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军开国大将共有10位，但并非所有大将军衔的获得者，都是直接在战场上负责战役指挥、立下赫赫战功之人。有一部分大将，具体的战功战绩并不突出，以谭政和罗瑞卿两人为最。大多数时间，这两人都是出任文职干部，较少参与指挥工作，他们在10位大将中确实是比较特殊的。在红军时期，谭政和罗瑞卿都曾经是主席的贴身之人，资历显赫。
谭政的从军经历，和开国元帅当中的罗帅十分接近，并且两人还近距离共事过。在第四野战军中，谭政和罗帅都是政工领域的负责人，罗帅担任野战军政委，谭政则当过副政委、政治部主任。四野大多数时间内，实际负责政工工作的是谭政大将，因为罗帅患有癌症多年，在东北时休假时间较长。
而谭政最特别的履历，就是1927年当过红四军前委秘书，主席当时是红四军党代表、前委书记。换句话说，就连文笔、逻辑思维过人的主席，当时也有专门的“笔杆子”，不是别人，正是谭政。将军这样的水平和经历，无疑令人佩服、羡慕，也正因如此，谭政在军政生涯早期就得到了首长的高度信任和提拔，后来的发展一直十分顺利，职务也很高。
我军三大起义中，秋收起义是由主席直接领导的。而秋收起义的早期干部里面，只有一个人在1955年被评为开国大将，此人就是谭政。如果讲“山头”的话，谭政的山头无疑是最大的。然而谭政大将又绝非是关系户：东北解放军能够发展成百万大军，跟谭政的政工工作、思想建设是分不开的，如果没有真才实学，就算早期资历再突出也不可能被评为大将。
谭政的思想政治工作，在我军属于超一流水平。在我军建设发展的各个历史时期，许多重要的纲领性文件、指导性文件都是由谭政起草的，像1935年的《最后的一道封锁线》，1936年的《关于红军中新的政治工作意见》，1942年的《关于军队政治工作问题的报告》，1948年的《目前作战的政工动员》、《关于平津作战政治鼓动的指示》，以及建国后的1956年，《建军新阶段政治工作的若干问题》等等重要文件，均出自谭政大将之手，主席对谭政有一句非常高的评价，概括了谭政的工作特点和出众能力：谭政就是“谈政”。说明他是天生的政工巨匠，大将里面唯一的政工干部代表。
另一位“特殊的”大将罗瑞卿。在军政生涯当中也很少直接到前线指挥。尽管在建国后，他曾长时间出任全军总参谋长一职，但并非传统的军事型将领。在井冈山时期，罗瑞卿出任过红一军团政治保卫局局长，主席的贴身护卫工作，是由罗瑞卿负责的。由于罗瑞卿是四川人，却有着1米82的大个子（其子罗箭接受采访时证实），主席十分喜爱这个一表人才、做事严谨的青年干部，一度与他形影不离。
罗瑞卿的保卫工作做得到位，主席非常满意，当面称赞过这位大将：天塌下来了，也有罗长子顶着哟！他在旁边站着，我心里就踏实。“罗长子”这三个字，就是红军时期从主席口中说出来的，一直跟随了罗瑞卿几十年，我军的高级领导人，都爱这样称呼罗瑞卿。与谭政大将异曲同工，有了这个早期经历，罗瑞卿的发展前途也是十分光明的。
不过罗瑞卿同样不是靠关系“上位”，大将心思缜密、处事得当，是非常出众的后勤干部。解放战争时期，罗瑞卿出任过华北第二兵团的政治委员，与杨得志、耿飚组成了大名鼎鼎的“杨罗耿”三人组，该兵团以战力强悍著称，是华北军区的拳头部队。上世纪50年代，罗瑞卿不光被评为大将军衔，还出任过国务院副总理，在十位开国大将中，他是职务级别较高的一位。工作分工不同，将领的自身特点和优势也不一样，所以并不一定非得是能征惯战的“猛将”，才能够成为真正意义的“大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