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住在费城郊区的日子还是很美好的，一边在一家大公司做小萝卜头，一边养大了儿子，把他送进了大学。回想起来，很感谢东部开放的文化环境。感谢我的邻居们，尤其是隔壁邻居缇尼和费欧夫妇。

我们东部的房子买在一个比较成熟的社区，房子都是六十年代建的，街道很宽，树木高耸入云，葱茏茂密，房子隐蔽在一片片亭亭如盖的树林里。每个房子占地面积约半公顷，搁现在可以盖不止三幢房子。房子的车库门都是拐个弯进去的，车道比较长。有一年东部大雪，清扫长长的车道，把我累惨了。社区内有五个小公园，一所中学一所小学。买这里的房子，主要是为了儿子能方便走路上学，我下班的时候不至于心急火燎地往家赶。

我家住的那条街上，大部分是几十年前搬进来的老住户，新住户没几家，孩子比较少。对门住的是安娜和凯文。安娜和我供职在同一家公司不同部门，我们后来成了朋友。凯文原来也是同事，被裁员后一直没找到正经工作，闲散在家。他们的儿子尼克和我儿子同岁，两人一见面就朋友上了。我一直保留了一段他俩录的录像，画面上只有一只小乌龟，背景是两个小子嫩声稚气的对话。他们俩一边在街上溜乌龟，一边讨论安排着乌龟的锦绣前程。

我家隔壁邻居，就是缇尼和费欧了，他们当时七十多岁。

缇尼和丈夫费欧，住在这里几十年了，在这幢房子里养大了三个优秀的儿子。儿子们都在常青藤大学念书，念到最高学位，有一阵子三个人同时都是在校生。一次拿出三个人的学费，估计数目一定相当可观。老大是哈佛MBA毕业，做了公司的头儿，又抛家舍业去沙特阿拉伯追求理想。他精通多种语言，居然还学了一些中文。当年我父母探亲时，有一次我看见他和我父亲两人在路边比划着说中文，各说各的，谁也不明白谁。老二在加州伯克利大学做教授，教一门很高深的偏冷学科，来探亲时缇尼专门喊我过去，很自豪地介绍我认识。老三是位资深记者，电视上辩论的时候，经常看到他口吐莲花地在试图说服对方。但凡老三出镜，缇尼会事先打电话通知我。我会按点儿打开电视坐下来认真看，因为看完还要给缇尼汇报观后感。老三住在隔壁州新泽西。费欧周日上班时也住在新州，老三离婚后回来和他同住，他们家新州也有房产。

这三个儿子都长得人高马大，气宇轩昂彬彬有礼，举手投足之间充分显示了良好的家教，就是我们常说的别人家的孩子。

费欧是一位令人尊敬的人，年轻时是个中长跑运动员，连续多年全国冠军记录保持者，靠奖学金念了大学和硕士。毕业后多年做企业管理，后来领导一个政府工程项目，为低收入家庭盖房子。再后来是新泽西州一个郡的党主席，国会议员，美国选举委员会成员（Electoral college) 。总统就职仪式上，费欧和他家老三都在主席台上就座。可是那天天气特别冷，本来一月份首都就冷，那天好像创纪录的冷。费欧他们六点钟就得入场坐在主席台上，仪式要11点钟才开始，西装革履又不那么经冻，结果仪式还没开始，年届八十六岁的费欧就扛不住回酒店了。最后和我们一样，在电视上看了宣誓仪式。费欧鞠躬尽瘁，一直工作到生命的最后一分钟，八十八岁生日的前一个月，心脏病发作死在上班的会议中，实现了自己穿着靴子离世的诺言（dying with his boots on)。费欧的葬礼很隆重，几任州长和很多头面人物都出席了。

费欧平时只是周末回家，周一再开着庞大的凯迪拉克回新泽西上班。他说年纪大了反应慢，需要开一辆比较经撞的车。有一天晚上九点左右，我听到有砰砰的声音像枪声，就打电话问缇尼是否也听到。没过一会儿听见有人敲门，只见费欧全副武装，扛着长枪，带着他家巨大的狗，说他已经巡视了我家后院，一切平安，我可以安心睡觉了。我当时挺感动，过后想想，费欧那个年纪，得亏那天没事儿，不然我的罪过可就大了。

