能带来的危险，最终这一征购数字不得不下调到717亿斤。当然，这已经无法阻止1961年更加严重的饥荒全面发生了。

1961年1月上旬，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3位被处分的省委第一书记也都正式做了检讨。

甘肃省委原第一书记张仲良承认：甘肃工作中的错误是十分严重的，“1958年粮食产量公布220亿斤，最后落到110亿斤；1959年粮食数字开始提400亿斤，公布370亿斤，以后定为270亿斤，实际产量仅仅85亿斤。”“从1958年春季，几个县就发生外流、浮肿、死人。1959、1960年发生问题的面积愈来愈大，时间愈来愈提前，情况愈来愈严重。死人数字是骇人听闻的。现在知道，总数85万人（包括非正常死亡），耕畜死亡70多万头”。

河南省委原第一书记吴芝圃也痛切表示：“估计从1959年10月到1960年11月全省共死亡人口200万左右……受灾最严重的地方，人民被摧残得家破人亡，几乎人人戴孝，户户哭声，有的整个村庄变为废墟，令人目击泪下。”

山东省发生严重饿死人的情况1958年底就开始了，持续时间更长，故山东省委原第一书记舒同也不能不受到更多的批评。

实际上，除此三省外，其他许多省的死人情况也非常严重，只是多数地方盖子还没有揭开。即使是那些开始揭盖子的地方，由于粮食紧张的局面一时无法改变，因此饥荒死人的现象难以很快得到遏止。好在，毛泽东终于不再坚持办公社食堂了。1961年2月，他第一次在食堂问题上松了口，表态说：“办食堂或搞别的事，不要千篇一律，一定要适合情况，一定要根据各地的特点。如果不适合情况，比方办食堂，势必要垮台，也应该垮台”。

据此，谭震林于3月初在中央会议上提出，办不办食堂的问题和要不要继续实行供给制的问题，农民很关心，但又不敢公开提出来，是否可以讨论一下。

4月15日，毛泽东的秘书胡乔木在毛泽东家乡韶山公社调查报告中提出：“从群众反映看来，大多数食堂目前实际上已经成了发展生产的障碍，成了党群关系中的一个疙瘩。因此，我们认为，这个问题愈早解决愈好。”报告并列举了食堂破坏性作用的种种例证。

4月下旬，毛泽东、刘少奇、邓小平均表示，在食堂问题上受了骗。大家一致同意胡乔木的报告，主张“当机立断”。周恩来说得好：“食堂不解决，什么也不能解决。因为自留地要人来种”。

这一年夏天，对农村生产及农民生活破坏性最为直接的公共食堂终于停办了。食堂散伙后，供给制亦废止了，社队从农民手中“抢”去的各种私人财物等部分退赔给农民，农民重新回到家庭生活当中来了。这样，农民又可以养猪、养鸡、积肥，自主经营自留地了，也因此再度有了一些自我应对粮食困难的调节能力。

除此之外，中共中央这时也意识到了解决粮食紧张问题的另一个关键点，即工业、基建、水利“大跃进”的严重副作用，特别是1958年大办钢铁、大办工业、大办水利等猛增出来的吃商品粮的2000多万人。他不得不痛下决心将这些增长出来的人口强行“精简”到农村去，并且对工业、基建、水利等诸多大中型项目建设实行“关、停、并、转”，全面缩短工业、水利战线。如此，持续三年多的严重饥荒，又经过了一年左右的时间，才逐渐得以告一段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