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王江松 写于不同历史时期 整理于二零一四年

劳动者的矛盾特征和矛盾处境

作为劳动过程的出发点和归宿点，作为劳动的一个最为重要和关键的要素，劳动者的地位和作用是无可置疑的。但是，我们不可以盲目地迷失于一片对劳动者的贊美和歌颂声中。如果我们冷静地观察一下劳动者的真实状况，就会赫然发现劳动者处在相当困窘的内在矛盾和相当尴尬的外在困境之中。

一、劳动者的矛盾特征和矛盾处境

如同劳动是一个悖论，劳动者也是一个悖论，具有一系列自相矛盾的特征。虽然劳动者是劳动体系和劳动过程的起点和终点，但在整个社会生活体系和过程中，劳动者，不论是作为群体还是个体，其精神性、主体性、创造性、目的性、自由自主性、自我实现性、个性的发展程度，相对而言都是最低的。

1、劳动者为整个人类的精神性、主体性、创造性、目的性的发展奠定了物质基础，但其自身的主体创造性和精神文化程度最低復杂劳动当然具有较高的精神性、主体性、创造性、目的性，即使是简单劳动也具有最低限度的精神性、主体性、创造性、目的性。不过，相对于其他社会成员而言，劳动者的主观方面或主体方面的发展程度仍然是最低的，这是因为劳动的精神性、主体性、创造性、目的性在很大程度上被抽走了而变成劳动过程的外部动力，以至劳动过程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一个机械的、被动的、单调的执行过程。席勒、黑格尔，尤其是马克思，早就指出过劳动的这种异化性质：科学知识和一般生产力的积累，同劳动和劳动者相对立而被吸收在资本当中，从而表现为资本的能力、权力和属性，比如，在机器生产体系中，科技知识和管理知识表现为一种由资本家加到劳动过程之中的、外在的、异己的东西，而活劳动只是机器生产体系中的一个被动的环节，以致在自动化程度极高的企业，工人将逐步成为多余的。到了20世纪，布雷夫曼等人进一步详细地研究了垄断资本主义条件下劳动者的去技能化（deskilling）——设计、构想、计划过程与执行过程相分离，知识集中于管理者手中，留给工人的只有一种重新解释过的并且不幸是不充分的技能概念、一种特殊的灵巧、一种有限的和重復进行的操作，等等。通过对工人劳动的这种去技能化、同质化、碎片化，资本得以同时实现三重目的：降低劳动力价格、提高劳动生产效率、提高对工人的管理控製能力。这种去技能化的过程，同时也就是去精神化、去主体化、去创造化、去目的化的过程。

2、劳动者为人类的自由发展和自我实现准备了经济条件，但自己的劳动却主要是甚至不过是一种谋生活动马克思指出，一个人在通常的健康、体力、精神、技能、技巧的状况下，也有从事一份正常的劳动和停止安逸的需求。即使是在奴隶主强迫奴隶劳动的情况下，每当奴隶克服自然界对人类构成的困难而创造出种种人间奇迹时，奴隶们也会感到由衷的骄傲和自豪。马克思把这种对外部自然界的克服看作是人的「自我实现」、「主体的物化」、「实在的自由」，而「这种自由见之于活动恰恰就是劳动」。在这裏，马克思看到了劳动的双重性质：谋生性、被强製性与自由自主性、自我实现性。但马克思在其整个政治经济学批判中始终强调的是，有史以来直至资本主义时代，劳动者都不过是在必然王国争得一点点自由，他们的劳动主要是一种被迫的谋生活动，即使他们也具有自由自主和自我实现的需要，也很少有机会得到满足。马克思的这一判断基本属实。20世纪以研究和倡导自我实现而闻名世界的人本主义心理学家马斯洛的理论，实际上也从另一方面印证了马克思的观点，因为他拿来作为范本和典型的自我实现者、高峰体验者，绝大多数都不是劳动者，而主要是一些在政治、经济、文化领域做出过杰出贡献的人。

