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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菁珩:青海核武基地的劫难

送交者: MMPPKK[♂☆★★宇宙超级导师★★☆♂] 于 2024-11-08 10:15 已读 155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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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时十年的文化大革命,对中国来说是一场历史浩劫。我国第一个核武器研制基地(221基地,后来的二二一厂)发生的一场灾难是历史浩劫的缩影。

(一)腥风血雨

1963-1965年,中共中央在全国开始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196510月,成立了国营二二一厂“四清”分团及分团党委,核工业部刘西尧副部长任团长兼书记,李毅、戈克平为副团长。在学习文件基础上,各级领导干部“下楼洗澡”,在职工代表中对照检查,听取职工意见,职工称之为“搓背”。受极“左”思潮的影响,越是接近群众,工作做得越多的干部,在一次又一次的对照检查中越难以通过,职工形容基层领导“洗烫水澡”,上级领导“洗温水澡”,这是“文化大革命”的先声,为后来的灾难,埋下了种子。

“文革”开始后,611日,在二二一厂新华书店的玻璃橱窗和周围的墙壁上,出现了第一批大字报,有批判实验部技术人员宋×ד反动言论”的,有批判厂主要领导的,也有批判《三家村》的,等等。各分厂、处级单位纷纷召开《三家村》批判会。同时对基地《红原报》上的一篇题为《谈革命激情》的文章,展开大围攻,报社也被迫停刊。8月,厂两派群众组织相继成立。911日,第九研究设计院北京理论部李××等人要求进厂串联,在6号哨所静坐。“四清”工作分团副团长李毅和吴际霖赶到哨所做工作,不同意进厂,叫他们返回北京闹革命。一派群众不满,给李毅戴高帽,引发两派群众公开对峙。厂组织了10多人的调查组,直接向刘杰部长汇报。“两报一刊”发表《革命干部要支持革命群众》的社论后, 221基地九院的政治、干部、宣传部门个别领导站出来表态,表态干部即成为另一派打倒的对象。

19671月,全国夺权风暴刮到厂,一派群众组织接管了总厂、分厂“文革”领导权,财政、干部、科研生产、保卫保密的监督权,印鉴掌握权。223日,西宁市发生流血事件,设在西宁市的二二一厂技工学校少数学生卷入了这一事件,加剧了基地两派群众的对立。在九院二二一厂召开的氢弹空爆试验科研生产会议,进行到第二天,中央军委副主席聂荣臻派专机到西宁,把参加会议的人员接到北京京西宾馆,改由国防科委、国防工办主持会议。聂帅在会上宣布说:二二一厂是我们国家极为重要的工厂,担负着国家十分重要的科研设计任务。最近的事态发展,使正常的科研、生产秩序受到影响,工厂的安全受到威胁。国务院、中央军委对此十分关切。经周总理批准,我宣布,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对二二一厂实行军事管制。8122部队司令员贾乾瑞同志任二二一厂军事管制小组组长。二二一厂实行军管后,两派群众的对立情绪有所缓和,逐步恢复了正常的科研秩序。529日,国务院、中央军委给二二一厂军管组发来电报,指出:“《七三》任务已进入紧要阶段,为了切实保证产品的质量和安全,按时按质完成这项任务,厂的四大暂停,待《七三》任务完成后再继续进行。”65日,九院二二一厂承担的氢弹设计、实验、生产、环境试验以及核测、总装、联试工作全面完成,产品运往新疆罗布泊二十一试验基地。
1967617日,赶在法国之前,一颗330万吨梯恩梯当量的氢弹试验成功,使我国成为第四个掌握氢弹技术的国家。中央军委又特给二二一厂军管组发来贺函,指出:“221厂的任务十分艰巨,新的研究设计和试验任务十分繁重,整理和向三线调整搬迁工作很紧迫,全厂同志都应以党和国家的利益为重,积极完成上述任务。”717日下午,在三分厂发生了以石头、砖块、棍棒为武器的大规模武斗。72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对我厂发出特急指示,指出:“221厂是国家极为重要企业,最近发生的武斗,科研、生产陷入停顿,广大职工生活受到影响,工厂安全受到威胁。……中央将派调查团,专门去处理221厂的问题。”27日,周总理、聂副总理指示:“立即停止武斗,现在双方集结的队伍,应即撤回各自驻地,恢复生产,恢复交通运输。……厂两大组织各推选代表20人来京进行具体商谈。”同时给青海军区司令员刘贤权发出电报指示,要刘劝说,“要求进入221厂在海晏县生活区的×××红卫兵迅速返回西宁”。84日晚,在总厂办公楼前发生了第二次大规模武斗,致死一人。81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对二二一厂指示:“一,为迅速解决停止221厂武斗,恢复生产的问题,中央决定派出调查组,由青海省军区司令员刘贤权同志为组长,国防科委副主任罗舜初同志、二机部副部长刘伟同志、总理联络员办公室张晋德同志为副组长的调查组,于日内乘飞机前往221厂。二,党中央坚决要求你们严格保证工厂的绝对安全,希望你们停止武斗,迅速回到自己的生产岗位,认真地执行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动员一切力量完成今年的科研、生产任务。”这样,两派大多数群众,回到或坚守在科研工作岗位上。热电厂、交通运输处、房建处等辅助生产部门和医院、学校、商场等社会服务部门工作继续运转。

