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07-04 09:29 

剑阁峥嵘而崔嵬，一夫当关，万夫莫开。这是李白在《蜀道难》中对自关中入蜀道路的细致刻画，也让四川这个崇山峻岭中的天府之国给世人留下了独特的印象。纵观古今，四川始终肩负着首要“战略备份区”重任：从刘邦定鼎天下的后勤基地，到唐明皇仓皇出奔的安定之所，从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指挥作战的总后方，到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大三线建设的核心所在，四川总能在关键时刻展现重整华夏的恢弘壮举。是什么让四川如此与众不同？


何为“战略备份区”

字面意义上讲，战略备份区就是在战略关键时刻能够复制存储国家基础战略资源与行政能力的关键后方。这些区域通常选在国家内陆深处，远离容易爆发冲突的前沿区域，能够在关键时刻为国家的安全、经济运行乃至政府机构的连续性提供根本保障。

战略备份区需要具备的以上这些条件，使得这一地区可以在政治动乱与外敌入侵之际对政权核心进行备份保存与维护，进而维系统一政权的延续与发展，是守护国家安全的最后底线。

蜀山围绕：历史最强安全区

从地形上来看，古代四川（包括今重庆）是典型的山川环绕型盆地地形。四川盆地以西隔横断山脉（包括大凉山）与青藏高原相阻隔，彼处人口稀少，环境恶劣，除了依靠茶马互市进行经济往来外，少有军政纷争。盆地以南携金沙江（长江）与云贵高原相连，两大区域之间经济属性互补，文化交往十分密切，所以同样成了四川安定团结发展的加分项。

而最有可能对四川盆地造成威胁的其实是东方与北方两大方向。三国时代为刘备筹谋划策的名臣法正曾言：

“鱼腹（今重庆东部奉节）、关头（今四川北部广元一带）实为益州祸福之门。”

法正认为当时入蜀只有两条路，一是从东沿长江走水路取鱼腹（奉节）入蜀，二是从北陆路取白水关入蜀。因而守住鱼腹、关头是福，失掉鱼腹、关头必然有祸。


位于西北的关中平原与陇右一带毗邻四川北境，占有这一区域的军政组织天然对作为天府之国的四川垂涎三尺，自古有“得陇望蜀”一说。然而自陇右入蜀的难度在中国古代历史战争中永远是top级别，从关中出发南行，先是要翻越“高阁逼诸天，登临近日边”的南北绵延近百余公里的秦岭山脉，再向南翻越大巴山脉，走“连云叠嶂，壁立数百仞，幽邃逼窄，乱石嵯峨，涧水湍激，仅容一人一骑”的金牛道，再连续穿越白水关、七盘关、葭萌关与剑门关等无数险要隘口才能走进蜀地。

正因为有如此险阻，也无怪乎惊叹“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的李白同样在诗中留下了一句暗含地缘战略的警示标语：“所守或匪亲，化为狼与豺。”这一句警语强调守护蜀道关隘的将士必须是中央政权至亲至信的关键人员。一旦此处所托非人，极度偏向于防守一方的有利地形就会让蜀地的防卫力量异化演变成不听调遣的心腹大患，甚至在乱世中形成割据一方的诸侯势力。而反过来站在四川本位的角度上来看，只需要在关键的部位增强防守，就能以较为弱势的军队完成防守布置，达到“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战略奇效，这种巨大的地形优势在没有空军的平面冷兵器作战时代的作用无疑是空前的。

以古代战场为例，蜀道对具体战略与战术层面带来的影响绝不仅仅是一句“益州险塞”所能讲明的。首先在战略层面上，蜀道的险峻与单一导致进攻者寻找战略迂回道路的可能性几乎为零，凡入蜀者，大部兵马必须经过葭萌关（今昭化古城）与剑门关一线方可进入蜀地，否则便只能如邓艾（三国名将）一般以少量部队“以毛毡裹身，滚下绝壁”的方式才能设法进入蜀地。这也就表明蜀道的存在能够在战略层面最大程度削减敌人的进攻面宽度与进攻路线选择，让敌军无法施展优势兵力进行合围或迂回作战，只能在第一战略基点上直接硬刚。



