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1979年12月苏军入侵阿富汗，国际主流舆论大多倾向于苏联野心勃勃而又穷兵黩武的观点。这种观点认为，苏联一直有控制阿富汗的野心，从1973年达乌德罢黜查希尔国王的“七·一七政变”、到1978年人民民主党推翻达乌德的“四·二七政变”、再到1979年指使塔拉基暗杀阿明的“九·一四政变”，都是苏联为了防范阿富汗倒向美国而发动的政变，其目的就是为了保证阿富汗绝对听从苏联。

更有甚者，有人甚至搬出了史学界尚未证实的“彼得大帝遗嘱”，将遗嘱第九条的“南进战略”作为苏联领导人的意识幽灵，解释苏联出兵的动机。

应该说，这些只是苏联占领阿富汗的次要方面原因，并不能完全解释苏联为什么早不出兵、晚不出兵，偏偏要在1979年12月出兵。要知道，从1978年到1979年，无论是塔拉基还是阿明，都强烈要求苏联派兵协助保卫人民民主党政权，却屡遭苏联拒绝。即使是在1979年3月的赫拉特事件后，阿富汗反政府武装星火燎原之际，苏联也是按兵不动。

且不说苏联是否真的是三次政变的幕后策划者，就当苏联真的希望阿富汗成为盟友，那莫斯科为什么不直接派兵帮助人民民主党打击反对派武装，而要出兵推翻摇摇欲坠的阿明政权呢？要知道，阿明上台后的政权核心力量仍然是人民民主党，仍然和苏联有着共同的意识形态基础。相反的是，阿富汗反政府武装有西方国家和伊斯兰国家支持，那些国家才是真正强烈反苏的。
有的观点认为，阿明上台后便下定决心倒向美国。这一点与史实不符。自1979年2月14日美国驻阿富汗大使遇害事件后，美国政府对阿明深恶痛绝，全心扶持阿富汗反政府武装，并加大对巴基斯坦的援助。面对这种形势，但凡一个思维稍微正常的政治家，他都不敢指望通过公开倒向美国，就能在短时间内获得美国支持，更不可能为了一个近期无法实现的目标，就公然得罪苏联。

有的观点认为，阿明上台后，阿富汗与苏联决裂。这一点也与史实不符。阿明在1979年唯一的反苏表现，是命令他的外交部长向新闻界公开苏联驻喀布尔军政外交人员参与“九·一四政变”。这件事充分证明，阿明在表达对苏联的愤怒时是“点到为止”的。他没有自己亲口说，而是派部下说；他没有说是克里姆林宫指使了政变，而是用“告底下人状”的方式向莫斯科喊话。

所以，苏联会在1979年10月至11月，陆续召回驻阿富汗大使、驻阿富汗总军事顾问、克格勃驻阿富汗代表和苏共中央国际部驻阿富汗代表，向阿明示好。在双方都有台阶下的时候，阿明不需要、也没必要和苏联彻底决裂。况且，阿明始终欢迎苏联出兵协助阿富汗军警维持治安，还寄希望苏军派兵保卫他的新官邸达鲁拉曼宫。如果阿明决心反苏，是不会引狼入室的。

既然阿明没有“反苏投美”的现实表现，那苏联领导人派兵占领阿富汗岂不是脑子进了水？当然不是，苏联领导人不至于昏庸到那个地步，他们做决策的主要依据正是1979年的国际形势变化，至少包括六个因素。

第一，伊朗因素。1979年的伊朗伊斯兰革命为穆斯林世界提供了第四种发展道路，这种道路不同于海湾国家的君主制、不同于土耳其的西化道路、不同于阿拉伯国家的“阿拉伯社会主义”道路。毋庸置疑，阿富汗西部的什叶派反政府武装受伊朗影响很深，同时，伊朗伊斯兰革命对苏联中亚地区也造成了强烈的意识形态冲击。苏联需要在阿富汗建立“隔离带”，防止伊朗伊斯兰革命思潮向苏联中亚地区蔓延。

第二，美国因素。《苏美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条约》签订之后，美国国会迟迟未予批准。与此同时，苏美第三阶段限制战略武器谈判进展很不顺利，其标志事件便是勃列日涅夫于1979年10月6日在东柏林发出的“裁军建议”被卡特总统拒绝。而且，美国以巴基斯坦为基地，在1979年愈来愈公开地支持阿富汗反政府武装。阿明政府明显招架不住。苏联需要抢在阿明政府垮台之前，以卡尔迈勒取而代之，结束阿富汗内部的“大清洗”，维持阿富汗人民民主党的统治，防止阿富汗再次发生政权更替，变成美国反苏的盟国。

第三，北约因素。1979年9月，美国政府通报苏联驻美大使多勃雷宁，卡特总统将向北约盟国提议，在西欧六国部署美国的“潘兴”Ⅱ型新式中程导弹，作为对苏联在东欧部署SS-20导弹的回应。根据苏联方面掌握的各国外交情报，北约各国很有可能通过美国的提议。12月12日，北约外交部长和国防部长联席会议正式决定，从1983年开始部署相关导弹。同一天，苏共中央政治局最终决定出兵阿富汗。12月13日，苏军成立派驻阿富汗最高指挥机构“作战指挥组”。12月14日，国防部第一副部长索科洛夫元帅走马上任，担任组长。