196811日,国防科委接管九院,冠以“总字八一九部队”番号,二二一厂冠以“兰字八三九部队”番号。(1963年初,二机部九局、北京九所〔除理论部外〕陆续向221基地转移。19642月二机部撤销九局,局、所、厂合并成立了第九研究设计院,李觉任院长,下设221研究设计分院。19659月分院改为二二一厂,九院第一副院长吴际霖任书记兼厂长。)内部机构改为司、政、后编制。同时,在二二一厂成立了九院临时领导小组和办事机构,全面负责四川九○二地区的三线建设、二二一厂、北京单位的工作。917日成立了院和设计、实验、各生产部的革委会,王荣任院革委会主任。1114日两派群众组织,成立了“11·14”联合总部(纪念毛主席在北京接见厂两派群众组织的日子)。“文革”中应运而生的大大小小“学习班”是整人的场所,有总厂在多巴、西宁杨家庄举办的学习班、车间学习班等,学习班成员要“天天读”、跳“忠字舞”,晾晒自己的思想,一遍又一遍翻晒自己的灵魂,写出学习心得上交。即便是住在医院不能参加运动的病人,也要每天“早请示”“晚汇报”。在“文革”那狂热的年代,“文化大革命”的漩涡,把人们卷到其中。在“文革”狂热的政治气氛中,夫妻反目,朋友出拳。即便是一起工作了好多年,平时相处得不错的朋友,在“风暴”一来时便扯起了“革命”的旗帜,顿时变得红毛绿眼,似乎不翻脸不认人,不大声呵斥就不足以表示划清界限。

(二)黑云压城

19693月,在黑龙江省珍宝岛爆发了中苏两国的武装冲突,苏方密谋对我国实施外科手术式的核打击,全国进入“要准备打仗”的临战态势。国防科委指示:“二二一厂过去是根据苏联专家意见建于青海草原,集中暴露,从战略观点考虑,在三线地区应有第二手准备。”院、厂也发出通知,抢在敌人发动战争之前,以最快速度向三线(四川九○二地区)和河南驻马店“五七”农场转移。从11月上旬开始,第一批1100多名职工,130多台运输车辆,向九○二地区转移,并要求分三批完成迁移工作。11419日,在搬迁过程中,连续发生了热电厂1号电缆线短路爆炸,第二生产部229工号炸药件加工爆炸,牺牲了5名同志,实验部七厂区核心资料“丢失”。