在战术实施层面上，蜀道的狭长与关隘的地形险恶对敌方的后勤补给与兵力施展有重要影响。从关中向四川推进过程中，不仅车辆辎重补给行进十分困难，沿途粮草辎重的折损比例较高，且用时日久，负责运输的民夫劳役本身对粮草损耗也十分严重，这就导致从关中运粮草到蜀道前线常常只能得到出发前的“十之二三”上下。同时，狭长的补给线也限制了护卫兵力的策应能力，也就是给了蜀地守军截断对方后勤补给线的更多空间与时间，使得扰敌于后成为可能。关隘的高耸让参与攻击关隘的敌军在远程武器的使用层面明显处于“居下临高”的绝对劣势，只能在攻击过程中单方面承受守城方武器的袭扰而难以还击，而关隘攻击面的极端狭窄也迫使进攻方只能采取“蚁附而上”的车轮战与添油战术，从而进一步拉长了战争时长，反过来对后勤产生了更大的考验。这一点在三国时期曹魏攻蜀作战中十分明显，当时统领大军灭蜀的钟会就曾“进攻剑阁，不克，引退，蜀军保险拒守……粮运县远，（钟会）将议还归”。

鱼腹江关：截断大江的水路奇险

如果从北方进入蜀地的道路无法打通，那么从东方沿长江水道进入蜀地显然就成为第一选择。古代荆州（今湖南湖北）与益州（今四川与重庆）相邻，双方共享长江河道水利资源，益州据上游而荆州位于下游，彼此能够通过长江与沿江山地进行水路交通的联结，自然也存在军事地理层面的兵戈之争。

然而自古以来，多有自巴蜀顺流而下，直推荆襄乃至江南的摧枯拉朽之战，而少有逆流而上自荆襄征服巴蜀的壮举。四川之所以能在东方形成同样强大的战略优势，其缘由也不过山水二字。

“水”字方面，长江作为中国第一长河，今日重庆-湖北宜昌段多年平均流量14300立方米/秒，三峡大坝建成以前这一段江水流速平均为2.5-3米/秒。在相对依靠人力摇橹进行作战的古代水战之中，来自荆襄的艨艟楼船想要逆流进入上游长江河道相当困难，不仅要对抗长江较快的水速，更要应对从第二阶梯到第一阶梯的里程高差，其难度可想而知。不仅如此，三峡及其上游流域同样存在影响航道的巨大隐患，例如处于今重庆丰都至涪陵段的航道因存在多处礁石，使得来往船只的安全存在极大隐患，也就导致了不仅古代的五十吨级木制艨艟楼船难以通航，后来日本海军航行在长江航道中的五百吨级乃至千吨级舰船通航更无从谈起。


山字方面，长江三峡段西起重庆市奉节县白帝城，东至湖北宜昌市南津关，全长193千米，沿途两岸奇峰陡立、峭壁对峙，自西向东依次为瞿塘峡、巫峡、西陵峡，两岸地形自东向西不断提升，险峻之势亦随地势加剧。长江三峡两岸的险峻，自古以来便多有记载，南北朝时期的郦道元在《三峡》中写道：

“自三峡七百里中，两岸连山，略无阙处。重岩叠嶂，隐天蔽日，自非亭午夜分，不见曦月。”



后世对此更有“蜀道三千，狭路一线”的说法，可见由长江沿线进入四川盆地难度比之北方蜀道尤甚。

今天的重庆奉节原为古鱼腹县，治所在今奉节东白帝城（瞿塘峡一带），三国时刘备改名永安。相传当年刘备夷陵之战失败后，东吴陆逊追兵妄图沿长江河道入蜀一举剿灭蜀汉，便被诸葛亮困在今奉节永安宫岸边的“八阵图垒”之中。以今观之，显然是诸葛亮以瞿塘峡一带的山川地势作阵，对吴军进行了有利阻击。

后来在四川建国的明夏政权也曾依据瞿塘峡有效抵御了明朝军队的逆流进攻。当时已经进入火器初期的明夏政权北倚羊角山，南倚南城砦，凿穿两岸石壁，牵引铁索成为铁桥，使用木板安置炮弹拦江截击明朝战船。当时的明军战略目标便是与明夏军争夺瞿塘天险。明军先锋杨璟派水路大军从各方进攻瞿塘峡守军，俱被夏兵据险要地势阻扼，无奈只得退还归州（今湖北秭归）。后来汤和大军继进，数攻瞿塘关，皆因江水暴涨，舟行困难，只能退兵寻觅战机。由此可见三峡一带山水两大防守优势对守城部队的加成效果。


川东地区长江三峡的“防御加成”在抗日战争时期曾经一度成为国民政府的“护国柱石”，1938年武汉会战后，《国民政府明定重庆为陪都令》宣称：

“四川古称天府，山川雄伟，民物丰殷，而重庆绾毂西南，控扼江汉，尤为国家重镇。”