3、劳动者为人类个性的发展提供了历史前提，自己却被模式化、同质化、平均化、标准化受製于社会分工的必然性、阶级统治的强製性和谋生的被迫性，劳动者的个性自然就得不到充分的发展，相反，他们为了能够活下去，不得不在规模化、标准化、程序化的劳动生产体系和过程中从事一份被规定好的工作，承担一项高度片面化和专业化的职能，成为机器体系中的齿轮和螺丝钉。他们只有在劳动过程之外的业余生活中才有可能发展一点自己的个性、兴趣和爱好。劳动者中当然也有一些非常富有个性的人，但与其他社会阶层相比较，应当承认，无论是所占数量的比重，还是整个阶层的个性发展程度，劳动者都是最低的。

4、劳动者是物质财富的主要创造者，但最后分配到的人均财富却是最少的自然资源是财富的重要来源，不过，自然资源是通过劳动才转化为人类可以享用的财富的，况且自然资源是大自然平等地、一视同仁地赐予所有人的。因此可以说，劳动者是物质财富的主要创造者。没有劳动，人类至今还处在与动物一样茹毛饮血的阶段。然而在财富的实际分配过程中，劳动者所得到的相对份额是最少的，其人均财富占有量是最低的。存在着种种「抽血机製」和「输血管道」，源源不断地把财富从劳动者那裏转移到其他社会成员那裏。马克思等社会主义思想家们所揭露的剥削（或对剩余劳动的掠夺），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差别只在于剥削程度有高低之分，剥削方式有粗暴和巧妙之分。劳动者积极的或消极的反抗程度高一点，剥削程度就会低一点，但迄今为止还没有哪一个国家达到了消灭剥削的、真正平等的状态。

5、劳动者支撑了整个社会大厦，但其社会地位最低，社会权利最少即使在现代工业社会，我们也能够看到，很多终日流汗劳动的人，不仅经济收入最少，而且享受不到政治权利、思想文化权利、社会保障权利，享受不到作为人和公民的基本权利和尊严。他们的前辈——奴隶、农奴、依附农，情况就更为悲惨了。

6、劳动者人数最多，但却成为社会弱势群体

没有哪一个阶级或社会群体比劳动者数量更大了，但劳动者却在经济、政治、社会、文化乃至日常生活中全面地处于弱势地位。劳动者彷佛像中了魔咒一样，默默地挣扎在社会的底层、下层，在最好的情况下，也不过上升到中层而已，除非他们摇身一变而成为非劳动者。

二、劳动者特征和处境的历史变化

以上对劳动者矛盾特征和矛盾处境的描述看起来是令人悲愤和悲观的。不过，也正是在这种矛盾的特性和处境中，孕育着新的萌芽和希望。

1、劳动者不仅保留了人的精神性、主体性、创造性、目的性，而且使之得到了新的发展劳动者的物质资料生产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核心、基础和腹地，非劳动者的生存和发展一刻也离不开劳动。只要劳动承担着人类生存和发展所必需的物质资料的功能和职能，它就必定成为人类的精神性、主体性、创造性、目的性的熔炉、储藏所和助推器，一旦劳动者的精神性、主体性、创造性、目的性被摧残净尽，劳动就不成其为劳动了。从黑格尔对主奴辩证法的深刻论述中，可以揭示出劳动的这种陶铸人性的作用：正是在严酷的、艰苦的、被强製和压迫的劳动过程中，奴隶成为依靠自己的主体力量而生存和发展的人，倒是主人由于长期脱离劳动而坐享他人的劳动成果，导致其主体力量的衰退和萎缩，最后成为依赖于奴隶而生存的寄生虫，如果不是因为他们运用暴力控製和镇压奴隶的话，他们早就会成为奴隶的奴隶，而奴隶就会成为这些昔日主人的主人了。