第四，中国因素。1979年4月3日，中国政府正式照会苏联，表示《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不再续约，令苏联方面十分恼怒。1979年9月27日至11月30日，中苏两国外交官在莫斯科举行了五次预备会议和六次正式会议，仍然未能就实现两国关系正常化达成协议。此外，1979年下半年，中国继续保持着对越南的军事高压态势，通过支持柬埔寨抵抗运动，令越南在南北两个方向承受军事压力。作为越南的盟国，苏联必须施以某种形式的援助来减轻越南的压力。于是，苏联想到进军阿富汗，震慑中国的盟国巴基斯坦，同时向中国示威，为越南和印度打气。

      
      第五，中美结盟因素。1979年8月，美国副总统蒙代尔访华。据苏联方面掌握的相关情报显示，美国副总统答应向中国提供大量贷款，包括向美国购买武器装备的贷款。克里姆林宫认为，这是中美结盟共同反对苏联的标志。所以，苏联想到向南进军，兵临巴基斯坦边境，同时吸引中美两国的注意力。
第六，阿富汗因素，当然，这是最重要的。九月政变后，阿明政权对于苏联最大的威胁不是可能倒向美国，而是无力向苏联提供一个形势稳定的邻国，更别说提供一个稳固的盟国了。阿明掌权并没有改变人民民主党摇摇欲坠的现实，一旦人民民主党垮台，阿富汗极有可能陷入群雄逐鹿的局面。与伊朗交好的阿富汗什叶派、与巴基斯坦交好的阿富汗逊尼派、受美国援助的反苏政治派别、与苏联中亚民族同族的塔吉克族和乌兹别克族等部族武装，以及国王时期和达乌德时期遗留的对华友好人士，这些人无论谁雄霸一方，都是苏联卧榻之侧的梦魇。

出于对这六种外部因素的担心，苏联才会最终决定亲自出马。一方面，用卡尔迈勒取代阿明，另一方面，出动本国军队保护人民民主党政权，清缴阿富汗反政府武装，消灭一切可能被苏联敌国利用的阿富汗政治势力。

时任克格勃副主席、当时和后来多年经手阿富汗事务的克留奇科夫在苏联解体后写下了回忆录。也许，回忆录相关章节中的一番话可以作为苏联出兵阿富汗原因的一种解释：

“在作出给予阿富汗人民军事援助以推翻阿明的反人民政权的决定时，苏联政治局委员们的主导思想是什么呢？

对于阿富汗及其周围地区发生的事件，莫斯科决不能漠不关心。两国有着2500公里长的共同边界，阿富汗几乎有一半人口是塔吉克人、乌兹别克人和土库曼人，他们和中亚各共和国的民族属于同源民族；在边境的河流上拥有共同的水资源；还有双方互利的相当广泛的经贸联系。

苏阿共同边界具有重大战略意义，它可能成为和平与友好的纽带，或者与此相反，成为争执与纠纷的界线。对阿富汗，特别是对它的北部地区，美国、英国、德国和其他一些国家很感兴趣，他们采取各种手段，竭力削弱苏联在阿富汗的影响和地位。

国家安全委员会和情报总局收集到许多令人担忧的情报，说美国将利用阿富汗靠近苏联南部的边界地区，这是他们一项长期的军事计划。说到这，便让人回想起那个时代所特有的那场残酷斗争，事实上，我们当时正处于冷战最激烈之时，所有这一切都促使我们作出了出兵阿富汗的决定。

莫斯科明白，要减少南部对苏联的威胁，就得大量补充驻扎在中亚各共和国的军队，构筑一条造价很高的具有基础设施的防线，切实建立有战斗力的对空防御系统。今天所发生的事件证明，当时我们做出这一最坏的准备是有现实根据的。

伊斯兰因素令人担忧，莫斯科担心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在阿富汗占据优势以后，会很快扩展到苏联的中亚地区。苏联的穆斯林居民由多个民族组成，大部分伊斯兰教徒还是相当消极和被动的。

然而，并不是这些沉默的大多数人决定各共和国的社会政治气候，恰恰是那些少数人可以左右形势。他们在宗教领域活动积极，在政治上具有侵略性，穆斯林政治运动正是由他们组织和操纵的。这些宗教狂热分子的活动方式很多，其中包括武力反抗。

经验证明，任何最坚决的行动都不能阻挡原教旨主义者的活动，那些消极的大多数教徒对他们无能为力。东方学专家认为，如果在我们的边境出现一个被带有扩张主义倾向的原教旨主义分子控制的伊斯兰国家，马上会影响到中亚各共和国的形势，不可避免地出现紧张局势，造成灾难性的后果：导致流血冲突，个别中亚共和国瓦解，直至最终脱离苏联。”

在苏联内部，始终存在着主张出兵阿富汗的鹰派力量，代表人物是克格勃主席安德罗波夫和国防部长乌斯季诺夫。

安德罗波夫一直不信任阿明的“美国背景”。他认为，阿明早年留学美国时，有被美国中央情报局策反的可能。而且，克格勃直接主导了1979年9月“哈瓦那峰会”期间在喀布尔对阿明的暗杀，安德罗波夫不会同意阿明继续掌权。而国防部长乌斯季诺夫早在1979年3月的赫拉特事件时就主张苏军在苏阿边境集结“应急力量”，一直将出兵阿富汗作为重点备选项目。

这两位在1979年都是勃列日涅夫最为倚重的同事，他俩的强硬成为影响勃列日涅夫最后决定出兵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