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国民党溃逃台湾后，有很多人都在思考一个问题——为何人数、装备都占优势的国军会在解放战争中一败涂地？
其中有两个原因，是大部分人都认同的：一是国民党内部党派林立、争斗不休；二是国军贪腐成风，毫无军纪。
蒋介石也对此有所反思，因此在逃亡台湾后，对国民党内部进行大整顿，试图挽救一点党内风纪。
正是在上世纪五十年代的整顿中，爆出了一件轰动全岛的贪腐大案。
300万亏空引发的血案
事情要从1954年的一次审计说起。
当年2月，国民党联勤总部派人对某个兵站进行了突击审查，结果发现某科的账面数少了300万新台币。
这个科室的科长，名叫魏文启。
300万可不是一个小数目，魏文启见账目的问题暴露了，也只好原原本本交代了事实。
原来，这300万元是由前任科长经过“联勤”总司令黄镇球、司令黄仁霖的同意，借给蒋纬国的夫人石静宜到香港“办货”去了。
                        
                        
                        
                            
而从中牵线的不是别人，正是蒋夫人宋美龄，并有石静宜的借据为证。
宋美龄发国难财、靠走私牟取暴利也不是什么新鲜事了。
早在抗战时期，就有传闻称她私自将美军援助的物资偷偷变卖，中饱私囊。
到了台湾以后，她又“重操旧业”，干起了老本行。
按常理来说，这种违规借款之事，本来应该是绝对保密的。那事情是怎么暴露的呢？
问题就出现在“联勤”总司令黄镇球身上。
黄镇球原来是张发奎的部下，后来投靠了蒋介石后，他对蒋氏家族忠心耿耿，并无二心。
可是黄镇球的副手黄仁霖却野心勃勃，在“联勤”独揽大权，逐渐架空了黄镇球。
宋美龄和石静宜提出向“联勤”借款以后，黄仁霖为了巴结蒋夫人，一口答应了下来。
等到一切谈妥后，总司令黄镇球才被叫到了现场，以“过目”为由，请他批准这笔借款。
事实上，黄仁霖的算盘打得很精明。
他想着，如果不出事的话，自己能从300万当中分一杯羹。
一旦出了事情也不要紧，黄镇球作为一把手，要负主要责任。
可是黄镇球也不是好欺负的。
他给自己留了一手，既然是宋美龄和石静宜要“借钱”，那总得留下借条吧？
蒋夫人不好出面，那就请石静宜留下签名字据。
石静宜没有拒绝，签上了自己的名字。

