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一些传世的诗词作品，很多爱好文学的人都往往惊艳于它的美，却因为诗词格律的严格格式让人望而却步。我也羡慕很多网友作的一手好词，感慨若是自己能掌握就好了。所以最近蠢蠢欲动也想尝试一翻。但是看到一些网友对新人作品的尖锐批评，心里也会打鼓。
能完全依韵依格写当然是好的，这被某些网友形象地称之为戴着镣铐跳舞。但是一个新手能跳舞就不错了，如果非要戴上那么紧的枷锁，实在是有点儿强人所难了。如果社会上批评思想严重的话，这只会让学习者越来越少，很有可能让这老祖宗传下了的技艺最终消亡。我于是产生了想深入了解下的念头，是不是有一种可能，在既保有原有优美主旋律的基础上，搞些变化创新的可能，是不是非要那么死守格式？
本着自己学习也让和我同样的新手朋友更多的了解诗词格律，我做了一点点的研究。写出来与大家商榷。
首先简单说一下诗词格律的历史。诗词格律诞生于魏晋，成型于南北朝齐梁时代，成熟于唐宋。我以“水调歌头”为例，这个曲牌或者词牌，却是隋炀帝所创。唐代开始兴起长短句，北宋时期继承和发扬了唐代的文化传统，唐人依律作诗，宋人则依曲填词。因而，著名曲牌《水调》就有了这么多新词，也得了这么多词牌名。《水调》为何定调为“水调歌头”

此处所说的“定调”有两层含义，其一是依曲谱而确定了词牌的格律。其二，是“元会曲”、“台城游”、“凯歌”、“水调歌”、“花犯念奴” 、“花犯”为何都不会大多数诗词爱好者所知，只有“水调歌头”成了最终的“公知”。


《水调歌头》是一个多体多变的词牌，各个词人通过对这个词牌的创新，形成了不同的体式。我查了比较著名的有八体：毛滂 周紫芝 苏轼贺铸 王之道 张孝祥 刘因 傅公谋

这几位词人都在《水调歌头》词牌上作出了自己的贡献。以下是他们的时间顺序：
苏轼（北宋） → 贺铸（北宋） → 毛滂（北宋） → 周紫芝（北宋末-南宋） → 王之道（南宋） → 张孝祥（南宋） → 刘因（南宋末-元初） → 傅公谋（元）

这些词人虽然都采用《水调歌头》词牌，但他们的风格随时代背景和个人风格有所不同，形成了丰富的体式。

说了这些历史不难看出，词牌是一直在发展变化的，不是一成不变的。同一个词牌的格律也不是只有一个格式，有很多很多个体式，是经过后人不断发展创新形成的。


在你要求后人要严守格式的时候，创新这个新体式的作词人他在守谁的格式？


其二，中国古代的歌曲创作，与现在的诗词谱曲是一回事，最先是以诗词制成曲子，以便传唱，因而，诗也叫“诗歌”。古代宫廷演奏大曲，在曲中填词，载歌载舞，其场面十分壮观。文词曲牌，便因此诞生。


依曲牌或者词牌填词，犹如现代按照歌谱作词。比如，歌曲《化蝶》就是按照小提琴协奏曲《梁祝》的最后一章填词而成。依照曲牌演变为词牌的说法，《化蝶》若是作为一种词牌，就可以叫“梁祝尾调”。现代的音乐人也有很多喜欢把一些名曲玩改编的。也就是说曲调也不是不可改的，很多曲在改编过后别有一番风味，有的甚至更胜原创。

这里要注意一点：利用成名词曲的主旋律改编后的曲子，署名还得是属于原曲。（现代版权法要求必须征求原作者的书面同意），年代久远的没有版权法保护，但是改编还是会写原词牌名，我个人认为是对原著的尊重。所以挂羊头卖狗肉之说，虽然说没有什么大毛病，但是肤浅了。

或许每个词牌名最初可能只是固定的音律和格式，但在历史演变中，随着不同词人的创作，这些词牌名也逐渐产生了不同的体式或变体。由上面举例事实可见，古代的诗词创作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很多经典的词体也都是在不断创新中发展出来的。如果当时的词人都拘泥于既有的格律，不敢尝试创新，那么这些多样的体式就无从产生，也不会有丰富的词牌变化流传至今。


另一方面，诗词的格律规则确实提供了一种美学上的和谐感，特别是在传统文学欣赏中，人们往往习惯于从韵律、结构等方面去感受作品的意境和韵味。因此，对于某些词牌名的固定格式，很多人更倾向于保持这种传统，以避免混淆和失去原有的节奏感。这也许就是某些诗词爱好者会主张“严格按照规则写”的原因所在。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创新就要被排斥。历史上的名家如辛弃疾、苏轼、李清照等人，他们的词作中就有很多破格的创新之举，甚至开创了新的词牌体式。正因他们的创作灵感与个性表达才使得词的体式丰富多彩，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创作空间。

所以，我们可以将传统格律视作一种基础或参考，而不是禁锢。喜欢守规矩的词人可以严格依照传统，而有创新精神的词人也可以在其中自由发挥。通过这样的多样化实践，诗词这一古老艺术才能在现代焕发出新的生机，继续影响和感染更多人。这也是自由文学的自由之体现，只有不断创新才是社会和时代进步的驱动力。

贴主:无心上床于2024_11_04 6:31:49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