这时正面临清理阶级队伍运动。遵照周总理指示:“加强领导,充分发动群众,查清问题,”“年内完成清队和破案工作。”国防科委要求:“以青海
221厂为重点,实行分割解决。”这时军管组长是赵启民,他原来是海军副司令、国防科委副主任。军管组副组长是赵登程,他原来是空八军副军长。军管组的正副组长被人称为“二赵”。黄、吴、李、邱把持的军委办事组不听汇报,不作调查,就给予“三大案件”定性为:“深藏的阶级敌人有组织有计划搞的”,肯定九院有“长期潜伏的反革命集团”。黄永胜还说:“要狠一点,特别是清队,要严不能宽”,“要杀一批,清一批,还要控制使用一批。”并给“二赵”先斩后奏、边斩边奏的权力。“二赵”秉承黄、吴、李、邱的旨意,在发给军委办事组的报告中说:“在电厂发现反革命‘五一六’阴谋集团,”“229工号的炸药件加工爆炸是郑××、程××、高××等组成的反革命集团干的,”“二分厂以董××、周××、吴××、何××、谷××等是苏修特务集团。”“二赵”还诬蔑说:“多年来,这里的叛徒、特务、反革命和走资派四位一体,互相勾结,狼狈为奸,篡夺了九院的党、政、科研大权,组成了一个地下王国”,“成为合法的反革命基地”,是“资产阶级的大染缸”,“资本家的大乐园”,“帝、修、反的安乐窝”,“这里的阶级敌人新生的多,现行的多,集团的多”,“是一窝一窝的”,“按百分之几去搞不行,而是百分之十几”。他们诬蔑“矿区的公、检、法是美蒋特务机关,安在国防科研单位的据点,收集、盗窃核心机密情报的公开合法机构”。还说:“这里一挖带动全国”,要“打到四川去!打到北京去!打到全国去!”

“二赵”自
19691128日进厂,在二年的时间内,打着“清队破案”“整顿九院”“清查‘五一六’”的旗号,制造了“赵××反革命集团案”“国民党反共救国军西北派遣军案”“徐××反革命特务案”等数十起冤假错案,残酷镇压广大职工和干部。“二赵”在科研生产上,对抗周总理“边试验、边定型、定型合格后再小批生产”指示,一味追求扩大生产,盲目进行扩建,把安全防护、文明生产视为活命哲学。将科学家王××提出的在挖掘地下核试验地道竖井时,不要在里面进食的建议,视为活命哲学进行批判。在放射性材料加工的工号,把重视文明生产的第一生产部领导何××,拉到现场进行批斗。“二赵”实行一竿子插到底的垂直领导,解散了党支部,停止了党员组织生活,调进了221名军队干部和2700多名复员战士,对他们灌输编造的“严重敌情”,多次发动“反右倾”运动,大搬“绊脚石”,打击那些抵制他们错误的同志。对百分之八十以上的科、室、车间干部,以审查为名,进行政治迫害。院机关及四个科研生产部副主任以上技术干部,百分之九十以上打成了各种牌号的“特务”“反革命”,切断广大职工和干部与厂外的一切联系,一段时间内,不准通信、不准职工探亲,也不准家属来基地探亲,并宣布军事戒严,授权夜间巡逻“喊三声不站住就开枪”,在全厂挨户进行大搜查,把搜查出来的日常生活用品作为“特务罪证”,烟灰缸是“特务联络工具”,“号码相连的人民币”是“特务经费”。他们极力制造“红色恐怖”,“二赵”提出:审查对象的问题“未弄清楚前,当敌我矛盾”对待。“现在敌人放风要重证据”,“互相揭发,既是人证也是物证”,“一人供听,二人供信,三人供定”。在严刑拷打的逼供、诱供下,在批斗、坦白会上被迫揭发了什么“×××是国民党西北派遣军副司令”、“在蒋介石头像下宣过誓,就是国民党的团长、营长”、“准备盗窃原子弹,装到口袋里带走”等等……真是离奇荒谬,幼稚可笑的供述,让人哭笑不得。草原笼罩着恐怖。昨日的依靠对象,今日成了批判对象。今天你参加批判别人,明天你就被揪了出来,搞的人人自危,刑讯、逼供、疯狂镇压群众。留学人员成了“特务”,一般质量、安全事故成了“反革命破坏”,工作生活在一起的朋友,成了“反革命集团”。他们利用“坦白控诉”大会,公开点供、串供,甚至逼迫受害同志,看着进入饭堂的队列同志指认“反革命”。采用非法严刑逼供手段,乱捕乱斗,草菅人命。被审查的人中,有关押在警卫团的“要犯”,有禁闭在分厂地下室的“骨干分子”,有锁定在车间交代问题的“重点人员”,还有不少坐在车间走廊的“被审查人员”,成天学习《南京政府向何处去》《敦促杜聿明投降书》,写“交代材料”和体力劳动。他们极力制造“红色恐怖”,每次枪杀人,在俱乐部前广场和南操场,召开万人大会,会场的制高点架设机枪,四周武装巡逻。在南操场宣判时,叫大家向后转,观看冤杀的血淋淋现场。赵登程当众叫嚷“你们听见枪声没有?再不交代问题,你们那个头是很好剃的”,今后“要用机枪扫,大炮轰!”赵启民也叫嚷:“今天是一个小台风,今后还要刮十二级台风,还要枪毙,还有大头。”