她没有料到，自己此时已经被卷入了一场“宫廷斗争”，而她所签下的借据，最终导致事情走向了不可掌控的方向。
彼时，蒋经国和蒋纬国二人长期不和，几乎已经成了人尽皆知的秘密。
1948年，蒋经国奉父之命，回溪口老家和族人重修蒋氏家谱时，就曾想把蒋纬国从家谱中排除。但是蒋氏族长及各房大家长都极力反对，此事才作罢。
从这件事情就可以看出来，蒋经国心中，恐怕早就没有多少手足之情了。
而老奸巨猾的黄镇球，就充分利用了蒋氏兄弟之间的矛盾。
他一拿到石静宜亲笔签名的字据，如获至宝，立即跑去找蒋经国告密。
蒋经国大喜过望，立刻亲自策划了一场“计中计”。
他先是指示黄镇球把钱付给宋、石二人，然后纵然宋、石二人托人到香港办货。
等货物到了港口以后，蒋经国又以“缉私”为名，直接扣下了这批货物。
本来据估计，这批货物一旦脱手，则可赚取500万元，不仅能归还“联勤”借款，还能净赚200万。
可是谁也没料到蒋经国玩了这么一手“欲擒故纵”。
这样一来，货物无法出手，300万元借款就相当于打了水漂，永无偿还之日。
而“联勤”账上的300万元，自然成了填不平的窟窿。
魏文启当上科长以后，发现了这笔账的问题。
他知道此事不符合规矩，但是碍于“二黄司令”的面子，更加不敢和蒋介石的夫人、儿媳作对，因此就没有追究这300万元款的下落，也不敢和其他人提起此事。
可惜的是，魏文启的沉默并没有换来任何回报。
当时蒋介石决心严查贪腐，审计人员再发现300万亏空后，不敢怠慢，直接将此事上报了。
很快，魏文启被台湾军法局拘捕归案。
包启黄的上位史
时任台湾军法局局长，名叫包启黄。
包启黄也是个狠角色。
他是江苏人，自小在徐州长大，后来国民党特务机构工作。
由于没有背景，没有人脉，包启黄在国民党内部一直不得志，得不到升迁。直到抗战结束后，他被派往了上海，终于等到了一个飞黄腾达的机会。
1947年，国民党宪兵连连长王廷鋆在戏院与人发生冲突。
警察赶到后，嚣张跋扈的王廷鋆竟然开枪射击。
此次事件造成多人死伤，有众多无辜市民受到牵连，伤者中还包括美国大兵，在上海滩引起了巨大的轰动。
事情发生后，群情激愤，要求严惩王廷鋆。
但问题在于，王廷鋆不是一般人，他当时担任宪兵23团第八连连长，虽然只有31岁，却是老蒋的亲信老乡。
由于凶手的特殊背景，让这起案件变得非常棘手。
就在人人避之不及的时候，包启黄却从中看到了机会。
他主动揽下查案的责任，在经过一系列所谓的“调查取证”，移花接木把一个名为罗国新的士兵认定为开枪的人。
在包启黄的一番操作下，“冤大头”罗国新被枪毙，成了王廷鋆的替死鬼。
明眼人都看得出来，包启黄手段卑劣，丝毫没有良知。
但是蒋介石对这个处理结果十分满意，从此开始重用包启黄。
包启黄得势以后，长袖善舞，喜欢到处攀附关系，特别爱巴结“太子爷”蒋经国。
国民党退到台湾后，在蒋经国的提拔下，包启黄仕途一帆风顺，半年内就从上校直接升为少将。
1952年8月，他更是直接跳级成为中将，同时掌管着整个军法局，才40出头就以火箭速度坐上了军法系统第一把交椅。