自此，国民政府迁都重庆，而日军为了彻底粉碎国民政府的抗战希望，意图从长江中游逆流而上占领四川，并最终于1940年6月中旬占领三峡的东方第一峡所在——湖北宜昌。

为了防止日军西进兵临重庆陪都，国民政府制定了以三峡为主的水路防御策略。由于上述三峡一带水路航道的艰难，导致日军不仅无法用海军深入长江上游，甚至连小排量的补给舰船也无法运往前线支持陆军作战。于是狗急跳墙的日军悍然发动了鄂西会战，会战的战略重点则是宜昌以西的石牌要塞，这里是长江三峡的前沿要塞，也正是当年吴蜀夷陵之战的战场。


在这场战争中，中国守军充分依靠长江两岸的险峻地势：当敌机轰炸或炮击时，以山岩为天然掩蔽所，伏地不动，甚至侧背发现敌情时，仍置之不理，必等日军爬进至有效射程内，才将迫击炮、机关枪、步枪、手榴弹，一齐使用，布成炽烈火网，有效歼灭日军。不仅如此，中方侧翼野战军亦充分利用了“狭路一线”的特殊地理，从外围围歼日军于后方的渔洋关、长阳、聂家河之线。日军正面硬攻不下，后方迂回之路又被阻遏，只得仓皇逃窜于长江之上。

现代天府之国：万类齐全的宝藏四川

《华阳国志》卷三《蜀志》记载李冰修都江堰后，成都平原：

"沃野千里，号为陆海，旱则引水浸润，雨则杜塞水门，故记曰水旱从人，不知饥馑，时无荒年，天下谓之天府也。”

肥沃的成都平原耕地集中连片，土壤肥沃，以岷江为首的河渠纵横密布，所产的水旱作物一年两熟或三熟，在古代是维系这一区域大量人口生存的关键因素。时至今日，成都平原水稻、小麦和油菜产量高而稳定，是全国著名的商品粮、油生产基地。在安宁河流域、四川盆地东部及低山丘陵耕地，农业同样繁盛，粮食、猪肉、油料等重要农产品稳产，与成都平原一起形成了战略备份区的重要资源储备。而大岷山-横断山脉、羌塘-三江源、秦巴山区、大小凉山、川滇森林、若尔盖草原等生态环境区域的林业与牧业资源禀赋良好，为整个区域提供了较为充足的肉类供应与基本木材供应，让古代的蜀地政权无冻饿之虞，也让今日之四川拥有了良好的轻工业资源基础。

在现代化国家的竞争中，矿产资源是国家独立发展的关键要素。而国家发展急需的战略性矿产资源恰巧在四川门类齐全，四川地处上扬子西缘、西南三江、松潘-甘孜和秦岭-大别山等重要成矿带，成矿地质条件优越，在矿产资源丰富的基础上，四川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承接的大三线建设工业内迁，在四川建成了300多个以国防科技为主的企业单位和科研院所，形成了独立完整、门类齐全的交通能源、基础工业及国防工业体系，实现了中共中央提出的，在我国西部纵深地区建设一个比较完整的战略后方基地的目标。其中不仅包括攀枝花钢铁、重庆军工集群企业、川东船舶工业以及成都，绵阳、广元、重庆4个各有所长的电子工业区，更有包括西昌卫星发射基地、歼击机生产基地、中国航空燃气涡轮发动机研究所、中国空气动力研究与发展中心、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中国核动力研究设计院等一大批顶尖国防科研院所。有资源、有工厂、有完善的生产体系，这也是今日四川敢于成为中国战略备份区的核心要素所在。


然而排在这些所有地理、自然资源与工农业基础之上的最关键因素，正是勤劳勇敢且敢闯敢拼的川省人民，《国民政府明定重庆为陪都令》曾这样描写这里的人民：

“（他们）同仇敌忾，竭诚纾难，矢志不渝，树抗战之基局，赞建国之大业。”

更不要说抗战期间为中国做出了至高功勋的川军。四川提供了近300万人的兵源充实前线部队，一寸山河一寸血，最终他们以伤亡60余万人的代价维护了民族的尊严，是当之无愧的“英雄之省”。

昭昭青史，斑斑蜀道，镌刻着四川这片宝藏土地与人民勠力为国的辉煌印记。川蜀之地，古以地缘山水存续家国之血脉，今更以才智民强振中华民族复兴之伟业。壮哉四川，川蜀之盛，实为中华奠千年巍峨之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