基地先后召开了三次所谓的“宽严大会”枪杀了五名职工。职工医院外科陈主任,是
1959年从北京率第一批22名医务人员进基地的领队之一。同年4月,在无电灯、氧气、血库、X光机的极其简陋的条件下,用手电筒在“百户大院”的临时职工医院,为陈光月同志做了基地第一例手术—肝脓肿手术。在抢救一位训练中颈部穿入弹片,处于昏迷中的战士时,经与部队医院大夫会诊,在左颈手术中没能找到弹片,战士血压急剧下降,而停止了手术,未能挽救那名战士的生命。结果,只因出身成分高,被定为阶级异己分子冤杀。宣判时高呼“冤枉”,被当场用毛巾堵住了嘴。两名名牌大学毕业的技术人员,一名由于报到时间晚,根据规定少发了部分工资,说了怪话。在“四清”时,有人揭发他说了什么:“你让我损失200元,我让你损失20万。”后来“四清”结束时,做了结论——是场玩笑。可“二赵”一进厂,听到此事大发其火,没证据,就叫人东拼西凑,在炸药浇铸配方实验中,出了质量问题产品中,凑够了20万。定为反革命破坏遭到厄运。另一名技术人员在“四清”运动时,有人从他抽屉里发现不少笔记本,从中揭发他写的生活感情低沉、悲观的诗和散文,而受到批判,并判了重刑。赵登程说要“用杀人打开局面”,赵启民也说:“杀他两个××的”。把这两名技术人员从监狱提出来,省主管政法领导带着图章,在矿区法院的判决书上盖章,在第一次厂的宣判会上与陈主任一同遭冤杀。还有一名生产工人和一名不满16岁的中学生,被“二赵”采取诱供、逼供,完全以口供定以强奸幼女罪和流氓罪名处以极刑。火工专家钱晋教授、工程师张云亭、老工人马久昌等被活活折磨死。30多名职工难以忍受折磨,含恨自尽。骇人听闻的威逼、打骂、折磨、昼夜不断的连续审讯310多人致伤、致残。10多名沦为关押在警卫团的“要犯”已被列为处决名单,林彪“九一三”自我爆炸后才还他们清白。

