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年前，我曾在济南停留几日，早上去公园里晃悠，一群老大爷闲坐聊天，讲的不是世界大事、各国局势，就是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还有各级人事调动，从省里到区里，简直是如数家珍。

这些对遥远的事情如此关心的老大爷们并非孤例，它有着深厚的基因。王笛在《显微镜下的成都》中写道：

“我们事无巨细地了解帝王将相的一举一动，对那些宫廷闱事、明争暗斗了如指掌。他们当然比一个默默无闻的普通人对历史更有影响。但问题在于，我们所面对的是占总人口99%以上的这些小人物，他们每天也在创造历史，只不过创造的方式不同罢了。我们不关心他们的情感、他们的生活方式、他们对世界的看法、他们的遭遇、他们的文化、他们的思想，因为他们太渺小，渺小到难以进入我们史家的视野。因此，我们所知道的历史是一个非常不平衡的历史，我们把焦距放在一个帝王将相、英雄驰骋的小舞台上，而对舞台下面千变万化、丰富多彩的民众的历史却不屑一顾。在帝王和英雄的历史书写主导下，我们把希望寄托在历史上屈指可数的明君贤相身上，普通个体则如沧海的一滴水，可有可无，似乎在历史上没有留下任何踪迹。”

在王笛看来，研究成都也面临同样的问题：

“尽管在过去，可以说几千年来关于成都的各式各样的资料都留存了下来，但是并不能说我们只用这些资料就能找回成都的真实的历史，中间会出现很多问题，其中之一就是过去的历史记录，关于政治方面的内容很多，关于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叙述很多，关于重要人物的记录很多，但是真正关于普通人、关于人们的日常生活到底是什么样的，我们却说不清楚。今天我们了解自己的生活，但是我们了解多少50 年前、100 年前，一个普通成都人是怎么度过他的一天的，他是怎么在街头上或茶馆里活动的？”

王笛认为，没有无意义的研究对象，无论研究对象多么平淡无奇，多么缺乏宏大的“政治叙事”，只要学会以“显微镜”解剖对象，加上贴近底层的心态和毅力，就可以从这些表面看来“无意义”的对象中发现有意义的内涵。

成都是一座先天就十分复杂的城市，它处于四川盆地的中心，四山环抱，处于长江上游相对封闭的地区。直至20世纪初，从中国东部到成都的旅途仍十分不便，虽不再像李白所叹的“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但交通闭塞的状况仍未真正改观。而另一方面，成都平原是中国西部最富饶的地区，西方旅行者称其为“绿色且心旷神怡之地”。王笛在书中提及：“在西方传教士所留下的旅行记中，这个地区到处是城墙环绕的城市和交易繁盛的乡镇。在华北，农民聚居村庄；而成都平原的农户居住模式却是散落的。在那里，农舍和祠庙隐蔽在茂密的竹林中。”因为富庶和商业集中，使得成都拥有相当庞大的市民阶层，共同造就着城市气质。



《显微镜下的成都》大致以四个部分组成：街头、茶馆、袍哥和麻将。街头意味着城市内部与空间，茶馆则是最具成都气质的微观空间，袍哥是社会秘密群体，麻将则是成都人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文化象征。

茶馆作为王笛一再书写的对象，在书中呈现着鲜活的面貌。比如早餐时段的茶馆：

“当这些小贩吆喝着经过茶馆时，不想回家吃早饭的茶客便摸出几文铜钱，叫小贩把点的小吃端进来，屁股不用离开座椅，早餐便已落肚。那时成都人最常吃的早餐，无非是汤圆、醪糟蛋、锅盔、蒸糕、糍粑、油条等，出三五文便可打发肚子。小贩们担一副挑子，一端是火炉，一端是食品佐料和锅盘碗盏，简直就是一个流动厨房。那些舍不得花这几文钱的茶客，这时把茶碗推到桌子中央，告诉堂倌不要收碗，回家吃完早饭再回来接着喝。堂倌也从不会因此做脸做色，哪怕茶客在家耽搁久一些，从从容容把早饭吃完，甚至还可以处理些杂事，几小时后回来，他的茶碗仍然在桌上静候主人。”

值得一提的是，上面这一段所描述的是1900年初，时代风云变幻，北京乃至北方都处于动荡之中，但信息封闭的成都仍然悠闲。在此后几十年中，同样的反差一再上演。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这种悠闲被视为“商女不知亡国恨”式的愚昧，但在王笛看来显然并非如此。

王笛认为，茶馆从来不是一个无所事事的地方，固然有人在里面休闲，但同样有人在此谋生，除了依托于茶馆空间而生的各种行业（如小商贩、掏耳和算命等），它还像一个小市场，特定行业会有自己的据点，在不同茶馆见同行、谈生意。他还引用了社会学家乔弗里·杜马泽迪尔对于“休闲”和“赋闲”的不同定义：“休闲（leisure）并不是赋闲（idleness），如果说赋闲是受雇工作的反义词，那么休闲不过是工作的另一端而已。”

大时代的变迁在茶馆中同样有所体现，它是成都人最重要的公共空间，也是成都社会变化的缩影。它除了休闲和商业的一面之外，也在政治变迁中发挥作用。更可贵的是，正如书中所言：

“在过去的50年里，他们所光顾的茶馆，他们视为理所当然的坐茶馆的生活习惯，竟一直是国家权力与地方社会、文化的同一性和独特性较量的‘战场’。他们每天到茶馆吃茶，竟然就是他们拿起‘弱者的武器’所进行的‘弱者的反抗’。这也即是说，弱小而手无寸铁的茶馆经理人、堂倌和茶客们，在这50年的反复鏖战中，任凭茶碗中波澜翻滚，茶桌上风云变幻，他们犹如冲锋陷阵的勇士，为茶馆和日常文化的最终胜利立下了汗马功劳。”

“如果我们认真考察这种活动的存在及其存在的环境，我们便不得不惊叹其韧性和深厚的社会土壤。许多事物在政治经济的变迁中，在国家的控制和打击下，在各种思想文化浪潮的冲刷下，都一个一个地消失了，但茶馆讲理却顽强地生存下来”。直至1949年后，因为提倡新的生活方式和娱乐，不再鼓励开茶馆、坐茶馆，到了文革时期，茶馆基本关掉，1978年后才重获新生。

微观史的可贵之处，就是它可以避开权力的导向与桎梏，去探寻普通人的生命和社会自发但却遵循客观规律的力量。书中让我感受最深的一句话恰恰关于这一点：

“当我们用学术之外的权力来捍卫一种学术观点时，我们就应该问问，如果一种学术需要权力来捍卫，这种学术是否还有存在的价值？”