经过漫长的劳动过程的陶铸，从原始的集体劳动者，到后来的个体劳动者，从古代的奴隶和依附农，到近现代的工人，总的来说，劳动者的精神性、主体性、创造性、目的性是在不断提高的。马克思是资本主义最严厉的批判者，但他也看到了劳动者在资本主义社会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培养社会的人的一切属性，并且把他作为具有尽可能丰富的属性和联系的人，因而具有尽可能广泛需要的人生产出来——把他作为尽可能完整的和全面的社会产品生产出来（因为要多方面享受，他就必须有享受的能力，因此他必须是具有高度文明的人），——这同样是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的一个条件」；「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态，在这种形态下，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恩格斯肯定了马克思所指出的这一变化趋势：「大工业的本性决定了劳动的变换、职能的变动和工人的全面流动性……大工业又通过它的灾难本身使下面这一点成为生死攸关的问题：承认劳动的变换从而承认工人尽可能多方面的发展是社会的生产的普遍规律，并且使各种关系适应于这个规律的正常实现。大工业还使下面这一点成为生死攸关的问题：用适应于不断变动的劳动需求而可以随意调动的人，来代替那些适应于资本的不断变动的剥削需要而处于后备状态的、随时可以利用的、大量的贫穷工人人口；用那种把不同的社会职能当作互相交替的活动方式的全面发展的个人，来代替只是承担一种社会局部职能的局部个人。」这种趋势并不是资产阶级大发善心的结果，而是由生产力和生产方式本身的内在发展规律决定的，资产阶级只不过是自觉不自觉地适应了这种规律而已。

2、劳动者的自由自主性、自我实现性和个性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虽然迄今为止，劳动者的需求结构总体上仍然以物质需要等较低层次的需要为主，但他们在劳动过程中锻造成长的巨大的主体精神潜能和创造潜能也正在转变为一种内在的、必须得到满足的需要和冲动，并且要求作为目的而得到实现。在现代资本主义劳动过程中，劳动者要求作为「自我」、作为「个人」而得到表现和实现的呼声越来越高，迫使仅仅把工人当作工具和资源加以开发和使用的泰罗主义和福特主义的管理，向更多地重视劳动者的人性尊严、自主和创造、参与权、发言权的后泰罗主义和后福特主义的管理转变。劳动过程的人性化、雇佣关系的人性化已经被提到议事日程上了。不仅如此，劳动生产力的迅猛发展，使得必要劳动时间大大缩短，自由时间大大增加——工时的一再缩短就是证明，在这些自由时间裏，劳动者可以摆脱谋生的强製性而自由地发展自己的才能和个性。实际上，不是劳动者的日益贫困化和由此产生的革命要求，反倒是他们在主体力量和个体力量上的发展，才对资本主义製度构成真正的威胁。实际上，不是别人，正是马克思最早看到了这一点：「如果抛掉狭隘的资产阶级形式，那么，财富岂不正是在普遍交换中造成的个人的需要、才能、享用、生产力等等的普遍性吗？财富岂不正是人对自然力——既是通常所谓『自然』力，又是人本身的自然力——统治的充分发挥吗？财富岂不正是人的创造天赋的绝对发挥吗？这种发挥除了先前的历史发展外没有任何其他前提，而先前的历史发展使这种全面的发展，即不以旧有的尺度来衡量的人类全部力量的全面发展成为目的本身。在这裏，人不是在某一种规定性上再生产自己，而是生产出他的全面性；不是力求停留在某种已经变成的东西上，而是处在变易的绝对运动之中。」从马克思的这一观点出发，完全可以得出另一种不同于无产阶级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对资本主义的改造路线，从更高的人本主义要求出发改变资本主义的劳动製度和生产关系。

3、劳动者在经济、政治、社会、文化诸方面的地位和权利有所提高，弱势状况有所改善奴隶的命运比被杀甚至被吃掉的俘虏要好一些，依附农的命运比奴隶要好一些，获得了人身自由和劳动力所有权的工人的命运比依附农要好一些，这些都是确凿的历史事实。

资本主义经济不同于此前任何一种经济的第一个基本特征是，资本为了实现利润的最大化，就要全面而深刻地开拓整个自然界，就要大规模地发展和利用科学技术和先进的生产工具，为此，就需要大量能够运用和操作先进的生产工具的劳动者。不言而喻，工厂工人所掌握的知识、技能，他们所拥有的劳动生产力和所达到的劳动生产率，远远地高于此前的任何劳动者。工人在劳动和生产过程中客观地位的提高，加强了他们在劳动力市场上讨价还价的能力，从而可以不断地改善自己的经济状况。

