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的春天,我们几个知青在闽西河龙乡这里度过一段时间。
那是一个刚刚从「火红的年代」走出来的时间段,你想安静都不行,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路线始终贯穿着当时社会时空的方方面面,比较混乱，现在的人难以想象。
闽西河龙这个偏僻的山乡也是难以幸免。我们刚刚从急风暴雨的文革中的城市走来,以为在山区能够过几天安逸的日子,没想到,之前说过的「一打三反」在动员会上,三明文化局下放干部老陈作了演讲之后,真的就展开了行动了。
河龙乡每天晚上七点,当然大家都是迟到的,要真正八点才能开始,所有的「四类分子」都要集中在河龙大队的小礼堂里,接受教育,首先要听老陈演讲,他能说一、二个小时不会停,象滔滔不绝的闽江一样,川流不息。
他说完了,由河龙团支书说,他也挺能说的,摇头晃脑,表情丰富,指手画脚的,毕竟是部队回来的,有文化。大队书记没念过书,在台上磕磕巴巴,哼哼唧唧,东拉西扯的说不上几分钟,就结束了,最后老陈总结一下,话还是很多,没完没了,差不多散会后,晚上12点多了,真的有点想睡觉了。
几个下放干部和我们三个知青就在礼堂最后面当旁听生。省总工会下放的老董,广东人,其实是「以工代干」的,工资四级半,差不多50多元,按道理算工人,不知什么原因也跟随其他干部一起下放。
老董老工人出身,阶级觉悟比较高,革命精神保留的比较好,他有敢斗的精神,他负责在会場巡逻,看看「四类分子」有没有不安分,有没有认真听讲。
有一次一个「地主」拿着长烟竿在吸烟,翘着脚,老董看不顺眼,老董让他坐端正些,地主不理睬,老董过去一个拳头枣从头上干过去,脑袋前额马人起个大包,这人马上老实,坐端正了,老董把他烟竿没收了,后来这烟竿没收了好几个,是竹子做的,竹节大的地方上挖一个烟斗状,放烟丝,竹子里面打通,可以吸烟而不太嗆。烟竿有长有短,长的有一米长。
后来,我也拿了一个一米长的烟竿,晚上走村庄时当打狗棒,很好用,村庄里的狗很多,叫嚣撒野,一呼百应,此起彼伏,围上来,很凶的。
老董对我们说:你们是红卫兵小将,要有闯劲,对不听话的地主,就要上手打。这样的话老陈也说过几次,我总是无动于衷。
我心想,穿的比我还破,口袋也没有几个钱,这也算地主?所以,从来不动手,要动手你们自己动。所以老陈、老董对我们也没有办法。
听说其他公社有些带薪知青,「一打三反」时很积极,将所谓不听话的「四类分子」,吊起来,用鞭子抽,抽得这些人哇哇叫,叫爹叫娘的,还自鸣得意的,到处显摆,到处吹。
会议是天天晚上开到12点多,农民在第二天要出工,下放干部可以睡大觉,偶尔三明文化局的下放干部老廖也会出出风头,主动上台讲几句,没话找话讲。
他是老陈的跟屁虫,浙江人,老婆在县医院当护士,长得漂亮,妩媚风骚,细皮嫩肉、白里透红的,石头看了都会动心,后来我调到县城工作时,见过几次。
可怜之人必有可恨,当初老廖在三明时,他老婆在县医院工作,遇到春节时想请探亲假回三明,县医院的办公室主任是个色中恶魔，利用权利，不知干过多少坏事,又公章在手、大权在握,有这么好的机会,那里能放过。
那个时代,人的胆子小,你的请假条没有盖上公章,是不能走的,所以这办公室主任看这护士有几分姿色动了淫心,就是不盖章批准假期,拖了几天,眼看时间一天天过去,春节马上临近了,这护士急的没办法,只能依从办公室主任的歹意,培他睡了一晚,才盖上公章批准假期,得以回三明与老廖团聚共度春节。
割资本主义尾巴时,老陈带队,几个下放干部、大队书记、团支书、我们三个知青。走遍所有的生产队，家庭,按上面精神,养鸡超过六只以上的,就算资本主义,必须割资本主义尾巴。
团支书带路,他从来不动手,大队党支书也不动手,都是乡里乡亲的,抹不下面子,老陈只动口,作报告的,我们三个知青才没有吃这么饱,注定与文革时一样,当逍遥派是我的宗旨,铁的纪律,永远只当旁观者。
只有老廖是急先锋,每一天,都是他亲力亲为,两手提好几只鸡,象电影里的「还乡团」似的,抢老百姓的鸡。
这鸡捉这么多,怎么办?用手扶拖拉机送中沙公社去。基本是拿不回来了。后来,老陈知道我们煮饭很困难,就办了大队食堂,方便大家,每月用20元,请了一个农民妇女,卖饭票,我们用钱和粮票买饭票。这买饭票的钱,可够20元的工资。
有一天,老廖割资本主义尾巴,没收了五、六只鸡来,放在食堂,准备不上交公社,留下来改善食堂伙食。
这家农民找到食堂吵,你们割资本主义尾巴,还不如我们自己割,你们杀鸡吃,不如我们自己杀鸡吃,吵的很大,食堂门口围了很多人。
河龙党支书和老陈都在,我们还是当看客,后来党支书出面为之讲情,老陈也同意了,农民要千保证万保证,鸡拿回去,只能杀,不能养了。因为是上面的精神,没办法,只能这样处理。
好！先到这里,谢谢各位看官,再会。
贴主:空行菩提于2024_07_07 23:43:10编辑

贴主:空行菩提于2024_07_08 4:10:01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