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10月，处于退隐状态的邓小平接到一个消息，中央粉碎了“四人帮”，这对于邓小平来说，是一个好消息，他觉得自己终于可以放心了。

此时邓公不会想到，在不久的将来，他还会再次登上历史舞台，成为新中国第二代领导集体核心。因为他此时已经72岁了，他认为以后的舞台应该是年轻人的了，自己操劳大半生，可以好好歇歇了。邓公能再次站到政治舞台，和华国锋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毛主席去世之后，华同志和李先念、叶剑英等老将军一起，粉碎了“四人帮”。在粉碎“四人帮”之后，华同志就要考虑接下来的中国应该怎样发展的问题。他觉得，当时主要的任务是恢复生产，让社会重新发展起来。
对于思想问题，华同志选择了延续毛主席时期的政策，他提出了著名的“两个凡是”。这个政策一出，众人反应不一，有人认为毛主席是千古伟人，他的所有做法都是对的，有人认为还是要根据实际情况，不能一概而论。
当时党内对邓小平的看法也不一致，很多人都希望他可以重返中央工作，但也有人并不这样认为。在华国锋和党内的一些老同志看来，邓公的复出是对国家有利的，但是他的复出需要一点时间。毕竟当初邓公的退隐是所有人一起做的决定，如果改变太过迅速，恐怕会迎来反弹。
当时很多人都在好奇中国日后会走向何方，而邓公是否复出，就是中国采用何种政策的一个重要推测依据。华同志很欣赏邓小平的能力，1976年之后，华同志每次遇到犹豫的事情，都会来到邓公家里，问问他有什么看法。
1977年，华国锋要求恢复邓公的名誉，这实际上就是一次明确的表态。在“四人帮”被粉碎之后，中国的政治形势是有点复杂的，华国锋这次的明确表态就是一个风向标。

邓公也很欣赏华同志，粉碎四人帮阴谋是利国利民的大事，他觉得自己已经老了，后面的事情要交给年轻一代。但是邓公并不赞同华国锋的所有观点，他就认为“两个凡是”太过绝对，他曾经给华国锋去信，阐述了这一观点。
邓公认为，当时的当务之急是发展经济，至于思想上可以不那么紧绷，在维持社会主义大方向不变的情况下，不必事事都搞集体，不妨将更多的决定权交给个人。只有每个人的生活质量与每个人付出的努力息息相关，才能更好地调动人们的积极性。
邓小平的观点，也得到了一些老同志的支持，这些老同志表示事物发展是不断变化的，以前正确的事情不一定现在也正确。华国锋对这些意见都虚心接受，在国内形势初步稳定之后，华国锋觉得自己能力不够，还是想让邓公出来主持中央工作。

在华国锋的鼎力支持下，邓公再次复出，在他复出之后，华国锋就慢慢淡出了权力中心。1981年，华国锋辞去了自己的最后一个职务，从那以后，他就从领导人变成了看客。此后十六年，华国锋一直非常低调，基本没有在公开场合露过面，人们也渐渐忘记了这位曾经的中国掌舵人。
1997年，邓公在北京去世，这位伟大的领导人走到了自己生命的终点。闻此噩耗，已经隐居很久的华国锋也表达了自己的悲痛之情。在悲痛之余，华国锋提出了一个请求：他希望撰写一本回忆录，将自己经历过的事情都写下来。
面对华国锋的请求，党中央欣然同意。华国锋担任领导人的这段时间，也是中国局势比较模糊的一段时间，在这段时间里，华国锋很好地维护了社会的稳定，在新中国发展历史上，他起到了重要作用。
 这样一段历史自然是值得铭记的，更何况这是华国锋隐居16年之后提出的唯一要求，党中央自然没有不答应的道理。

党中央不仅答应了华国锋的请求，还全力支持他的想法，为他配备了专门的助手，这本回忆录写了很长时间，一直到2008年才完成。华国锋也像是完成了自己的最后一个愿望，于同年去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