资本主义经济的第二个基本特征是，资本的扩张和利润的增长依赖于对市场的横向的和纵深的拓展，而市场的实质和核心就是有购买力的需求，没有这种有购买力的需求，所有商品都会因为其价值得不到实现而变成废品，投资者因此也会血本无归。劳动者人数众多，是最大的消费群体，是最深广的「市场腹地」，如果他们仅有需求而无购买力，市场的规模和深度就会急剧萎缩。因此，资产阶级即使毫无人道主义动机，仅仅从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角度出发，也要不断增加劳动者的收入和实际的购买力。这样一来，劳动者即使在社会财富这整块蛋糕中所分割到的比例并不公平，但其绝对总量却大大提高了，他们的物质生活水平大大提高了。

随着经济状况的改善，工人阶级在政治、文化、社会等方面的状况也在不断改善。19世纪下半叶，在劳工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的强大压力下，各资本主义国家相继落实了工人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结社与集会权、言论与出版权、罢工权等一系列政治权利。到了20世纪，劳动者基本的文化与社会权利又得到落实，各资本主义国家在教育、劳动保险、社会保障和福利等方面建立了较为全面的立法和执行体系，二战以后，这一体系得到加强和完善，以至这些国家自称为「福利国家」和「社会国家」。

无论劳动者还在遭受多少剥削和压迫，令人感到欣慰的是，近一个半世纪以来，劳动者迎来了有史以来最好的发展时期，不仅在主体力量方面，而且在客观社会地位方面，劳动者所取得的成果，几乎超过了前此全部历史发展所取得的成果的总和。

为什么劳动者总是处于弱势地位

劳动者，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谓的平民、大众、群众、民众、人民、劳动人民、劳苦大众、被统治阶级、被剥削阶级，或者至少是其主要部分。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劳动创造历史的观点，劳动人民是历史的真正创造力，是历史发展的主要推动力。一般教科书大致从以下三个方面来论证：第一，劳动人民是主要的生产者，是大部分物质财富的创造者；第二，劳动人民通过阶级斗争，推动了社会製度和社会形态的发展；第三，劳动人民是精神财富的创造者，或者说，是精神文化创造的基础和源泉，知识分子正是通过总结、概括劳动人民的经验和智慧而创造出精神文化成果的。这种观点当然有一定的道理，但却无法解释这样一个残酷的事实：为什么这些作为历史主体、历史的真正创造者、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的劳动者、劳动人民，虽然人数最多，千百年以来却一直处于被统治被剥削的社会底层地位，而人数很少的剥削者却能稳稳地高踞统治地位？为什么奴隶起义、农民起义、无产阶级革命只能「动摇统治阶级的基础」而不能从根本上推翻这些统治阶级和剥削阶级，反倒是新兴的统治阶级和剥削阶级能够取而代之？为什么劳动人民即算推翻了某一统治阶级和剥削阶级，却又从自身内部产生和形成一个新的统治阶级和剥削阶级？既然劳动人民是历史的主宰者，把那一小撮统治者和剥削者消灭了，不就万事大吉了吗？本文试图来破解这一历史悖论。

一、劳动者在历史上处于弱势社会地位的原因

1、社会结构由简单到復杂的演化过程所需要付出的代价这主要是指社会分工的客观必然性对劳动者地位和作用的限製。劳动分工不等于社会分工。劳动分工指人类物质资料生产先后经历的几次分工：农业从采集业中分化出来、畜牧业从狩猎业中分化出来、手工业从以上各业中分化出来、商业从以上各业中分化出来、大工业从农业手工业商业中分化出来。社会分工则是指某些社会实践活动从劳动中分化出来：一是生产资料的经营活动从劳动中分化出来，二是精神文化生产从劳动中分化出来，三是社会公共管理活动从劳动中分化出来。正是劳动分工所带来的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的范围的扩大和復杂性的增加，内在地产生了对专门的资产经营、精神生产和社会管理的需要，而这些专门的实践活动一旦分化出来，便得到独立的发展，并且反过来推动劳动分工的进一步发展。可以想象，如果没有这种社会分工，人类至今还会停留在原始状态。

