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山視角：民主制度必削弱精英的效率和獨裁者的權力

艾塞默魯（Daron Acemoglu） 2023年05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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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塞默魯（Daron Acemoglu）
●麻省理工學院經濟學教授

 

政治經濟學家福山 (Francis Fukuyama) 在1989年發表著名的《歷史的終結？》一文，呈現出當時許多西方國家政府的看法。雖然不是所有人都能認同他所謂的已達「人類意識形態進化的終點」，但很少有人能否認他的訊息引發廣大共鳴。在預期「經濟和政治自由主義」終將「大獲全勝」時，他的論述引導決策共識逐漸形成，也成為學術界的標準觀點。

 

20世紀後期出現的這種共識，建立在截然不同但相輔相成的兩大主軸上：政治自由主義和經濟自由主義。在政治領域，民主制度御風而行，似乎勢不可擋。

 

人類存在以來，大部分時間都受制於專制暴君或處於全無法治的環境下。但自從現代形式的民主被「發明」以來，民主理念已傳播到世界各地。在20世紀，當專制主義、法西斯主義、共產主義等其他選項用鑿之後，許多西方人得出結論，民主模式最終將在世界各地取得最終勝利，即使是毫無或幾乎沒有民主歷史之處，諸如中東地區。普羅大眾將會要求發聲，即使是鐵腕獨裁者也無法抗拒這種「西方思潮」的影響力。

 

可以肯定的是，這不會是一個無縫接軌的過程。福山和其他許多贊同其觀點的人都知道，民主的勝利需要耗費數十年光陰，其中將涉及叛亂、革命、內戰和對整個社會的大規模破壞，儘管如此，歷史行進路線毫無疑問趨向民主。

 

該觀點的支持者大量借鑒1950和60年代的「現代化理論」。該理論學派的擁護者認為，經濟成長自然會導向民主，一旦民主社會足夠富裕，就永遠不會再走威權主義回頭路。這些結論也支持老派的康德假設，即民主國家不會與其他民主國家開戰。因此，民主世界將有利於國際和平，以及建立「以規則為基礎的秩序」。

 

政治前景一片光明，經濟展望同樣樂觀。1980年代後期，自由市場基本教義派在各個「意氣風發」的自由民主國家中已站穩腳跟。畢竟，證據明確顯示，市場經濟的表現大大優於中央計劃經濟。市場經濟似乎不僅更能促進創新，也更能提供人們想要的商品和服務。對許多人來說，似乎很容易就能得出這個結論：市場越不受束縛，就越能產生創新和經濟活力。

 

但這類論點很容易輕忽一個事實，那就是當美國表現優於蘇聯之時，美國經濟其實受到嚴格監管。美國政府積極支持創新，不僅補助研發，也設定技術發展方向。強大工會和最低工資有助於將互惠規範制度化，確保工人薪資跟著生產力一起成長；而財政政策則透過財富再分配，從富人手中轉給窮人和中產階級，縮小社會不平等差距。

 

自此以後，經濟和政治自由主義遭到大規模廣泛的反彈。在美國和世界各地，人們對民主越來越不滿意，尤其是年輕一代已越來越傾向左派，或傾向右派威權政權。在大西洋兩岸，已有越來越多聲浪鼓吹新式社會主義，或完全放棄經濟成長。

 

這是知識分子的危險轉向。經濟及政治自由主義的想法難免有誤判之處，但上述提議背後的核心假設更有過之而無不及。正如敝人的研究顯示，無論是就歷史或近數十年經驗看來，民主政體的表現確實一直都優於非民主政體。民主政體不僅能帶來更強勁的經濟成長，還能為公民提供更好的醫療保健和教育，尤其是最劣勢族群。

 

這些好處是無從否認的，但這卻並不代表民主的興起是必然的。民主需要努力，而維持民主的過程總是會受到質疑。民主制度必然會削弱精英和獨裁者的權力，進而遭到後者的抵制。民主治理需要妥協，對於存在種族或宗教衝突歷史淵源的社會而言，可能是一項艱鉅挑戰。

 

民主還需要積極和充分知情的公民。但在主要電視和社交媒體頻道經常散布假新聞，而公民參與又遭忽視時，這將越來越難以實現。例如，在美國於阿富汗和伊拉克進行長期、代價高昂的「永久戰爭」期間，絕大多數美國公民被鼓勵繼續生活，彷彿戰爭與他們沒有切身利害關係。

 

我們也知道，中央計劃經濟鮮少成功，尤其是在助長創新方面。歷史上不乏這類案例，國家或強大機構對創新施加過多控制，因而導致經濟成長受挫。在貧困仍然普遍存在的世界裡，經濟成長仍然是道德上的當務之急，因此市場仍然是解決問題的關鍵。但這不是說不受約束的市場就能可靠地把創新引到社會期望的正軌，事實上，市場經濟在受到適當監管時，運作得更好。

 

無論是不受約束的經濟自由主義或某種開明式的社會主義，這些由極端分子提出、看似簡單的解決方案都不會奏效；但在我們有新典範可思考未來之前，這些將深深影響公眾輿論和政策辯論。

 

（翻譯：吳巧曦，責任編輯：楊淑華）

 

© Project Syndicate 

 

（原標題為《In Search of a New Political Economy 》



In Search of a New Political Economy
Apr 7, 2023 DARON ACEMOGLU
The late-twentieth-century assumption that democracy and markets would ultimately triumph everywhere has since been met by an intellectual backlash that is even more wrong-headed. To chart a better path forward, we will need to revise our thinking in several policy domains at once.

BOSTON – When Francis Fukuyama published his famous 1989 essay, “The End of History?,” he captured the mood in many Western capitals at the time. Not everybody agreed with him that “the endpoint of mankind’s ideological evolution” had been reached, but few could deny the resonance of his message. In anticipating “an unabashed victory” for “economic and political liberalism,” he was channeling both the emerging policymaking consensus and what had already become the standard approach in much of academia.

This late twentieth-century consensus rested on two distinct but synergistic pillars: political liberalism and economic liberalism. In the political domain, democratic institutions had the wind behind them and seemed to be taking root inexorably.

Humanity had been subjected to authoritarian despots and outright lawlessness for much of its existence. But ever since democracy had been “invented” in its modern form, the idea had been spreading around the world. Following the exhaustion of the alternatives (absolutism, fascism, communism)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many Westerners concluded that their model would ultimately triumph everywhere, even in places with little or no democratic history, such as the Middle East. Ordinary people would demand a voice, and even iron-fisted autocrats would not be able to resist the implications of this “Western idea.”

凯梅尔·达隆·阿齐默鲁（DARON ACEMOGLU），出生于土耳其伊斯坦布尔的美国经济学家，现任麻省理工学院应用经济学教授，2005年度美国经济学会约翰·贝茨·克拉克奖获得者。 阿齐默鲁因他在政治经济学上的研究而得名。他撰写过上百篇论文，其中有许多是与他的搭档西蒙·约翰逊和詹姆斯·罗宾逊共同创作。 维基百科

出生信息： 1967 年 9 月 3 日（55 岁)，土耳其伊斯坦堡

国籍： 亚美尼亚， 土耳其， 美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