在台湾，包启黄可谓如日中天，是蒋氏父子面前的大红人。
他仗着蒋介石的宠信和蒋经国的重用，一度连自己的直属长官“国防部长”俞大维也不放在眼里。
据后来解密的一些资料显示，台湾“白色恐怖”时期，有三分之一的案件都是在包启黄手上了结的，外号“阎罗王”。
有一次，国防部长俞大维跟他讲一件案子的人情。
谁知包启黄丝毫不给面子，直接说道：“报告‘部长’，这是上面批下来的，你再这样讲我可以办你！”
可以说，和飞速窜红的包启黄比起来，连昔日的“老牌特务”毛人凤都有些逊色。
可笑的是，此人名声烂大街，但自己却不以为然，经常自诩为“包青天”，标榜自己公正严明。
正因如此，在魏文启被军法局带走后，他的妻子就找到了包启黄帮忙，请求其从中斡旋。
其实按道理来说，魏文启确实有些冤枉。
那三百万并不是在他手上丢的，而是上一任划出去的，他自己没拿一分钱，最多就是知情不报，有隐瞒、包庇的嫌疑。
所以魏妻急着为丈夫喊冤，也是人之常情。
但是她千算万算也没算到，自己求到了一个恶魔头上。
拦车“告御状”
包启黄一看魏文启的夫人主动求上门，而且对方又很有姿色，开了一个极其不要脸的条件：“你只要送二十万，然后陪我睡觉，我就可以保你先生无罪开释。”
魏妻迫于无奈，就答应了他。
结果钱也给了，觉也睡了，包启黄这个流氓还是不肯履行承诺。
因为此时，他已经盯上了魏文启年轻漂亮的女儿，居然厚颜无耻地提出让魏妻送女儿来陪自己睡觉。
魏文启的女儿为了救父亲，也是豁出去了，献出了自己的身体。
但是即使是母女二人牺牲如此巨大，也没能换来魏文启的无罪释放。
他们左等右等，没等到魏文启回家，反而等来了魏文启的一纸死刑判决。
魏家母女被包启黄骗钱骗身，一时之间悲愤交加，恨不得将包启黄千刀万剐。
可是她们孤儿寡母，又是“罪犯家属”，哪里有能力挑战大权在握的军法局局长呢？
就在此时，一个人的出现，给魏妻的复仇带来了希望。
这个人，就是保密局局长的毛人凤。
其实，毛人凤早就对官运亨通的包启黄很不满了。
他不仅仅是嫉妒包启黄在蒋氏父子面前得时，最重要的是，包启黄经常以“包青天”自居，在处分保密局特务时不留情面，心狠手辣，完全不给保密局面子。
毛人凤早就想着拔掉这个眼中钉、肉中刺了。
而魏文启案，给了他一个绝好的机会。
在得知魏妻被包启黄骗财骗色后，毛人凤就像嗑睡中的人等到了枕头。
他意识到，动手的机会到了。
毛人凤先是派出了亲信特务，手把手指导魏妻如何写诉状。
他给魏家母女设计的告状方式十分简单直接——拦车喊冤。
保密局特务提前将蒋介石的出行时间、路线告诉了魏妻，然后安排她提前等候在蒋会经过的某个地点，等到时间一到，就出来拦住车队，递上诉状，为夫伸冤。
1954年7月14日，魏文启的夫人和女儿果然按照毛人凤的安排，在众目睽睽之下拦下了蒋介石的专车，大声喊冤。
蒋介石看到诉状后，气得火冒三丈。
虽然国民党内部贪腐不是什么新鲜爽口，但是他万万没想到自己的心腹居然干出了奸淫他人妻女这种下三滥的事情。
一旦此事传出去，肯定会颜面扫地，激起民愤。
果不其然，由于魏妻当众拦车实在太过轰动，这起贪污逼奸案很快震惊了当时的台湾社会。
杀人遮羞
台湾《联合报》披露了包启黄诱奸魏文启母女之事，还添油加醋说曾有众多犯人妻儿遭其魔爪。
一时之间舆论沸腾，包启黄自然成了千夫所指的对象。

这一次，就连蒋经国都保不住他了。
为了平定风波，蒋介石不得不下令枪决包启黄。
1955年1月18日，包启黄被就地正法。
他的死，对于毛人凤来说是大快人心，对于魏家母女来说，也算得上大仇得报。
而黄镇球更是“赚大了”，他利用此事，成功打击了石静宜和她的丈夫蒋纬国，事后成为蒋经国的心腹，官运亨通，连连高升。
可是如果人们从头去梳理这起贪污案，就会发现案件的始作俑者，其实并不是黄镇球，也不是包启黄或者毛人凤。
因为最早引发这起贪污案的人，是提出“借款”300万元的宋美龄和儿媳石静宜。
是宋美龄想借公款发财，才有了后面一连串的事情。

蒋经国和蒋纬国的矛盾，毛人凤和包启黄的矛盾，将事情逐步扩大，最终导致了一场人尽皆知的丑闻。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罪有应得的包启黄，事实上也是死于国民党的内部斗争。
但是作为蒋介石的夫人，宋美龄自然是不会有事的。
毕竟蒋介石再怎么反腐，也反不到自己夫人头上。正如当初在大陆之时，四大家族大发国难财，蒋介石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可见无论在台湾还是在大陆，国民党的反腐，从头到尾都是一句空言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