这三种社会分工对劳动者的社会地位和作用的影响是极为重大的：

（1）物质资料生产分化为生产资料的经营（间接的）和劳动（直接的）两部分，应该说是一种历史的必然和进步。投资或资产经营活动脱离了劳动，不再直接与自然界发生相互作用，而是在劳动过程之先和旁边，为劳动过程准备、组织、筹集、整合材料、工具、资金等客观生产条件。这样一种分化大大地促进了生产力和生产效率的提高：第一，它满足了生产资料的生产应该优先于生活资料的生产的客观要求，因为由专门的人对生产资料进行专门的经营管理无疑比由劳动者直接进行的一般性的经营管理，更能够使稀缺的生产资料的效益和功能最大化，也更能够促进生产资料品质的改进和提高；第二，对生产资料的相对集中化的经营管理比单个劳动者所进行的分散的经营管理，更能够扩大物质资料生产的规模，增进人类改造自然的广度、力度和深度。

美国经济学家奈特比较准确地指出了投资活动在经济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社会进步的所有形式本质上都是通过当前消费的牺牲或『投资』来增进生产力的发展：（1）将现在物品投资于创造新的设备物品；（2）投资于发现和开发新的自然资源；（3）投资于发展自己的个人才能（或在某种程度上发展他人的才能）；（4）投资于技术发明；（5）投资于改进企业组织；（6）投资于创造新的社会嗜好和欲望。」从本质上说，投资活动是每个人都应当做的，只不过在一定历史时期，有一些人专门去做比每个人分散而低水平地去做，更具有经济合理性，因此也必然出现投资与劳动的分工而已。

如果上述理由基本能够成立的话，那么，我们就能比较容易地理解如下历史事实：在原始社会的公有製解体后，根据原始的平等和民主传统，土地等生产资料被噼分到各个家庭，从而形成了一种普遍的、平均的私有製，但是这样一种私有製很快就被一种特殊的、不平均的、阶级对立的私有製所取代了——一些人成为穷人和债务奴隶，很少拥有或完全失去生产资料；另一些人成为富人和奴隶主，拥有较多以至大量的生产资料。生产资料的个人所有无疑比全社会共同所有更有效率，同样，生产资料的有差别的个人所有又比无差别的、平均的个人所有更有效率。这样的故事不仅发生在古代，而且发生在当今。比如，我国农村的土地承包製无疑比人民公社体製极大地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但这种分散的小农经济的效率也远远比不上规模化、产业化、市场化、企业化的现代大农业。

生产资料的经营与劳动的分离，同时也意味着生产资料的所有者和经营者与劳动者的分离。所有者和经营者虽然人数少，但却处于物质资料生产体系的高端和顶层，控製着物质资料的生产、交换和分配的全过程；劳动者虽然人数众多，却处于物质资料生产体系的低端和底层，不得不接受所有者、经营者的领导、支配、控製、指挥。

（2）精神文化生产从物质资料生产和劳动中分化出来，也是历史的必然和进步。人类劳动不同于动物活动的重要区别就在于人类劳动具有理性和精神性，具有意识和目的，它们被语言、符号、象征等等表达出来并因此而把各个劳动环节整合起来。在劳动生产力低下、每个人不得不用几乎全部力量和时间进行劳动才能维持生存的情况下，劳动的智力因素的积累和发展是极其缓慢的。只有一种办法可以较快地提高劳动的水平和整个人类的发展程度，那就是把分散在整个社会的不多的剩余财富和自由时间集中起来，让一部分人专门去发展人类的智力和精神文化。我们设想一下，如果历史上没有出现这种社会分工，人类现在的情形会怎么样呢？一定与原始人类相去不远。

精神文化生产与物质资料生产的分离，同时也就意味着知识分子与生产资料的所有者、经营者以及与劳动者的分离，其中知识分子与劳动者分离最远，因为知识分子直接依赖于生产资料的所有者和经营者对生活资料的分配，而生产资料的所有者和经营者也比劳动者更需要知识分子的帮助，于是两方面结合得非常紧密。因为在劳动者与知识分子之间隔着生产资料的所有者和经营者，两者之间的联系就比较间接和比较少，劳动者从人类精神文化发展中得到的益处也比较间接和比较少，这无疑不利于劳动者精神文化水平的提高，加剧了他们的弱势地位。