就在那“人妖颠倒”的时期,大多数职工在思考,我国每次核试验的成功,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都发了贺电祝贺。怎么可能说核武器研制的主战场——221基地,一下子变成了“反革命基地”、“资产阶级大染缸?”职工坚信在党中央直接关怀的核基地广大职工是好的,是可信赖的。在“红色恐怖”中,科研生产没有停顿,有的科学家、科技人员白天受到批判、审查,晚上仍坚持科研和工作。第一副院长兼二二一厂书记和厂长的吴际霖,为突破第一颗原子弹技术,他在干部会上响亮提出:“一切为‘596’(我国研制第一颗原子弹的代号)让路”“响了就是最大的政治”的口号。“文革”中因这两句口号,受到不公正批判,给他戴高帽,批斗完回到办公室,脑袋上的糨糊都来不及清洗,就去主持科研生产会议。后来又把他轰到一个单身宿舍,他说:“你们要揪我,就揪我,批完我,照样在单身宿舍办公。”局、院、厂合并后,李觉院长抓原则,抓大事主要对外。吴际霖第一副院长兼职二二一厂书记和厂长,主持院的科研计划和日常工作。“文革”期间,全靠他和朱光亚、陈能宽等领导支撑基地局面。王淦昌、周光召等科学家,受到不公正对待,仍坚守在科研岗位上,勤奋工作。受到迫害的科学家周光召在氢弹爆炸成功后,通过下边技术人员将核武器小型化想法提交给组织。正是二二一厂人对国家和事业的执著和忠诚以及强烈的使命感,在“二赵”“红色恐怖”的困境中,顽强地工作着。1971623日,第二生产部204车间研制生产了10公斤×××炸药,并建成生产线,提供了低感度、高爆速、高效能新型炸药,为后续新型号产品提供了安全、优质高能炸药。二二一厂完成型号研制任务,于19701014日和19711118日,成功进行了第十一次、第十二次国家核试验。

(三)拨乱反正

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的赵启民,被隔离审查解除了一切职务,做了降级处理。赵登程被送上军事法庭。经周总理提议,毛主席批准,中央于1972912-1973310日,在北京京西宾馆召开了九院“批林整风会议”,联系“二赵”清算林彪集团罪行。“京西会议”后,以李觉为组长、周秩、赵敬璞、胡若嘏等组成的学习组分赴四川、青海,传达“京西会议”精神,帮助恢复秩序,筹建领导班子,做了大量调查研究工作。

19741月,221基地的九院一分为二,院迁往四川,二二一厂留在基地。19731114-1974214日,又在北京友谊宾馆召开了“九院党委扩大会”(第二次北京会议),继续揭发“二赵”破坏221基地罪行,统一思想、统一步调,医治“二赵”所造成的创伤。会议确立了“讲原则,讲大局,讲团结”的指导思想,形成了《北京会议纪要》。中央派出以梁步庭为组长,赵正清、刘书林为副组长的中央联络组,于1974220日进厂。


面对“二赵”造成如此多、如此大的冤假错案,联络组冒着可能被打成右派的风险,向上打的报告迟迟得不到批复,他们敢于负责,提出了十条处理意见。一一复查,落实政策,平反昭雪,不留尾巴。两个多月就给2600多名干部、技术人员、工人摘掉了特务、反革命、“五一六”分子等帽子,政治上彻底平反;对靠边站的800多名干部和技术人员分配了工作。对被迫害自杀身亡的35名同志彻底平反和善后处理;对被错误开除和强行退职的74名同志彻底平反并接回厂工作,恢复了职务;对死、伤、残者家庭生活有特殊困难给了特殊照顾,其中65名家属、子女安排了工作。其后,又对历次运动中遗留下的证据不实、定性不准、处理不当、久拖未决的案件和问题进行复查,对452名干部和工人重新做了结论和处理,基本上做到了领导、群众、本人满意。对冤杀的五名同志经矿区法院复查,报国防科委党委、青海省委、二机部党组同意,撤销原判,平反昭雪。1975118日,在俱乐部举行的省委、国防科委、公安部驻厂联络组、二机部及省有关部门领导参加的群众大会上,宣布了“二赵”所谓三大案件的复查结果:电厂电缆头爆炸,是年久失修造成的:229工号炸药爆炸,是一起责任事故;实验部七厂核心机密文件丢失查无实据。所谓三大案件,是对广大革命群众的栽赃陷害,罪名纯属捏造,是毫无根据的。至此,落实政策工作告一段落。业务骨干回到了重要工作岗位,1975年核武器生产任务圆满完成,中共中央特发来贺电。■
(作者为原二二一厂厂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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