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崛起是否威胁到西方的技术领先地位？北京是否正在科学技术领域走向称霸世界？《国防一号》的这篇文章讨论了中国近年来取得的科技突破，强调了北京科技发展面临的政治障碍。

东方和西方领导人的​​想象力都被中国将成为主导世界的科学强国的未来形象所占据。北京已经开启了中国科学规划的最新篇章——“十四五”规划，基于中国在科技和学术指标方面的强劲表现，以及在人工智能、量子计算、高超音速飞行等尖端技术领域的进展。中国目前正在谋求实现2016年“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中提出的两个重要飞跃：到2035年跻身创新型国家前列，到2050年成为“世界科技创新强国”。

事实上，所有这一切都激起了美国人呼吁政府做出回应，以保证美国在科技进步方面的领先地位。美国内出现了无数文章和报告，称此事为新的“人造卫星时刻”（第一个人造卫星由苏联人在美国人之前发射进入太空时，这促使华盛顿改变了许多科学和研究政策，以赶上莫斯科并在登月竞赛中击败它）。他们还将正在发生的事情描述为更广泛的美中战略竞争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反过来又引发了一系列新的建议和政策倡议，从国防部增加研究支出到最近在国会与中国就竞争法案进行辩论。

中国实现其愿景的能力取决于任何政府必须就其科学和创新政策回答的问题：为了实现国家目标，监管和监督科学研究的最有效方法是什么？也就是说，政府如何为科研界提供最佳支持，培养科学人才，利用科技力量实现国家目标？

中国道路上的障碍


蓝路实验室（Blue Path Labs）最近一份关于中国航天研究院的报告显示，回答这些问题并不像北京希望的那么容易。在研究北京在科技规划、运营和融资方面的方法时，报告作者发现，尽管中国近年来已经取得了令人瞩目的科学成就，但它存在许多阻碍其成为全球自主创新强国的结构性问题。其中包括基础科学研究与技术发展之间的不平衡，自上而下的管理将党对科技领域实际政策的控制置于优先地位，并侧重于量化指标来评估表现。

19世纪，鸦片战争中的一系列惨败向中国领导人展示了忽视科学技术发展的可怕后果。在也许是第一本关于西方的重要著作《海国图志》中，中国研究员和官员魏源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想法。这里的“长技”多半是指“战舰、枪械和练兵方法”，因此中国采用西方技术作为“民族解放”的“手段”。

这种功利主义观点在今天仍然有效，并对中国的科技政策产生了重大影响。例如，在研发中过分强调研发，以牺牲对创新和科学突破至关重要的基础和应用科学为代价。近年来，基础和应用研究占美国研发支出的36%，而中国仅占17%，2018年美国研发支出达到2115亿美元，是中国510亿美元花费的四倍。的确，这种困境得到了中国共产党的承认；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本人表示，中国对基础研究的重视程度太低，无法取得原创性、变革性的科技突破。然而，这种不平衡仍然存在于中国的政策和战略中。

此外，中国仍然采用高度集中的“全民”方式进行科学研究，这种方式受到马克思列宁主义自上而下文化的影响，该文化优先考虑共产党对研发政策的控制。中国已故领导人周恩来曾说过：“科学并不能脱离政治，而且为政治所支配，所管辖”。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最近强调了党对科学、技术和发展系统各个方面的控制和领导，宣布党对科技政策的严格控制“为推进中国科技创新事业提供根本政治保障”。

研究自由是西方科研机构的主要特征，但在中国科技领域仍是一大盲点。简而言之，中国在追求科学真理无论其走向何方的能力方面存在相对不足，因为无论科学真理走向哪里，技术进步终将到来（再次反映了以牺牲科学创新过程本身为代价的对技术应用的兴趣）*。中国对自上而下、集中式科技计划的偏好不仅扼杀了创新渠道，而且还认为进步可以由大规模动员和大型研发项目来决定。当然，规划可以促进技术进步，但科学进步容易受到质疑和批评，而北京的长期发展规划通常是墨守成规的，无法应对意料之外的科学突破，这通常会使中国研究人员落后于全球同行，后者的转型速度比五年计划要快。

所有这些因素都导致系统过度关注绩效评估和人事决策的量化科技指标。虽然定量指标提供了有用的进展衡量标准，但这些数字并不总能说明真正成功的政策。例如，中国的专利数量迅速攀升至世界第一，在科学期刊上发表研究成果跃居世界第二；这给人的印象是中国的科学主导地位即将到来；可以向中共领导人报告，也可以被西方专家引用。

仅有数字是不够的


然而，对数字的狭隘关注隐藏了一系列严重的问题。“学术垃圾”的现象越来越普遍，无用的论文堆积成山，其发表纯粹是为了考核，而不是为了在学术领域取得进步。一项调查显示，93%的研究人员表示，他们发表论文的主要动机是满足某些要求。更严重的是，它导致了学术不端行为的蔓延，包括剽窃、伪造成绩和利用人际关系获得晋升。根据著名科学期刊《自然》发表的内容，在一个令人震惊的案例中，107篇文章被从《肿瘤生物学》上撤出，当时发现这些文章的“同行评审是捏造的，许多论文是由伪造公司（被称为‘论文工厂’）*生产的”。

结果是科学政策严重低效，即使根据中国政府自己的统计，北京在研发方面的巨额投资回报率也非常低。根据中国政府制定的标准，中国政府资助的研发所产生的技术“转移和转移率”（衡量导致实际技术开发和创新的研究比例的指标）*小于10 %，与发达国家的40%和50%相比微不足道，这表明中国的研究成果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创新成果的能力不足。

这一切都不能削弱中国过去一代人在科技领域取得的巨大成就的重要性，并且预计他们将在下一代取得同样重大的成就。事实上，中国的政策制定者最近开始认识到科技领域的许多不足并努力改进它们，他们制定了未来五年更加慷慨地支持和资助基础研究的计划，他们也开始着手解决有缺陷的研究评估机制，寻求平息有害的出版行为并提高整体研究质量。

然而，最大的问题可能在于制度本身。将科学界从执政党和官僚机构的影响中解放出来的建议被公开忽视，很难看出这些政策如何与中国日益压制的政治环境共存。此外，专制体制难以吸引国外研究人员，也难以招募和留住他们，以便他们乐于以中国为家，为在全球范围内建立科学和创新体系做出贡献，这类似于加利福尼亚州硅谷在过去二十年经历的事情。归根结底，人力资本一直是科技大国竞争的核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