老房子的电线一般都在外面，风大时会刮断，所以有时候会停电。我家是电炉子不能做饭，缇尼就会送来炸鸡和咖啡，她家是煤气炉不受影响，她知道我是离开咖啡没法儿活的人。他们家永远有一把我家的大门钥匙，因为我儿子曾经无数次忘带钥匙进不了家。

缇尼在养大三个儿子后，42岁的年纪去念了硕士，又去了公司工作。退休后一直与时俱进，每天看纽约时报和各种杂志。报纸上一有风吹草动就打电话给我，问，你们公司是不是又要裁人了？每次我躲过一劫，第一个报平安的人必须是她，不然她会睡不着觉。有一次我送她去火车站，刚把车开出车库，看见缇尼走过来。八十多岁的缇尼，头发高高地盘到头顶，脸上略施粉墨，依然是明眸皓齿。穿一件百宝莉风衣，小腰束得紧紧的，脚穿半高跟鞋，手里拎一个搭配的百宝莉手提箱。简直就是个杂志封面上走下来的模特儿，和平时居家完全是两个人。她说去参加孙女的毕业典礼，下车后没有时间捯饬。但是后来我陪她去做白内障手术时，她也捯饬得像是去见情人。每年的各种大小选举，就算是学区投票，缇尼都是积极参与。每次穿好衣服画好脸等我下班，然后一起走到附近学校去投票。她是一个仪式感很强的人。我事实上很同意她，自我管理永远是女人的课题。

费欧去世时，缇尼很平静地打电话通知邻居，我们不约而同地都去了她家。她一脸淡定，看不出任何悲伤，就像费欧去开会了一样，平静地告诉我们有多少政界要人打电话致哀了。我准备了一堆安慰她的话都没用上。邻居们在一起说说笑笑，回忆费欧灿烂的一生，和生活中的糗事，就算完事儿了。

但是缇尼的生活平衡打破了。费欧一直干所有的粗活儿，八十七岁仍然坚持割草铲雪买菜。现在明显缇尼干不了这些。我和邻居们分担了一下，安娜和我轮流带她买菜看大夫。缇尼活到八十几岁都没有自己的家庭医生，她基本上不看病。她说看大夫是为了开止疼药，她哪儿都不疼不需要大夫，后来真有事儿了，才要了我的家庭医生电话。再后来有什么事儿医生会打电话直接联系我。有一回缇尼住院，我和安娜一起去看她。发现她说话重复，意识开始不太清楚了。出来后坐进车里，我和安娜都沉重得半天没说话，心里都明白这意味着什么。

那是最后一次，我们三家近邻坐在一起。

缇尼的儿子们不同意她单独生活。老大说，一个人的生活不能建立在麻烦别人的基础上，坚持把缇尼搬到了老三的新泽西州家里。没过几个月，缇尼就病了，感冒引起肺部感染，住院了一周，医院说老人家的时限已到，可以回家了。于是家人和亲戚去告了别，三天后缇尼就这样走了。

老三打电话给我的时候，我整个人都呆住了，啥也说不出来。活蹦乱跳的缇尼就这样没了。像杂志上走下来的模特儿一样优雅的缇尼就这样没了。她走之前给我的拥抱，温暖还在，电话里她欢乐的声音，仍在我耳边缭绕，我和安娜已经安排好了周末去看她，就差这么几天，无缘再见。

我平静后，又打回电话给老三，问他缇尼走之前的详情，她知道不知道自己时日无多？有没有害怕？有没有痛苦？老三说从医院出来时，她就明白自己的大限已到，很平静很安详地走了。我最后又问，她有没有提起过我。老三顿了一下，声音有点哽咽，说，她经常说起我和儿子，邻居十几年，我们是她生活的一部分 。

我这时候手拿着电话，已经泣不成声。

缇尼和费欧是一对黑人夫妇。

当年买房子的时候，全社区仅他们一家黑人。他们试过别的地方，很多地方都不允许黑人和白人混住。缇尼说，公交车上只有后面几个座位允许黑人坐，很多饭店都不允许黑人用餐。难以想象，在1964年美国通过平权法案之前的四十年里，年轻的缇尼和费欧出门旅行时，都要带着那本“黑人旅行指南”的绿皮书，小心安排时间，因为有的地方天黑之后不允许黑人出现。

尽管经历了那样的年代，和难以置信的艰难困苦，他们俩一生的成就，所受的教育，达到的高度，培养出的优秀儿子们，都让我对他们无比尊敬。

要知道，费欧是直接从黑奴家庭里走出来的第一代，他的父亲当年还是黑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