（3）社会公共管理从物质资料生产、精神文化生产中分离出来，当然也是历史的进步和必然。劳动分工和社会分工的发展，带来了经济规模的扩展、经济交换和社会交往范围的扩大、社会成员的增多、社会层级结构的復杂化和社会冲突的经常化，于是公共秩序、公共安全、公共资源的管理和分配、公共设施的建设等等超越私人、家庭和地方范围的问题便产生了，客观上要求由专门的社会管理机构来治理和解决。如果没有国家政权等公共管理机构，不仅公共问题无法得到解决，即使是私人之间的争端也会缺乏权威的裁决者。

社会公共管理从私人生活中独立出来，同时也意味着政府官员与社会成员的分离。在劳动者、生产资料的所有者和经营者、知识分子等社会成员中，毫无疑问，劳动者离政府和政府官员最远，受到公共权力的保护和眷顾最少，政治地位最低，政治力量最弱。

总的来说，三种社会分工形成了三个新的社会集团：生产资料的所有者和经营者、知识分子、官员，这三个集团分别掌握较多的经济资源、文化资源和政治资源，都是比较强势的社会集团。这三个集团又是互补的和互通有无的，自然而然地形成一种利益同盟，共同构成为整个社会中的主导阶级。与此同时，劳动者虽然人数众多，但不论是作为群体还是作为个体，都只拥有较少的经济资源、文化资源和政治资源，他们便构成为整个社会中的被主导阶级。

2、统治阶级和强势社会集团对劳动者人为的而且恶意的掠夺、剥削和摧残如果说社会分工的客观必然性对劳动者社会地位的限製在很大程度上是可以理解和接受的，那么统治阶级和强势社会集团对劳动者的掠夺、剥削和摧残就是完全不能得到辩护的。社会分工固然要求并一定会造成社会分层和利益差别，但并不会也绝不要求一种两极分化、两极对立的社会结构。正是强势社会集团对劳动者贪婪无度的掠夺、剥削和摧残，才会使主导阶级与被主导阶级之间的差别演变为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剥削阶级与被剥削阶级、压迫阶级与被压迫阶级之间根本的对立和激烈的对抗。

其实，生产资料的所有者和经营者、知识分子、官员由于在社会分工中占有较高位置、做出较大贡献而得到较多权益（财富、权力、声望），基本上是正当合理的，也是劳动者能够理解和接受的。遗憾的是，无数历史事实和历史经验表明，强势社会集团从来不满足于其所得到的正当权益，而是无一例外地利用手中所掌握的对经济、政治、文化的控製权谋取不正当的权益，为此不惜大量使用暴力和狡智。

暴力是对生命和财产等目标物的强製、威胁、攻击、伤害、毁坏力量，是一种与生产力和创造力性质相反的力量。狡智是用欺骗、伪装、讹诈、阴谋等不道德方法达到目的的工具理性，也具有反生产性和反创造性。暴力和狡智不仅在现代社会仍然起着重要的作用，在原始和古代社会，它们甚至是起主导和决定作用的力量。

在人类的野蛮和蒙昧时代，氏族之间、部落之间、部落联盟之间的战争非常频繁和血腥，实际上，既然那时的人并没有今天的「人类」、「人性」概念，原始群落的成员并不把其他原始群落的成员当「人」看待，而是把他们当「野兽」看待，那么攻击另一个群落就与攻击其他的野兽一样是一种狩猎活动，是原始人主要的劳动和生产方式，被杀死的敌人和没被杀死的俘虏是这种狩猎活动的重要收获，甚至是原始人重要的食物来源。进入「文明」时代后，其他人不再被当作狩猎的对象和食物来源，但使用暴力强迫他人为自己劳动或直接夺取其他人的财产、通过战争抢劫其他民族的财产，仍然是一种经常性的行为。而且，虽然暴力的程度和范围有所控製，但另一种邪恶的力量——狡智，却得到极大的发挥，不仅在暴力活动中得到利用（如兵法），而且在非暴力活动中也得到广泛使用（如经济、政治和文化阴谋）。

暴力和狡智的结合成倍地增加了它们分别起作用时的力量，以狡智为指导的暴力和使用暴力的狡智具有强大的攻击力和战斗力，具有极大的破坏性和杀伤性。由几个富有狡智的人和一小群亡命之徒组成的小集团，可以控製和奴役、剥削和压迫数量上超过他们几十成百倍的善良的劳动群众。

暴力和狡智渗透到了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它们参与所有权的噼分，参与产品的生产、交换和分配，参与政治决定过程和文化生活过程，参与人们的日常生活。经济上的垄断肯定是以政治权力为支持和保护的，而政治权力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一种合法的和有组织的暴力。而所谓「文化」，所谓「精神」，其中包含有多少有意无意的欺骗，包含多少狡智啊！

3、劳动者自身的缺陷和弱点

以上两个原因足以使劳动者处于弱势地位了，然而，雪上加霜的是，这种弱势地位又限製和压抑了劳动者的精神性、主体性、目的性、自由自主性、自我实现性和个性的发展，而强化了劳动者身上也天生具有的人性弱点，使劳动者形成一种弱者精神和弱者性格，这种精神和性格又反过来使劳动者处于更加弱势的社会地位。

（1）在总体的需求层次和人格结构上，劳动者大都具有一种生存型、安全型人格，或中性型、中庸型人格，其特点是：第一，物质需要、生存和温饱需要、避险求安或趋利避害的需要是其最强烈、最主要的需要；第二，攻击性、破坏性、侵略性等邪恶的需要比较弱；第三，自主性、独立性、创造性、积极性、主动性、进取性和成就欲、发展欲、自我实现欲等主体性需要和品质，也比较弱。这样一种人格结构，在其社会存在或社会表现层面即外部行为特征方面，表现为温和、服从、安分守己、知足常乐等等，是别人眼中的「好人」和政府眼中的「良民」，但同时也明显地缺乏上进心、个性、首创精神和业绩、价值、成效；不仅个人的发展速度很慢，整个社会的发展速度也因此而极为缓慢。

（2）在知识和精神的发展上，劳动者大都满足于经验、习俗、神话、传说、宗教等低层理性或非理性的对事物的解释，缺乏反思和批判意识，缺乏强烈的求知欲和追求真理的科学精神；对知识有一种既向往又自卑的感情，对知识分子有一种既崇拜又鄙视的态度。因此，在历史上，劳动者并不是精神文化的主要创造者。

（3）在价值观和伦理道德上，劳动者大都受到两方面的负面影响：一是受统治阶级虚伪的、高调的价值观和伦理道德的蒙蔽，不敢甚至羞于追求正当的世俗价值、世俗利益和世俗权利；二是受自身弱点和偏见的限製，表现出否定个性的自由和发展、嫉妒强者、抹平一切差别、追求行为一律和结果一致的平均主义和原始共产主义思想。因此，在历史上，劳动者只是比较传统的底线伦理的保存和守护者，而不是新型的张扬和发展个性的伦理道德的主要创造者。

（4）在经济上，劳动者大都缺乏投资和经营、分工和交换、竞争和合作的意识和能力，而只能靠从事比较简单劳动或某种被指定的职业来维持生存。资本意识、融资投资意识、利润意识、风险意识、投入产出意识、会计核算意识、资本扩张和扩大再生产意识、信用意识和无形资产意识……举凡一切市场经济所需要的知识、意识和能力，都是普通平民所相对缺乏的。因此，在历史上，劳动者并不是新的生产关系和管理方法的主要创造者。

（5）在政治上，劳动者大都长期地忍让服从、苟且偷安，或者在忍无可忍时火山一样地爆发，推枯拉朽，横扫和席卷一切，在平时缺乏积极参政议政、推动政府不断地改良和改革而在社会危机时缺乏冷静克製、限製破坏性冲动的公民政治品质。在大多数时候，他们缺乏自组织能力和行动，像一盘散沙一样任凭有组织的强势社会集团揉搓，其中每一个人都很难靠个人弱小的力量、靠自身的努力改变其经济和社会地位，他们唯一组织起来的集体行动，就是在强势集团陷入统治危机的时候，试图以政治暴力方式来整体性地达到经济上的解放。不过他们总是在暴动不久后发现，他们追求的目标是人间天堂，而造成的不过是新的人间地狱。因此，在历史上，劳动者并不是宪政、民主和法治等新型政治製度的主要创造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